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学文长篇小说《有生》问世后，这部作品独特的结构成为媒体和评论家关注的焦点。媒体将作品结构概括为伞状，意谓作品从旧社会和当下两个时代同时落笔，以接生婆 " 祖奶 " 的一生，支撑起一个跨越百年历史的家族故事。在《有生》关于旧社会的历史性叙述中，从他乡流落到冀北的女子乔大梅选择了接生作为人生事业，随着岁月交替，她的人生、家庭受到历史毫不留情的冲击，冀北从满清衰亡、军阀混战，再到抗战胜利的近现代历史，在这个卑微女子的视线中起伏隐现。而在作品的当代部分，各个出场人物不但均由 " 祖奶 " 接生，而且，在 " 祖奶 " 弥留之际，她们因为来看望 " 祖奶 "，各自的生活景况再次进入 " 祖奶 " 意识范围，她们的一幕幕人生故事也接连展开，并互相交织、彼此推动，展现出了冀北农村的当代风貌。

从这样的文本形态来看，伞状结构是清晰的。但是，必须看到，《有生》的特殊性在于，这种本来就相当罕见，在写作技术上有着极高难度的伞状结构不仅仅是一种叙事方式，还和故事本身交融在一起，是故事内容的一部分。实际上，如果这一 " 伞状结构 " 作为故事组成部分的功能没有充分实现，其支撑故事的功能也是难以成立的。从作品内部来看，" 祖奶 " 以及后来成为 " 祖奶 " 的青年女子乔大梅，不仅在两个年代中都承担着叙事轴心的功能，而且，在任何一个年代，她的个性或者观察视角，都起到了连接事件、打开历史的功能，不但所有人物的人生故事都由她而打开，大大小小的事件也在无形中被她的价值观编织起来，伞轴—伞面的结构因而得以实现。

小说中，在二三十年代，乔大梅随着父亲迁来冀北，从大的空间范围来看，这里是一个农耕文明和草原文化交织互渗的地方。人物的生产生活方式总的来说和中原农耕传统更接近，但从细节来看，草原荒漠地带的痕迹又无处不在。如猛烈刺骨的白毛风，只能生长芨芨草的荒野，只有石块没有泥土的山地，这些组成了当地苦寒恶劣的生存环境。更不用说本地人对外来者的警惕、排斥，以及日寇及其依附者对平民的凶狠压榨了。这种特殊的自然人文环境，不仅仅给作品提供了陌生化的审美体验，在文化的交错中给故事提供了生长空间，更重要的是，给叙事过程注入了蛮荒质感。这种蛮荒粗粝的生活状态、生命形态，进一步凸显了乔大梅这一人物的人格力量。她面对蛮荒的自然环境和处处受压迫的生活，始终保持心灵的定力。虽然遭受了被歹徒摧残、亲人夭亡等悲剧，但她始终没有失去人生的方向，放弃自己的职业选择和价值取向。她前后和三个男人组建了三个家庭，养育了众多不同姓氏的子女，但无论是哪个家庭里，她都是作为家庭的稳定器存在的。甚至在她未婚时和父亲相处时，都是她的意志在乱世中决定着两人的命运。

还应当注意到的是，在《有生》历史叙述部分中，乔大梅这一形象的根本属性在于她是一个外来者，她始终带着某种外部视角来审视面前的一切。无论她对冀北这个自己客居之地的观察，还是她对因为接生而进入的一个个家庭的观察，都是如此。随着她对当地生活的石英和生活状态的稳定，尤其是她作为手段高明的接生婆的声望建立后，她因为不求金钱回报，并时刻保持随叫随到的工作状态，对人性与世态的观察就更加冷静犀利。毕竟，那些家庭无论贫富贵贱，当她迈入家门时，实际上都正处于生死挣扎的一线，产妇能否转危为安，新生儿能否顺利诞生，都取决于她的一双手。读者也就得以始终跟随她来探勘历史的前行和人性的幽微。在这一部分，乔大梅作为伞轴的功能，是显而易见的，作品的结构也就更近似于传统的线性叙事。

在《有生》的当下部分，伞状叙事结构不仅体现在故事展开的形态上，更重要的是，由 " 祖奶 " 这一人物的不同人格侧面，折射出了多个杨一凡、罗包、宋慧、如花、钱玉、麦香等人物的个性。尤其是多名作者进行了正面描写的女性，从她们的人格品行、行为举止上看，其实都可以看到 " 祖奶 " 身上那些传统价值观的痕迹。她们乃至更多人每当需要做出某种选择时，几乎都需要考量 " 祖奶 " 的态度，或者以 " 祖奶 " 的标准来进行权衡。" 祖奶 " 一直在代替读者注视着他们。由此可见，在这一部分，" 祖奶 " 的伞轴功能发生了移变，由显性变为隐性，" 祖奶 " 的价值尺度，" 祖奶 " 通过接生将人物带到这个世界而建立起的权威感，时刻考量着各个人物对感情、对生活的态度。

说到这里，就必须谈到 " 蚂蚁 " 这一意向。蚂蚁在《有生》当下部分的叙述中反复出现，它的功能就在于它是弥留之际的 " 祖奶 " 和真实世界的沟通者。" 祖奶 " 通过对 " 蚂蚁乱窜 " 的感知，实现了对自我生命的确认，她也由此可以从更宽泛的视角，以某种高于凡俗的超验性视角，去进一步感知和评判其他人物的生命状态。从这种意义来看，" 祖奶 " 的人格和生命力量，由对 " 蚂蚁乱窜 " 的感知获得了保留。当然，此时的语境中，" 祖奶 " 和其他人物之间的关联，显然比历史叙述的部分中，乔大梅和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更加隐秘无形。而作品中的其他人物，也在 " 祖奶 " 的视线之外，发生着命运轨迹的交织碰撞，共同铺设出生活的整体貌相，也就构成了经纬纵横的 " 伞面 "。

也就是说，《有生》这种由线性叙事和辐射面型叙事组成的伞状结构，其实不仅仅是组织情节的外部安排，更重要的是，这种结构深深地融入了故事，在故事讲述过程中获得了充分的本体化、实体化。《有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 祖奶 " 这一人物的丰富性和完成度，以家族史视角对冀北近现代历史的深度展现，对当代北方农村人物谱系和生活景观的精致展示，这些都是不应被忽视的。对我而言，这部作品为长篇小说的结构方式所增添的宝贵新意，是我尤其印象深刻的。

特约撰稿 邱振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