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郑培凯，学者，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曾任教于纽约州立大学、耶鲁大学、佩斯大学、台湾大学、新竹清华大学等校。1998 年到香港城市大学创立中国文化中心，任中心主任，推展多元互动的中国文化教学。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主席，香港中华学社创社社长，2016 年获香港政府荣誉勋章。

著作所涉学术范围甚广，以文化意识史、文化审美、经典翻译及文化变迁与交流为主。著有《汤显祖：戏梦人生与文化求索》《在纽约看电影：电影与中国文化变迁》《吹笛到天明》《流觞曲水的感怀》《茶道的开始——茶经》《行脚八方》《迷死人的故事》《雅言与俗语》《品味的记忆》《在乎山水之间》等。

香港的郑培凯先生，出生、成长于台湾，三岁左右在母亲启蒙下开始阅读小人书，中学时开始接触中国古代文学，并独立点校、阅读《资治通鉴》，有良好的古文功底。大学就读台湾大学外文系，后兴趣转向历史。1970 年后留学美国，先后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余英时先生。

郑先生儿时就喜欢新文学，留美后恶补新文学，几乎看遍了大学图书馆里所有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学书籍和报刊，并对新文学有了强烈兴趣，也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史。后来研究兴趣越来越大，开始涉足晚明的历史、文学、艺术等，以及西方十六七世纪的文学、艺术、历史等。通过跨领域研究和对历史的认识，开始从思想史转向生活史和物质史，通过对昆曲、戏剧、茶、食物、陶瓷等主题的研究，构建出自己的文明发展体系，成就不同主题的一家之言。

如今，郑培凯先生香港家中的书房，已经从 " 书斋 " 变成 " 书灾 "，四个卧室都被书占得满满的，但郑老师有自己清晰而独特的分类，每个书室都有自己的主题和功能。而最大的客厅和饭厅，成为最核心的书房阵地，也是平时写作、书法的地方。"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书房有很好的视野，窗外有山、有海，读书写作累了，抬眼看看远山，吹吹海风，这样的书斋生活真让人羡慕。

绿茶：您在台湾出生、长大，可否先谈谈您在台湾时期的阅读史？

郑培凯：大概三岁左右，母亲教我识字，她给我买了很多小人书。那时候看的儿童读物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文字为主的，当时有两本杂志，一本叫做《东方少年》，另外一本忘了叫什么，都有注音符号在旁边。刊登的主要是中国历代古典文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都是那时候看的。

另外一种就是图画书，也就是小人书。一类是讲中国的，大多跟戏曲、小说有关，通常是戏曲故事改编为小人书。另外一类是外国的故事，印象最深的是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母亲给我买了一套《奥德赛》，那些画非常好，而且这是一个关于漂流、探险的故事，我很喜欢。

上了中学以后，学校里有一个不错的图书馆，有很多书可以看。那时我已经开始喜欢文艺作品，喜欢写作，但能读到的白话文作品只有朱自清、徐志摩。我有一个同学家里有一本《鲁迅自选集》，同学们传着看，后来那位同学把这本书送给我了，这就是我读到的第一本鲁迅的书。

另外，我有一个表哥，岁数比我父亲还大，他是北大的学生，他家里有很多书，我时常去他家看书，看了一些俄国文学，主要是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这些作家的作品。

除了这些白话作品，我也读一些古典作品，比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没有翻译没有注解，就这么硬着头皮读下去，也就慢慢读懂了。我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了解，就是从这本书开始的。

高中时的一次阅读经历，对我读古书也很有帮助。我家里有一套艺文印书馆版的《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是父亲帮朋友买的，结果没拿走就留在我们家了。我拿一只红笔，点校《资治通鉴》，这次的阅读经历为我后来读古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大学上的台大外文系，到大三时我决定改读历史，我要对整个文化、文学、艺术的历史全面了解。但台大到大三时不让转系了，我只好把外文系和历史系的课统统都修了。

我 1970 到美国读书后，疯狂地阅读夏威夷大学里的中文藏书，尤其是 " 五四 " 以来白话文学，包括所有杂志。

绿茶：在美国的几十年，是您买书、读书、教书和写书的主要时期，有着怎样有趣的阅读传奇？

郑培凯：我从小喜欢书，但我不是收藏家那种类型，我主要买自己感兴趣的或研究领域的书。最喜欢去各种各样的旧书店，到耶鲁大学读书以后，附近有很多旧书店，这里有很多世家，老人走后很多藏书就流入旧书店。我在纽约、纽黑文、波士顿和普林斯顿这些城市生活了三十年，这一带的旧书店都逛遍了。

纽约旧书店，主要在百老汇街和第四大道、14 街以南这一带，18 街也有一些。但是这些年，美国的旧书店也面临很大困境，老一代的人走了以后，年轻人不喜欢经营旧书，所以旧书店很多都关门了。

在纽黑文郊外，有一个旧书店叫惠特洛克书仓，这个书店我印象很深。离耶鲁大学开车 20 分钟左右，郊野的风光特别优美，还有一个小瀑布，我经常到瀑布附近先吃饭，欣赏风景，休息一下再去买书。这个家族把自己家的马厩改造为书仓，书很多，我很多旧书都是在这里买的。惠特洛克书仓的书，很多是 19 世纪或 20 世纪的旧书，还有很多跟中国有关的书，而且都不错，一般都在三五块美金左右。我很少买那些珍本书、签名书，不光是价格的问题，主要是我不藏书，只买自己有兴趣读的书，我也买过 20 多块美金的书，是自己真想读的书。

郑培凯书房一角。

我纽约的房子很大，有两层，楼上有一个很大的书房，定制了 14 尺高的书架，还有梯子。楼下的三个房间，有两个也都做成了书房。在美国这些年陆续收藏的书，大概有两三万册吧。

来香港城市大学组建中国文化中心，以为两年后可以回美国，后来发现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就辞掉美国的终身教职。我那些书就委托朋友和弟弟帮我处理，打包了几十箱运来香港，还有大量的中文书籍捐给纽约皇后区中文图书馆，这里住的中国人多。

不过有一些跟个人情感有关的书，我会珍藏起来。有一本《明代版画图录》，顾廷龙编的，1940 年出版。类似这种书，我会带在身边。顾廷龙先生 1986 年在美国的时候住在我家，他看到这套书，就在上面题了字，我觉得蛮珍贵的。

绿茶：大致介绍一下香港书房的格局吧。

郑培凯：我到香港大概十年后，在郊外买了一个比较大的住所，开始慢慢建自己的书房，我对书的分类，有自己的一套系统，跟图书馆完全不一样。

我的分类大概是这样子。第一书室，存我的主要研究方向的书，戏曲研究、昆曲研究是重头，另外还有明清历史，特别是跟文学、艺术有关。包括西方的戏剧和戏剧理论等书籍。还有相关的参考书和资料等。还有索引、字典，以及各种工具书。还有自己写的书，也都放在这间。

还有一间卧室就变成我的第二书室，基本上是明清的文集，另外有一阵对敦煌感兴趣，收了很多这方面的书，一些敦煌学家也赠了我一些敦煌书籍。此外，还有中国历史地理的，还有地方史志、地方志等书籍都在这屋，我曾经研究过泉州、苏州、杭州等，这些地方史志都留了不少。

另外，还有一个次卧。这里主要放艺术书、画册，还有很多是跟我写字有关的东西，有很多纸，还有文房的东西等等，买了一个很大的樟木箱，把一些书画相关的纸、画册等码在一起。最大的卧室是我现在住的地方，也已经堆满了书。我的房子很高，书架都是顶到屋顶。主卧这里的书架上，全部都是诗集，这可能跟我小时候想当诗人有关。

这就是我家的四个书室，很对不起鄢秀老师（郑培凯夫人，翻译学者），她的空间就变得很少，第一书室有一架翻译有关的书，那是鄢老师的研究书籍。但其实我和她研究的很多东西有交集，比如中国思想史、经典翻译、中国古代哲学等等，她的研究中也涉及到。

我们的客厅和饭厅，才是真正的书房，我们在这里读书、写作。这一片区域蛮大的，有 16 架书。我们又买了很多小推车，上面放满书，可以推来推去。但整个空间已经完全占满了，没法让朋友来做客，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了。

这边的书架比较大、结实，大量艺术画册、考古方面的书都在这里，还有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这些大书，以及古典文学，基本都放在客厅书房。还有几个书架放的是中国茶书，比较常用，就放在书桌旁边。饭桌变成我写字的地方，上面有文房四宝和纸，吃饭只能临时找个小桌子用一下。

有时候想，我家书房这个样子，人就变成书奴了，书就一直占着你家最重要最好的位置，而且永远这么占着，人只能去适应或不断缩小自己的空间。但是，对于爱书人而言，埋在书堆中又有说不出的快乐，尤其是退休以后，平常不怎么出去，卧游书堆中，有一种不可言说的快乐和幸福感。

绿茶：人的一生会受到不同师辈、长辈的影响，您的求学之路遇到很多良师，能谈谈他们对您的影响吗？

郑培凯：我高中的时候开始对古典文学有兴趣，高三的国文老师叫祝丰（司徒卫）。他后来是大学教授，学问很好。他是台湾第一本书评杂志的主编，因为视网膜脱落，眼睛坏了，所以到中学做国文老师，我时常向他请教一些问题。有一次我问他怎么读《诗经》，有没有好书可以推荐。他给我推荐了一部宋朝严灿的《诗辑》，我买的是清朝的一个版本，就是严灿的《诗辑》的影印本，逼着自己看，还要断句。这些古典文学的学习和影响，对我后来的研究生涯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到美国后，我主要有两个老师，一位是史景迁，一位是余英时。史景迁的书房是典型的学者书房，主要专注清朝一代。他家很大，书房也很大，后院也很大，有个小房子，把一些书都放在小房子里。他的研究跨度很大，经常三四个研究计划同时进行，研究室里有一个，家里书房还有一个，后院的小房子里，还会开展一个研究计划，把每个计划都做成独立的项目，在不同空间里展开研究，不同空间会给他的研究带来不一样的灵感。

我有什么疑问，会向他请教。史景迁教我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博览群书。他的学问是中西兼通的，是欧洲历史、欧洲文学专家，也是中国史专家，又精通很多种语言。除了看中文，他还看翻译本，他有一个翻译本是意大利文的，就说他要对照着看看人家怎么翻的，会吸收一些翻译的经验，然后把它列出来。

余英时在耶鲁时的研究室很大，退休后在家里也建了一个很大的书房，书房里有大量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以及古人集部的各种文集，他涉猎很广。余先生在哈佛的时间很长，哈佛燕京图书馆为他的研究和读书提供了海量的资源。我也在哈佛费正清研究中心做过七年的研究员，那时候在图书馆的借书单上总是看到杨联升、余英时借阅的书，我就跟着他们看，对我帮助很大。

绿茶：您的阅读路径以及师辈的影响，对您之后的研究和写作有着什么样的帮助？

郑培凯：师辈的影响，对我自己做学问的确有着很大的帮助。中学时，因为遇到祝丰先生这样的老师，打下良好的中文基础，这对以后的学习和研究很重要。到美国后，广泛阅读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文学，使我对整个中国近代史发生了强烈的兴趣。

对艺术史的兴趣，源于我对晚明书画的兴趣，因为我自己也写字。文学就更不用说了，对那一段的历史也深感兴趣，并且研究文学和艺术在历史中的思维脉络。我强调历史研究，就是所有的研究对象都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空中，是很具体的生活场景，如果没有这些研究，艺术史的研究也就显得很空泛。我当时主要研究李贽、汤显祖等，研究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当下处境。

我研究汤显祖，当然会碰到《临川四梦》，如《牡丹亭》等名剧，可是在美国时没看过昆曲演出，直到 1992 年回到台湾，看到真的昆曲在舞台上演出，真是惊为天人，受到极大地震撼，也让我对汤显祖的作品完全立体起来，我对戏剧的研究，就是从看了昆曲演出开始的。这就变成一个活的领域，而不是在书斋里做研究。包括茶文化研究也是这样，我在各地喝到各种各样的茶，对于茶的研究自然也就活起来，立体起来了。

慢慢地，我开始从思想史转向生活史，人活着要追求美好的东西，而这些生活史是我们文明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方向，这也是我心里念兹在兹的东西，也是我希望文明中必须要呈现的一个面向。后来，我又研究十六十七世纪陶瓷外销的问题，也是从茶文化研究延伸开来的题目。

综合起来，我的研究方向大概有这么几项：昆曲、戏剧、茶、食物、陶瓷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此外，我还研究几个具体的古代文人。其一当然是汤显祖，研究五十来年了。然后就是苏东坡，很多人都在研究他，我也是真的喜欢苏东坡，最近几年，主要在研究苏东坡的文集、诗集等，翻来覆去不知道看了多少遍，有时间就尽量写写苏东坡。此外，还有陶渊明，也是我一直喜欢和有兴趣研究的人。

作者 绿茶

来源 黔中书

编辑 陈问菩 / 编审 李枫 / 签发 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