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满族，姓氏伊尔根觉罗，别名廷芳、鸿，河北省头田佐人。1904 年 4 月 6 日常书鸿出生于杭州市，1918 年考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前身）预科，学习染织专业，1923 年染织毕业，留校任教，1925 年任省立工业专科学校美术教员，1926 年，学校转为浙江大学工业学院，任本科美术教员。1927 年 6 月，常书鸿带职自费赴法国留学，11 月考入法国里昂美术专科学校预科学习，一年后提前升入专科，学习油画。1936 年受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之邀，常书鸿回国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1938 年抗战爆发后，常书鸿随国立艺专迁校云南，任代理校长之职，1940 年离开艺专，任教育部美术教育委员会常委，兼秘书。1942 年 9 月，常书鸿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副主任。

早在 1935 年秋，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由伯希和编辑的一部名为《敦煌图录》的画册。全书共分六册，约 400 幅有关敦煌石窟和塑像照片，他十分惊奇，方知在中国还有这样一座艺术宝库存在，而且在国外引起了轰动，中国人却不知，他内心感到一种震撼。为了敦煌艺术宝库，常书鸿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毅然回到了祖国。回国之后，常书鸿一直挂念着莫高窟的保护工作，向往着早日实现梦想。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建议下，终于促成了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设想。常书鸿担负起了筹备 " 敦煌艺术研究所 " 的重任，实现了他的夙愿。1942 年秋的一天，梁思成来找常书鸿，问他愿不愿意担任拟议中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 到敦煌去 "，这正是常书鸿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他略加思索之后便毅然承担了这一工作。梁思成笑着说：" 我知道你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如果我身体好，我也会去的。" 原来，当时的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从西北考察回来后提出了建立敦煌研究所的提案，并获得通过。梁思成得知这个消息后，才来探听常书鸿的口风，并向于右任力荐常书鸿担任所长。1943 年 3 月 27 日，常书鸿肩负着重任，经过几个月艰苦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盼望已久的敦煌莫高窟。初到莫高窟，常书鸿心旷神怡，犹如步入仙境，心情非常激动，彻夜难眠。但是，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因为接着面临的是重重困难，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与在法国的条件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到了 1944 年的秋天，教育部正式批准成立 " 敦煌艺术研究所 "，常书鸿任所长。然而，正当他们干得起劲的时候，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刚刚成立不到一年的 " 敦煌艺术研究所 "，因政局不稳，财力紧张，教育部宣布解散。常书鸿开创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几经风雨飘摇，却在抗战胜利的前夕被国民政府撤销了。常书鸿好不容易两次从内地招来的艺术家、学者和工作人员，包括自己的妻子，都因为研究所毫无经费来源、生活无法维持，或忍耐不住这里的艰苦与寂寞，纷纷离他而去，甚至不辞而别了。常书鸿几经辛苦才建立起来的队伍可以说已经全军覆没，最后只剩下了两名青年工人。然而常书鸿决定领导着大家继续干下去。1945 年冬天，常书鸿告别工作了三年的敦煌，带上一双儿女，到重庆奔走呼吁。经过近一年的四处奔走，常书鸿最终说服当时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傅斯年批准恢复敦煌艺术研究所，并拨发卡车一辆、物资若干。1946 年，常书鸿带领着他新招收的许多学生回到敦煌，把他的一生奉献给了敦煌艺术。在常书鸿几十年的艰苦生活中，经历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种种不幸和打击，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但他仍然义无反顾，为保护莫高窟默默地奉献。在常书鸿辛勤工作的几十年中，组织修复壁画，搜集整理流散文物，撰写了一批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临摹了大量的壁画精品，多次举办大型展览，出版画册，向更多的人介绍敦煌艺术。常书鸿的奉献精神得到了高度赞扬，为保护和研究莫高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51 年敦煌艺术研究所归属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文化事业局，转名为 " 敦煌文物研究所 "， 常书鸿任所长。1956 年 7 月 1 日，常书鸿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 年元月，" 敦煌艺术展 " 在日本东京开幕。1982 年 3 月，常书鸿调任国家文物局顾问，敦煌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举家迁往北京。同年 4 月常书鸿回母校浙江大学参加 85 周年校庆，10 月在学校与夫人李承仙合作绘制大型油画 " 攀登珠峰 "。1993 年 8 月，常书鸿完成《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回忆录，1994 年 4 月 6 日在北京进行回忆录首发式。

1994 年 6 月 23 日，常书鸿在北京逝世。

文图均为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提供

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 兰州日报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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