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老师新著《书架上的近代中国》汇集了他多年来写下的读书笔记，由 " 读史之道 "、" 家国之变 "、" 明暗之间 "、" 人文之思 " 四辑分别组成，记述、阐释和评价了传统士大夫以及新式知识人在近现代中国历史变迁中的身影与心路。

一部著作，从它遇到第一个读者起，就不再单纯属于作者一个人。读者对著作的阅读和理解，渗透了对这部书的诠释和延伸，他们与作者一道共同构建了它的思想与影响。书评就是这样一种阅读的参与方式和表达方式。有人说过，" 书评是一种艺术，像一切其他艺术一样，它的作者不但有权力，而且有义务，把自己摆进里面去；它应该是主观的，这就是说，它应该有独到见解。" 然则 " 欣赏一首诗就是再造一首诗；欣赏一部书，如果那部书有文艺的价值，也应该是在心里再造一部书。一篇好的书评也理应是这种‘再造’的结果。我特别着重这一点，因为它有关于书评的接受。无论是作者或是读者，对于一篇有价值的书评都只能当作一篇诚实的主观的印象记看待，容许它有个性，有特见，甚至于有偏见。"

唐小兵老师一直关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变迁史，带着这份兴趣与视界，他的阅读较多围绕着这一议题来展开。而在阅读的同时，他也悄然做着 " 再造一部书 " 的思考和评论，通过将碎散的想法化零为整，构成系统性的表述，这些文字颇能体现富有个性的 " 主观印象记 "。

例如他读杨国强所著《晚清的士人与世相》一书，就带着 " 试图理解 20 世纪知识分子之边缘化 " 的历史命题的疑惑，认为该书的 " 核心问题意识正是晚清的士人是如何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以及这一艰难的转型所折射出来的利弊与得失 "。唐小兵认为，" 在这个创深痛巨的士人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型过程里，士人赖以寄身的空间、借以言说的空间、义理与方式、心态、身份与价值重心都发生了转换，这种天翻地覆的转换深刻地标示了士人与近代知识分子之间的分裂 "，进而揭橥 " 新一代的知识人已经不再画地为牢，把自我约束在传统的义理范围之内，相反，在他们急功近利的心态与视野之中，传统的义理与道德成了阻碍中国近代化的绊脚石，而需引进西方的真理来救治中国之积弊。" 只是，过渡时代的知识人明显地 " 缺乏自主性和责任意识 "，其 " 言论品质之粗糙和士风之浇漓 "，表现在新式知识人 " 在预设了个己思想必然正确的前提下，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牵引事实（甚至是杜撰事实）来论证真理 "，以及 " 在所评论的事实的客观性与真实性都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形下，知识人的放言谠论即使可以轰动于一时，又如何可以取信于历史与良知？" 由是，唐小兵不无感慨却又十分坚定地提出，" 我们若检讨 20 世纪中国的历史与命运之多舛，则不能不更多地从反思与批判的立场出发来审视晚清这一段波澜起伏之历史 "，从中不难窥见他注重 " 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 " 和 " 秉持公正客观的态度 " 的史学方法和学术主张。

例如他读王鼎钧所著回忆录《关山夺路》。唐小兵近年来将研究重心放在左翼文化与中国革命，而《关山夺路》一书，以片段章节回忆左翼文学，曾用了相当的笔墨记叙读书会在革命动员中的角色，为史学增添了历史的细节。唐小兵趁赴美访学之机，到过纽约，拜访鼎公，当面受教，他在书中这样写道：

鼎公从一个特殊的视角指出，它（左翼文化）在文艺战线上一直都占据优势，对于社会生活有着特殊的解读方式。它所倡导的文艺作品，通常将社会成员分成穷人跟富人，并指出穷人有多种美德，富人则有各种罪恶。通过这样的方式，争取到左翼和大多数穷人的支持。这些文艺作品简单易懂，很容易接近大众。反观当时的国民党，对文艺并不重视 …… 随着时间推移，文艺副刊多被左翼文化人士占据。非左翼的作品不能发表，非同情穷人的态度不能见报。到后来，与左派相异的声音逐渐失去了在公共舆论中发声的空间。

这些观察和议论，" 对照夏衍的《懒寻旧梦录》以及左翼作家的《左联回忆录》皆可验证 "，足见 " 当时左翼知识人确实利用了上海的各种报刊的副刊空间来延展扩大左翼文化与艺术的社会影响力，吸引了一大批中小知识青年。" 因而作者认为，王鼎钧 " 无意充当历史审判者，也不愿仅做一个无所用心的围观者 "，文学的训练使他留心世相，始终保持锐敏的感觉，善于捕捉生活的细节，有经历也有能力做一个历史的见证人，" 给出有温度的、能够感通和同情的历史写作 "。而可贵之处尤在于，" 这种抒情的历史写作，又在最大程度上保持了一种节制和自省，避免了感情泛滥无归甚至扭曲事实 "，唐小兵对王鼎钧其人以及回忆录其书的理解与概括，是不是也是他一贯心向往之的史学境界呢？

" 世界有这许多纷歧差异，所以它无限，所以它有趣；每篇书评和每部文艺作品一样，都是这‘无限’的某一片面的摄影。" 一篇好的书评完全能够脱离原著而独立存在，它可以表现自己的个性，流露自己的风格，展示自己的思想与情怀，予人启迪，" 原书有时只是一个引子 "。我想，这是《书架上的近代中国》之所以可读的理由之一。

这本书评集记录了作者在过去几年间的读书感悟与思想心得，迹履清晰，洋洋可观，因而它也有着另一个名字，称之为 " 一个人的阅读史 "。不过，翻阅该书不难发现，这又是一本不仅仅为了自己而写的书，作者有意借助该著倡导一种 " 严肃阅读 "，引发讨论。开卷有益乎？这本书试图告诉我们读什么书和书怎么读都是需要认真审视的命题。作者认为，" ‘严肃’既包括其阅读的选取文本是严肃而真诚的 "，同时，" ‘严肃’也指阅读的方式是极为严肃的 "。他深知在如今这个多元开放的时代，" 阅读的文本、阅读的方式乃至阅读的目标，都是由个人的偏好与惯习所决定，任何他人都没有足够的正当理由来进行臧否或指责 "。然而他知其不可而执意为之，提出 " 严肃阅读 " 的理念，也正因这个时代 " 伴随各种新媒体空间的崛起，中国人的阅读发生巨大却未必深刻的转向 "，他担忧读者会普遍性地落入轻薄浮躁的阅读方式之中而缺少 " 抵抗感 "。在作者看来，" 阅读是让人回归一种自然的灵性与深度的潜沉 "，它 " 关涉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公共生活的构建、历史记忆的形塑和心灵生命的滋养 "。正由于此，作者特意区分了阅读的目标只是为了 " 追寻当下的快乐 "，还是为了 " 丰富对历史与世界的认知 "、" 滋养自我心灵 "、" 锤炼思想能力 "，关怀者大，所虑不可谓不深远。昔日潘光旦在 " 学问与潮流 " 间论述读书为学之道，有过如下的提醒和倡议：

依我们看来，潮流就是风尚，他们是不一定有价值的。尤其在这个只普及识字而未尝普及教育的时代，一种思想，一件货物，可以因普遍的广告方法，而立刻得捧场的人物，得到一种浩大的声势，这种声势甚或可以历久不变。在学问界讨生活的人，在此种所在，应当知所趋避取舍，做一个时代潮流主动的引导者，选择者，却不做只是被动的顺应者。至少也应当做一个挣扎者。

由民国入当代，时移世易，有些环境虽已改变，然而关于阅读的思考却历久弥新，那份文化的情怀仍可在《书架上的近代中国》一书的字里行间时时让人感受到。正如作者自己所言：" 与其说这是一册可以让读者按图索骥了解近代中国历史著作的书评集，不如说是一个青年知识人在面对作为知识仓库的历史世界时竭尽所能的聆听与对话，其言定有可商権之处，其情其感却是真切而严肃的。"

《书架上的近代中国 : 一个人的阅读史》

唐小兵 著

东方出版社 2020 年 3 月

特约撰稿 潘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