近年来，金石拓片在收藏市场上的价值不断上升，碑版拓片的热度也在持续上涨，诸多因素带动了 " 金石学 " 这门古老学科的当代复兴。而回望历史，清代乾嘉时期是金石学的第二次高峰，从学术考订到金石拓片制作，从制定石刻目录到田野访碑，一大批金石学家鱼贯而出。薛龙春新作《古欢》在当代 " 金石复兴 " 的文化背景下著成，围绕乾嘉时期 " 访碑第一人 " 黄易展开，从黄易发现武梁祠入手，展开对乾嘉金石活动的生动记述。

在《古欢》这本书中，薛龙春以其自身明清书法史研究底色和多年习书经验为依托，辨识文字没有障碍，调动起了大量清人信札、书法、访碑图像、印章、拓片等资料（书中共计图版约 120 幅），描绘出了许多极富现场感的生动细节：如高官、地方官、幕僚、布衣、访碑人、掮客如何通过拓片联系在一起，通力合作进行文化活动；黄易如何利用山东本地的古碑拓本结纳友人，如何以征集题跋、刊印公布、绘制访碑图册等方式塑造其访碑第一人的形象等。特色鲜明的写作方式使得本书有着良好、流畅的阅读感。

白谦慎教授的《西方学术视野中的黄易及清代金石学》一文，点出黄易刚好处在西方几个重要学术议题的交汇点上——武氏祠、拓片的复制 / 艺术二重性，以及传统金石学如何由古董主义发展为现代史学。而薛龙春之所以选择黄易为观察对象，是因为他是贯通乾嘉学派上下层的中间点。白谦慎认为，《古欢》的写作勾勒出了一个充满细节的、很懂人情世故的黄易，艺术史研究最重要的是落实到精准无误的细节上。

在此前举行的《古欢》新书发布会上，中央美术学院尹吉男教授从宏观的角度讨论金石学与宫廷 - 民间收藏此消彼长的关系，他认为两次金石学兴起正是处在宫廷收藏的鼎盛时期。第一次是宋代金石学，大家之所以去访碑、制作拓片、学习碑刻书法，是因为墨迹本被大量地吸纳到宫廷中，导致民间没有丰富资源，只能从碑刻中学习。黄易所处的乾嘉时期，宫廷收藏达到了空前高峰。而金石拓片的收藏对传统的书画收藏产生了结构性影响：翁方纲、黄易等人自身的收藏趣味就具有二重性，他们既收藏书画，又将书画系统与金石拓片做对位，如书法对位成碑帖，绘画对位成汉画像。这种顽固的贵族收藏传统在乾嘉时期被金石收藏影响、冲击，最后多少得到了融合。就像《古欢》第五章 " 经典化 " 讨论的黄易对拓本的 " 包装 "，即是以书画系统的趣味拓展、强调了拓片的艺术性层面。

其次，黄易的故事像是一个幕僚的文化崛起史，是幕僚集团对金石文化的参与，这与过去讲的高级文官或上层官僚主导文化活动有很大差异，其中的变化非常值得探讨。总体上看，金石拓本自下而上流动，身份资本的流动方向则相反。

故宫博物院研究院秦明对于黄易周边的材料十分熟稔，他补充了黄易早年的成长经历、由拓《秋碧堂帖》逐渐形成了 " 精拓本 " 概念、他本人的监拓工作等资料，并指出黄易从未到达乾嘉学术讨论的核心，他名留青史的原因是为学术大厦提供了材料地基。黄易的介入改变了乾嘉学术在书斋里闭门造车的风气，使学者们知道做学术要访碑，要去田野里找资料。此外，黄易的各种访碑图具有很强的阶段性，50 岁前更多是画别人，装帧以大尺幅的卷轴居多；而到晚年时，访碑图成为了给自己的纪念性册页，有时候是用访碑的题材，来带出他的文人画的东西。黄易的众多访碑图需要在形态、风格上排序，并进行深入讨论。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谷卿提出了收藏者潜意识中关于玩物丧志的焦虑，为了克服这种焦虑，他们要不断强调金石是用来研究学问的，金石学承载和提供了知识与历史，不是古董主义的玩物。故而金石本身可能含有的艺术性，会被有意识地忽略掉。而黄易在很大程度上超越和突破了这种认识，他挑起了人们对于金石本身，甚至金石周边艺术性的关注和讨论，创造了一套关于金石的艺术话语，并一直影响至今。

然而，《古欢》并未满足于黄易个人史的描述，而是企图重构他收藏活动中的若干重要环节，而通过拓本题跋、翻刻、刊印、绘图等手段，黄易努力推动碑刻与拓本的经典化，这样的努力虽未必全部成功，但此类衍生品却意外地开辟出乾嘉学术崭新的文化景观，金石学由此由偏重铭文的学问转化为更具综合性——椎拓、装池、比勘、题跋、诗画、书法、鉴藏——的学问。而黄易赖以闪光的乾嘉金石学生态，也是本书的关切所在，不同层次的官员、学者、收藏家甚至是古董商，以拓片为纽带，完成了在金石发现、椎拓与传播上的协作，而以书信、题跋为载体，他们也为后人呈现了平等而严肃的学术交流。讨论乾嘉金石学的成就及其特色，当对观察时下文化风尚具有特殊意义。

《古欢：黄易与乾嘉金石时尚》

薛龙春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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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出版

深圳晚报记者 刘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