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月 15 日，中国青年报 "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 版整版报道贵州，刊发了《山地变 " 平原 " 奇迹成真 贵州：修好高速路 驶上高速路》《用电自由：山村路远地不偏》等稿件，深度报道贵州从新中国成立时，全省公路里程不到 4000 公里，其中只有半数勉强维持通车，到 2019 年年底，贵州 30 户以上的村民组都通了硬化路，农村电网供电可靠率达 99.8%，实现了 " 用电自由 "…… 贵州交通、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大踏步前进。具体报道如下：

《山地变 " 平原 " 奇迹成真 贵州：修好高速路 驶上高速路》

许多贵州人熟知贵州第一条公路和第一辆汽车的来历。

1926 年，时任贵州省主席周西成下令修建贵阳环城公路，发动贵阳小学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参与修路，每人每天一角小洋作为奖励。

次年，周西成托人从香港购来一辆敞篷汽车。汽车由水路运到贵州三都县，然后拆散，200 多个民工肩挑背扛，花了 10 多天才运抵贵阳，重新组装。

武陵、乌蒙等 4 条山脉让贵州山重水复，这是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境内 93% 的面积都是山地。古往今来，人们在贵州留下了许多对 " 路 " 的慨叹和向往。明代的王阳明被贬贵州时感慨：" 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

也因为道路难通，贵州秀美的风光、丰富的矿藏，都躲在深山，少为人知。

一名 20 世纪 80 年代在贵州工作的记者记得，当时从贵阳去一趟边远的区县，有时来回路上要花 6 天。

近年到贵州的外地人，则惊异于贵州的路，从贵阳到最远的县城也只需三四个小时。" 天堑变通途 " 的背后，是不计其数建设者的付出。

2019 年 12 月 30 日，贵州黔南平塘县，航拍的平塘特大桥。当日，平塘特大桥建成通车。视觉中国供图

开路

新中国成立时，贵州全省公路里程不到 4000 公里，其中只有半数勉强维持通车。

2012 年 12 月，贵州省政府提出 " 高速公路三年大会战 "：到 2015 年实现县县通高速公路，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5100 公里以上。当时，贵州只有 2600 多公里高速公路——这是 26 年的建设成果。

压力传到一线，变成紧张的工期、修路工人 24 小时两班倒的工作节奏。

贵州大通路桥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大通公司 "）副总经理陈本建记得，" 三年大会战 " 期间，他常常早上 6 时起床，次日凌晨两三时才能睡觉。他听说，在北方，高速公路从立项到完成，通常需要 5-7 年。贵州 " 三年大会战 " 期间，期限缩短了 1-2 年。

陈本建感觉自己 " 永远在赶 "，" 一个项目的终点就是下一个项目的起点 "。

36 岁的陈本建记得，在他小时候，老家都是泥巴路，一到下雨，路就特别难走，裤腿两侧溅上的泥巴能有一厘米厚，多得能用刀刮下来。

在没路的地方开路，其中的艰难，常人难以想象。

陈本建说，修路之前，做测量是第一步，测量人员要在原始森林、大山沟壑中跋涉，背着脚架、对讲机、刀子和木桩，砍出公路的边线。贵州的土地资源格外珍贵，他们要小心，不能砍过界。

原先杳无人烟的地方，毒蛇、毒虫并不少见。贵州桥梁集团第六分公司总工程师王骞听说，有一次，有个同事坐在项目部办公室里，突然感觉背上有东西在动。同事自言自语：" 什么东西在我背上？" 伸手一抓，发现手里是一条毒蛇。

常年泡在项目一线的人也习惯了苦中作乐。

王骞记得，有时候项目部在半山腰上搭建临时住房，平地不够，就用钢管撑起一个平台，人就住在这悬空的平台上。有间板房刚好建在水库上方，水库涨水时，有人发现鱼都游到卫生间来了。偶有空闲，人们从窗口甩根钓竿钓鱼，倒也自得其乐。

2015 年 12 月 31 日，时任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宣布贵州 " 县县通高速 " 目标全面实现，贵州成为西部地区首个县县通高速的省份。这显然不是终点——当年 9 月，贵州农村公路建设三年会战的大幕已经拉开。

1993 年 9 月，一位法国摄影师在贵州拍摄的苗族人走在土路上。视觉中国供图

" 西部的西部 "

从 2016 年到 2020 年，大通公司纪检专员贺克忠差不多每个月都要去一趟从江县加勉乡，有时一待就是一个月。有人称这个极度贫困乡镇为 " 西部的西部 "，这几乎是贵州最为落后的区域。加勉乡是大通公司对口帮扶的乡镇。

贺克忠发现，跟高速公路相比，乡村公路的技术难度不大，但加勉乡的气候极为恶劣，给工程带来很大阻碍。

当地百姓常常提醒他们：现在晴空万里，但可能突降暴雨；大雨下了两小时，可能突然又晴天了。暴晒与暴雨交替，山体热胀冷缩，经常发生塌方、泥石流。

施工人员需要密切关注天气，只要看到天气变化，就要马上撤到安全的地方，降雨之后，要再观察一会儿，看天气稳定了再去施工。

在加勉乡施工这三四年，贺克忠已经记不清遇到过多少次塌方，大的有三四次，小的不计其数。

贺克忠多年前已在领导岗位，但他习惯了跑工程现场。" 不能坐在办公室里听报告、看材料，那样没法解决问题。"

塌方过后，他和同事们要去塌方体上查看。上去后，要先确认撤退路线是否安全、所选的点能否安全撤出。山体随时可能再次发生塌方，细碎的泥土、石块慢慢掉落，那就是即将发生塌方的征兆，如果泥块掉落的声音急促，情况就非常危急了。

每次查看塌方体，都是几个人一同上去，人们一边勘查现场一边互相提醒，如果有意外情况，只要反应稍迟，后果就不堪设想。

到加勉乡施工前，贺克忠已经参加工作将近 30 年。他跑遍了贵州 88 个县级行政区，自以为对贵州的情况已经非常熟悉。但到了加勉乡，还是有许多情况让他感到惊讶。

加勉乡距离从江县城 100 多公里，过去路难走，乡里很多人从没去过县城。就连赶集，也要走八九个小时才能到。路修好后，只需要 1 个小时。

加勉乡自然资源匮乏，梯田面积狭小，人们就在这些窄窄的梯田中刨食。贺克忠记得，2016 年刚到加勉乡时，当地老百姓连他们拿的人民币都不认识。村民把蔬菜捆成小把，一把卖 1 元钱。贺克忠拿了 10 元钱想买 10 把蔬菜，人家不收，执意要他给 10 张 1 元钱。原来，对方从没见过 10 元纸币，怕被骗。很多村民习惯以物易物，比如拿几个鸡蛋换一袋洗衣粉，没见过较大面额的人民币。

到 2019 年年底，贵州 30 户以上的村民组都通了硬化路。

在乡里修路、扶贫这几年，贺克忠和同事们教村民学习技术、管理，帮他们获得稳定的收入，他亲眼见证了极贫乡镇的巨大变化。

" 凡是有路的地方，发展都比较快 "

贵州的高速公路，经常一个隧道接一个隧道，一座桥梁接一座桥梁。也因为需要开路、架桥，贵州每公里高速公路造价高达一亿多元。

众多的高难度桥梁造就了贵州 " 桥梁博物馆 " 之名，也将中国的桥梁建设技术推到了新高度。

2016 年，平塘特大桥开工，贵州桥梁集团是参建单位之一。项目总工程师王骞发现，建设过程中，他们渐渐走进了空白领域。

这次建桥需要在高空浇筑大体积混凝土，高空、高标号、大体积这三点叠加起来，王骞发现国内还没有相应的规范，大家只能一边摸索一边做。大体积混凝土最大的难题就是防止开裂。当时正值七八月份，太阳高照，浇筑过程中混凝土升温很快，有时可达到 70 多摄氏度。而高空风大，混凝土表面散热快、内外温差控制难度大、开裂风险高。温度骤升骤降都会导致混凝土开裂，从而影响工程质量。王骞和质量控制小组成员想了各种办法：水泥、砂石料提前一周买来，放进罐里降温；从 200 公里外的贵阳买来冰块，加冰拌和；混凝土运输过程中，为防止升温，给每个罐车都包上土工布并洒水，混凝土从地面泵送到塔顶的过程中也会升温，他们给泵送设备搭了个巨大的遮阳篷，并且给 300 多米的输送泵管也包上了 " 棉被 "。

岳琳从日本北海道大学硕士毕业后回到家乡贵阳，2016 年入职贵州桥梁集团不久，就开始参与平塘特大桥项目。她有时候觉得，在工地上解决难题就跟在学校里做科研差不多，总工程师有了新的想法，就像导师提出一个课题，由年轻人来验证可行性。只不过工地的实验条件远比学校实验室简陋得多。

王骞和质量控制小组成员还发明了一种 " 夹心饼干式 " 保温模板。为了测试其保温性能，他们请现场工人利用废弃钢板焊接了两个 1 立方米的水箱，把其中一个水箱装进保温模板做的箱子里。岳琳和小组成员用脸盆端来 40 多摄氏度的温水，灌满两个水箱，然后监测 24 小时水温变化。按照实验室的标准，这个实验过程远不够严谨。但效果很快就显现出来：没有包保温模板的水箱，水温过了 1 小时左右就降到了室温，另一个水箱的水温却只降了一点。

混凝土的问题解决了，吊装又遇到新的难题。贵州桥梁集团负责建设平塘特大桥一座 320 米高的主塔及其上部结构，但这里地势狭窄，钢梁这种大型构件的运输难度很大，而且不易架设。桥梁建设中常用的两种吊装方法，都因地形太过狭窄或大桥的结构特殊而被否决。

" 能否提前在平地上拼好一整个节段，再找到一种能够提起它，又能够行走、旋转、架设的设备？" 小组讨论会上，有人提出这个大胆的想法。

过去建桥时，钢梁构件都是逐个吊装到架设位置。如今先在地面拼好一个节段，再进行节点对接，像拼积木一样将多段钢梁连接起来。这就将悬臂高空作业点从原来的 6 个降低到两个，悬臂端高空施工人员控制在 6 人以下，有效降低了工程风险。

通过不断探索，构想中的设备诞生，平塘特大桥上部钢梁顺利合龙。岳琳很自豪：" 如果我跟行家说这座桥，只谈这个工艺就够了。"

站在观景台望去，平塘特大桥由山间探出，横跨 2000 多米。空气湿度大时，整座桥被云雾笼罩。

云雾笼罩中的山地省份贵州，也成了 " 高速公路平原 "。

参与建设平塘特大桥这 3 年，岳琳从一个毕业生，迅速成长为高级工程师，她感觉自己很幸运，一毕业就能参与这种世界级工程。

从业 30 多年，老交通人贺克忠越发感受到对职业的敬畏感，他说：" 我赶上了贵州交通发展最好的时期，有幸参与了整个过程，这是我一生中最幸运的事。"

陈本建有时路过自己曾经修过路的地方，会发现那些城镇已经不认识了。" 凡是有路的地方，发展都比较快。"

贵州，已经驶上了高速路。

2018 年 2 月 6 日，贵州毕节黔西县新仁乡化屋村的通村公路。这是一个苗族村寨，背靠大山，风光优美，但交通十分不便，随着通村公路建设，成了一个旅游景点。视觉中国供图

《用电自由：山村路远地不偏》

2018 年 2 月 6 日，贵州毕节黔西县新仁乡化屋村的通村公路。这是一个苗族村寨，背靠大山，风光优美，但交通十分不便，随着通村公路建设，成了一个旅游景点。视觉中国供图

走进贵州省兴仁市鲤鱼村的 " 金鲵山庄 "，鱼塘附近弥漫着淡淡的鱼腥味儿，10 多万斤黑色鲟鱼在池子里懒洋洋地游动。鲟鱼对氧气的需求量高，鱼塘上方，水泵不停地将新鲜的水扬入鱼塘，增氧机昼夜不停。

老板谢剑对 " 电 " 格外敏感：" 只要停电半小时开外，我这池子鱼就全翻白肚了。" 那意味着大约 300 万元的损失。这家养殖公司还带动周边农户养了千余条娃娃鱼，价值 200 多万元。这种两栖动物喜阴凉，气温超过 25 摄氏度就会生病，空调也必不可少。

7 台增氧机、16 台水泵和两台空调为这些生物提供了相对舒适的生活环境——这些都离不开稳定的电力。住在这里的客人也需要舒适的环境：16 间客房里，空调、电暖桌、电磁炉一应俱全。

谢剑开了 10 年金鲵山庄，供电所专门帮他改造了电线，区分生产用电与生活用电；更重要的是，每次停电都会提前两三天通知他。鲤鱼村在 2014 年迎来电网改造升级，当地供电所为这家山庄安装了变压器，用电更为稳定。

谢剑预备了一台柴油发电机，平时备着一桶 40 升的柴油，以防万一。遇到停电时，一台柴油发电机显然不够用，屯脚镇供电所借给他两台柴油发电机，还帮忙把电路接好。供电所一位负责人对谢剑说，如果还不够用，就把应急发电车开来。

谢剑买来停电报警装置，如果鱼塘停电，他的手机会立马接到通知。他还安装了双份的供氧机和电路。

尽管工作做得严密，还是会有意外发生。

上个月，谢剑不小心开错了开关，导致电线短路，10 个池子都停电了。那时已是晚上，供电所员工早就下班了。10 个池子里养的鲟鱼不少于 6 万斤，价值 180 多万元。

谢剑慌忙给杨再名打电话——这个鲤鱼村的小伙子是供电所员工，他家距离金鲵山庄只有几百米。小杨答应马上赶来。谢剑担心，如果需要上电线杆作业，那就意味着要走正常的报备流程，等供电所所长再派人过来，1 个小时就过去了，到时就是欲哭无泪。

小杨气喘吁吁地赶来，立刻爬上梯子查看情况。没过太久，电线接通，鲟鱼保住了。

32 岁的杨再名在供电所工作了 10 年，早已习惯了在下班时间接到电力抢修电话。他家里常备着空气开关、夹钳、螺丝刀、安全帽等工具，有时半夜也会接到求助电话。平时村里的留守老人需要换灯泡，也喜欢找他帮忙。

工作这 10 年来，小杨看着这个昔日的贫困村越来越漂亮：以前他得骑着摩托车挨家挨户抄电表，赶上下雨天，土路泥泞湿滑，他得走路抄完 3000 户电表；现在电表集中了，在电脑前就能完成这些工作。这些年来，村里的变压器也越来越多。2016 年以来，南方电网公司投资 300 多万元为鲤鱼村改造电网，新建改造 10 千伏线路 1.892 千米，新安装了 7 台变压器。

鲤鱼村是个拥有 5000 多名村民的大村，村党委书记杨建平说，以前村里电压很低，傍晚做饭时尤其恼火，米饭要蒸半个多小时才熟——电压正常的话，20 分钟就足够了。很多村民习惯了 " 错峰做饭 "，下午 4 时做好饭，扣起来保温。

杨建平记得，几年前，十几个人聚在一名村干部家吃饭，当时他们得用发电机来保证既取暖又做饭。

如今，杨建平注意到，村民家里的电视机、电动车等用电设备越来越多，还有不少村民买了小型打米机，把自家的稻子加工成大米，" 以前想都不敢想 "。

杨建平家对面是一家电器商店，店老板告诉他，去年冬天电磁炉、电暖器卖得格外多，因为 " 电好用了嘛 "。以前电磁炉的最大功率是 2200 瓦，现在还有村民买来 3200 瓦的电磁炉做饭。

这里的夜晚也比以往更亮堂。杨建平说，除了村里的路灯，近年很多村民在家门口装了路灯。

谢剑打算继续扩大市场，他不久前跟香港一家公司签订了供销合同，出产的鲟鱼、娃娃鱼将供给港澳。也就是说，金鲵山庄还将有更多的增氧机、水泵投入工作。

2016 年，国家新一轮农村电网升级改造启动后，南方电网贵州电网公司为此投资约 289 亿元，农村电网供电可靠率达 99.8%，农村电网综合电压合格率达 98.8% ——这意味着，贵州许许多多村庄实现了 " 用电自由 "。

来源 中国青年报

编辑 段筠 / 编审 李枫 / 签发 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