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我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活动片段
1919 年,学生运动的日益高涨,全国学联应时而生。在全国学联的帮助下,贵州省学联于 1937 年 7 月 2 日秘密成立,余英正是贵州省学联女师初中小组成员之一。
在学联里,余英发动学生参与筑光音乐会、散发抗日宣传传单 ……1938 年,贵州省学联被国民党当局破坏后,她女扮男装前往罗甸,继续开展学联工作,东奔西走,坚守在革命的道路上。
人物介绍:余英,原贵州省学联女师初中小组成员之一。
(以下内容根据中国共产党贵阳历史第一卷,《我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活动片断》整理)
A、加入学联
1937 年的 5、6 月份,在贵阳高家花园有一个秘密报告会,秦天芬通知我和吴淑宾去参加。
在会上,作报告的人是全国学联从北平派来的杨蕴清同志,报告内容是北平 " 一二 · 九 " 学生爱国运动,以及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开展情况,号召贵州学生组织起来。
报告会后不久,我被吸收为学联成员,与吴溆宾、秦天芬三人组成学联女师初中小组,组长是秦天芬。在第一次小组会上,天芬对我们说:" 贵州学联是秘密组织 , 不能向外人讲,要遵守纪律,保守秘密。"
领导我们小组活动的人是黄奇鑫,当时,我只知道她是倾向革命的,和我姐姐陈德昭有来往,后来才知道,她是党派到学联工作的同志,是女师学联支部的负责人。组成学联女师初中小组后,我们根据上级的安排,开展了很多活动,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我们还动员熟悉的同学参加,把一些进步妇女选出来担任理事,为发动妇女抗日救亡创造条件。
B、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筑光音乐会成立于 1937 年 4 月,是由一批音乐爱好者发起组织的公开音乐团体。
1937 年 8 月,就读于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的常学墉从上海回到贵阳,任贵阳高中、正谊、达德等校的音乐教师,他在学校教唱抗日歌曲,得到师生们的好评。党组织派学联党团书记陶信镛去看望常学墉,邀请他担任筑光的音乐指导,常学墉欣然同意。
常学墉在筑光不仅教唱抗日救亡歌曲,还教了许多演唱形式,如多部合唱、轮唱、重唱等。由于党组织的努力,筑光从人员到活动形式、演唱内容等都有较大的改变,使筑光由一个单纯的音乐组织,逐步转变成进步的抗日救亡组织。
1937 年 11 月中旬,学联决定散发《告同学书》的传单,我们小组负责在我们年级的教室散发。看到传单教室里议论纷纷,整个女师震动了,学校当局被这一突发的事件惊骇得手忙脚乱,而我们却欣喜万分。
C、女扮男装去罗甸
1937 年冬天,我初中毕业了,我回到黔西打鼓新场 ( 现金沙县城关 ) ,正逢蓝运富、李绍夫、赵其杰等人在这里开展革命活动 , 他们约我参加,并与他们建立了革命的联系。
1938 年春,因为惦记着学联的工作,我回到了贵阳,才知道在寒假中,学联被国民党当局破坏,一些领导和进步同学被捕,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黄大陆、李策也被捕了。贵阳一时不便开展工作,我便与罗甸革命青年廖明星取得联系,决定到罗甸去开展学联的工作。
当时贵州交通闭塞,我决定效仿古人花术兰,女扮男装。我走进理发店,让理发师给我剪了个男孩子的学生头,再穿上我弟弟陈德文的学生服,带上同学杨学芬为帮助我写的家信,从贵阳搭车到了定番(现惠水),找到了杨学芬的家。
杨学芬的母亲和妹妹热情地接待了我,并给我找来一位农民带路,我们便步行去罗甸。到了罗甸,在廖明星的帮助下,我在城关第一小学六年级当级任教师,还认识了当地进步青年蒋学正、王承云、吴立金等人,在我去之前,他们就接触过一些进步思想,共同的倾向把我们团结在一起,为抗日救亡不断奋斗。
转瞬之间暑假来临,抗日救亡活动下一步怎么进行?我们一直在商议,最后决定前往打鼓新场,参加蓝运富同志领导的革命活动。1938 年暑假,我们相继来到打鼓新场,又投入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活动中。
聂静涵:党的光辉照亮牢房 也照亮我的胸膛
讲述人:聂静涵,贵州地下党组织成员," 贵州省学生救国联合会 "(简称 " 学联 ")学生代表。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贵阳的工农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们纷纷投入抗日救亡运动,贵阳卷起革命的风暴。
眼看革命烈火越烧越旺,国民党反动当局吓慌了手脚。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九三八年贵阳 " 二 · 一九 " 事件爆发,国民党反动当局以 " 汉奸、托派 " 罪,逮捕了贵阳各中学的七个学生领袖,当时在贵阳女中上高二的聂静涵便是其中之一。
A. 革命烈火蔓延 国民党扼杀进步势力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九日清晨,我接到通知,要我立即到国民党贵阳县党部去开分团长会议。接着,贵阳中学的分团长于蕴、贵阳男师的王拭(他们都是地下党员 ) 也来了。
焦急等待中,章 XX 进来沉下脸对我们说:" 纠察队在大礼堂开会,要你们去回答几个问题。" 所谓纠察队,是国民党直接控制的学生组织,成员全是国民党员。我们已察觉形势变化,便沉住气,镇静地走进大礼堂。
礼堂早已黑压压聚集数百人,站在台上的纠察队长见我们进入后,便恶狠狠地质问:" 你们印发传单,提出要成立国防政府,成立抗日联军,用心何在?" 还不等我们开口答复,他立即向全体纪察队员高声叫嚷:" 他们提出要成立国防政府,就是要推翻国民政府;他们要成立抗日联军,就是要推翻国民革命军。他们就是汉奸、托派!……"
顿时,下面数百人一齐挥动拳头,狂喊乱叫:" 打倒汉奸!"" 打倒汉奸!" 在台上打手的煽动下,几十个壮汉立即把我们三人层层围住,大打出手,拳脚交加。
B. 铁窗和镣铐 锁不住革命决心
这场武打丑戏还未演完,一队手执大刀全副武装的宪兵来到会场,将我们押送游街示众。我心底暗笑:" 你们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倒诬我们坚决抗日的革命者是 " 汉奸 ",是 " 托派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谁真抗日,谁假抗日,他们心里都有一本账,且看你们如何收场!"
因此,我们按住满腔怒火,忍着遍身疼痛,昂首阔步,也沿路高叫:" 打倒汉奸!" 贵阳的大街通道——大十字、小十字两旁人山人海,大家注目凝视,有的还以为这是我们别出心裁的宣传方式—— " 化装游行 " 哩!
中午时分,我们三人被押送到国民党贵州省党部,由省党部调查室专员陈惕庐亲自分别 " 训话 "。他在桌上摊开纸和笔,要我写悔过书,威胁说:" 你写了就可以出去,恢复自由;不然,就要逮捕你们!"
我义正言辞地回答:" 抗日救国,无过可悔,要关要押,任随你们!" 他无可奈何地倒在椅上,大声嘶叫:" 把她带下去!"
近黄昏,我们被带到贵州省保安司令部,办理拘捕手续,当晚十时左右,被带到贵阳县警察局关押。到那里才知道:饶元祚、李德邦、方为策、周树楹四位同志也在同一天被捕。
夜,更深沉了,我却没有一丝倦意。经历过一天的生死搏斗,我更清醒地认识到谁是逆潮流而动的黑暗势力,谁是代表全民族希望的新生力量。中国共产党为亿万革命人民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党的光辉照亮这黑暗的牢房,也照亮我的胸膛!
聂群:难忘!我们的党小组
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在抗日救国的风暴中,有这样一个党小组,为着革命事业不断奋斗,它由四名年轻的女学生组成。
被迫离乡,街头流浪,病痛折磨,反动派镇压 …… 四名女学生经历了不少困苦与迫害,但她们有着更多的幸福。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志向,使得她们更加坚强,成长为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革命者。
人物介绍:聂群,女,贵阳人,党员,原贵州地下工作者。
(以下内容根据《中国近代历史大事详解》1947 年历史大事件,《我们的党小组》整理)
A、转移重庆
1940 年初秋,暑假刚刚结束,我正准备回乌当上学的时候,突然接到学校一封 " 环境不宜,下期勿庸来校 " 的通知。后来我考进西南中学,学校里只有我一个党员,党的领导人是刘耀能同志,后来更换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他告诉我 :" 贵阳地区政治形势恶化,党组织有被破坏的危险,组织决定要实行转移,重庆、昆明、桂林三地,去哪里自己选择。"
我们这次先后转移的有六人,王筑玉、舒琛珍、姚京梅、罗克闻、陶信椿和我。其他四人都已动身,舒琛珍和我都没有出过远门,党组织为我们找好汽车,十二月底的一天,天刚蒙蒙亮,我们带着极简单的行李,悄悄地去到头桥,就这样离开了家乡。
一路上,经遵义、桐梓,我们都遇到八路军驻贵阳交通站的负责人袁超俊同志。我悄悄地对舒琛珍说 :" 怎么会这样巧呢?" 每次,只要我们的车一停,同行的车也停下,一对年轻夫妇在我们附近,女的走过来问我们 :" 习惯吗?"" 晕车不?"" 吃过饭没有?累不累?"
我对舒琛珍说 :" 我们运气好,又碰上好人了!" 全国解放后,我们才知道,党组织对我们两个女娃娃长途 " 旅行 " 不放心,便安排他们关照和保护。
B、在重庆流浪
1941 年元月初,我们抵达重庆,此时,正值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前夕,南方局决定,转移到省外隐蔽的党员同志,暂不转组织关系。这样,由于组织关系不能接,去延安的交通被切断,找职业又无门路,我们处境十分困难。
我们六人中,罗克闻、陶信椿在读新书店有个临时工作,姚京梅落脚在亲友处,王筑玉找到一个上夜班的同志,与她轮换睡觉。我与舒琛珍原以为会找到我的二姐聂奇慧,谁知她已到育才中学工作,离重庆一百五十里路。
幸好碰到饶博生同志,他也是贵州地下党员,带我们找到住处。重庆的政治寒暑表越降越低,我们的临时住所不能再住,已无家可归,王筑玉的处所也被监视,我们仨只能流落街头。就这样过了十八天,在同志们的帮助下,王筑玉、舒琛珍到璧山保育院工作,我到北碚育才学校 , 姚京梅仍留在重庆。
1943 年初,我的党籍恢复了,领导人是中共驻渝办事处的张晓梅同志,她一再严肃地叮嘱 :" 你们已高中毕业,有条件报考大学,要以最大的努力,克服一切困难,考上大学。" 我根据党的指示,向其余三人作了传达,终于,在 1944 年到 1945 年,我们四人都考上了大学。
C、在革命中成长
王筑玉考上国立江苏医学院,她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坚持学医的同时,在失去组织关系的情况下独立作战。1947 年,她在该院的反饥饿、反内战、反暴行的学生运动中,起到了骨干作用。
1945 年,舒琛珍考取国立音乐院,一边学习一边从事革命活动。她与音乐院进步学生一起,组织 " 山歌社 ",在南京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中极为活跃。姚京梅到重庆不久,考上懿训中学,毕业后考取国立中央大学外语系。后中大迁回南京,她因患病未跟去,大学没有毕业。
1941 年初,我离开重庆前往育才中学,后来我转而去志达中学就读。在志达,我们组建志达文艺社,组织全校师生员工参加歌咏、话剧、晚会等活动。志达中学毕业后,我因患病长期卧床,1944 年春,我带病考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育系,在学校,我与进步同学一起组成进步社团—— " 雷社 "。
1947 年 7 月,我被开除,被迫离开苏州,前往上海嘉定中学从事地下活动,直到迎来大江南北的解放,我才回到家乡——贵阳,在教育岗位上工作直到离休。
贵阳晚报 +/ZAKER 贵阳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黎明 吴宇 整理
编辑 段筠 / 编审 李枫 / 签发 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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