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 7 月，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在深圳宣布成立，是中国基金会中第一个公开推选市民理事和监事的基金会，也是国内首家由民间发起的地方性环保公募基金会。2015 年初，基金会和深圳福田区政府相关部门接触和探讨，成功托管即将建成的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成为中国第一个管理城市生态公园的环保公益机构。

口述人：孙莉莉 （红树林基金会（MCF）发起人、秘书长 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第八任会长）

红树林基金会（MCF）2012 年 7 月在深圳成立，是中国基金会中第一个公开推选市民理事和监事的基金会，也是国内首家由民间发起的环保公募基金会。2015 年初，基金会和深圳福田区政府相关部门接触和探讨，成功托管建成的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成为中国第一个管理城市生态公园的环保公益机构。

成立：高起点介入湿地保护

2012 年，我与王石、万捷、厉伟、陈劲松等企业家及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共同发起成立了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以下简称红树林基金会），这是全国第一家民间背景的环保公募基金会。基金会成立不久，第一任秘书长离职，我接过了秘书长的职务。

最开始投身环保公益事业也是机缘巧合。2009 年，我在北大的校友厉伟邀请我参加王石和马蔚华组织的晚宴，在饭桌上他们给了我一张表，是成为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会员的登记表，由此我在饭桌上就成了他们的会员。 也是通过这次机会我认识了万捷、陈劲松、刘小钢等人，他们都是阿拉善 SEE 的老会员。

进一步了解之后，我发现他们做的事情特别伟大，他们想推动企业家阶层的觉醒。他们对公益的情怀、热情和付出打动了我，我觉得企业家阶层的觉醒能够带动整个社会阶层的变革。 这次见面也为后来阿拉善 SEE 深港项目中心的成立以及红树林基金会的成立埋下了种子。

公益一直是我的一个理想。之后，红树林基金会的成立让这个理想实现得比预期提前了。第一任秘书长因个人原因辞职后，我们面临着一个问题，重新找秘书长。但当时没有合适的人选，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因为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为了保证足够的工作时间，我也做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因为当时我的公司已经上市，处于发展最好的时期，我作为公司的副董事长责任特别重。但是我再三权衡，不想错过这次机会， 而且公益也是我的理想，我不想当一个指手画脚的捐赠人，而是想身体力行去做事。所以当时就决定辞去公司的所有职务，把股票也全部卖掉了，真的是一干二净地离开了自己的企业， 马上就投入到基金会的工作中。

刚开始工作时，最大的落差其实来自政府的态度。一开始我们基金会也没有名气，我们跟政府部门谈合作的时候，他们一开始认为我们的专业性很低，政府本身拥有很多专业人才，不需要我们的介入。但这些激发了我的斗志，激发我去学习，我要具备跟政府对话的能力，不能总是由对方掌握话语权。

为此，我拜访了很多专家并邀请他们做我的老师，找机会参加各种行业会议，邀请相关领导到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香港湿地公园等地参观学习，满世界范围内招人：飞了很多国家，见了很多人，听了很多故事，参观了很多保护区，上了很多课 …… 通过这些努力，我逐渐了解了滨海湿地保护这个领域，并且站在了一个很高的起点。

架构：借鉴上市公司做法

对于基金会，我们借鉴了上市公司设置独立董事的做法。上市公司一般都设有独立董事，他们参与到企业的治理中，一方面不会产生利益冲突，另一方面也能够让企业的内部治理更加透明。对于公益机构来说，透明就意味着能够增加机构的诚信，意味着机构的生命线。基于这层考虑，我们决定设置三分之一的公众理事、监事，由公众推选产生，他们和其他理事、监事拥有同样的权利。

我们会在报纸、网站、微信 公众号等渠道发布信息，所有人都可以报名。每三年选一次，他们要自己拉票、发表演讲，还要有一定的专长。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特别设立了一个青少年观察理事，由中学生担任。因为我们觉得，环境保护应该从儿童和青少年抓起。我们的这种做法吸引了很多青少年，也推动了校园环保社团的建立。

借鉴上市公司的经验做法，我们也做了一系列的战略梳理、回顾及定位，同时还在制度上进行了创新，如设立专家委员会。考虑到基金会整个内部治理结构的设计，我们在理事会下设置了财务预算、战略发展、项目、筹款四个专业委员会。

我们的战略发展委员会邀请了温迪 · 保尔森，她是美国前财长及保尔森基金会主席亨利 · 保尔森先生的太太，也是知名的鸟类保育专家、环境教育专家。同时我们也邀请了北京林业大学保护区学院、东亚 - 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伙伴关系前轮值主席雷光春教授等知名湿地研究和保护专家。他们的加入能够帮助我们的团队更加专业地工作。

在筹款方面，刚刚成立时，只有阿拉善 SEE 资助我们，第一年给了我们 60 多万元，房租、人员工资等开销都是由我和其他企业家发起人承担。虽然企业家可以用自己的资源，但那也不是一家公募基金会的长期筹款策略。从另一方面来讲，中国沿海地区城市化发展程度高，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如何变滨海湿地保护的压力和挑战为动力和资源，就需要公众了解、关心和参与。所以，我们觉得公众小额捐款尤为重要，筹款亦是筹人，我们也必须开启公众筹款。

我们设计的第一个月捐产品叫 " 红树林家庭计划 "，每人或每个家庭每天捐一块钱，一个月捐 30 块钱。后来我们把这个产品升级成了 " 红树林家族 "，我们想借此传递一个理念，即人跟树木、湿地等都是生存在地球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后来我们创办了另一个筹款品牌，" 红树之夜 "， 第一年筹款 300 多万元，目前累计筹款 2000 多万元。 除了上述筹款渠道，我们还会争取国际与国内知名基金会的资助。

策略：保护须 " 公众教育先行 "

在滨海湿地保护方面，我是一个实践的专家。我擅长的不是把这个植物那个动物保护好，而是与政府、专家合作，带动公众共同参与并将行动落地。好的理论能为行动提供科学的依据，但具体到行动还需要政府、专家、学者、公众、企业、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缺了任何一环，效果就不会好。

红树林基金会是由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和王石、万捷、厉伟、陈劲松等 30 位华南的企业家共同发起的。我们的发起机构中聚集了一批国内优秀的企业家，而像王石等发起人还拥有在海外学习工作的经历，而且阿拉善 SEE 的资源对于我们来说也都是特别优质的资源。

另外，从成立之初我们就设定了国际化战略，我们的团队也是按照国际化的标准组建的。当时我们真的是在全世界范围招人。别人都觉得我们的人员如此高配是 " 杀鸡用了宰牛刀 "，比如在美国学习工作八年多的博士回来做副秘书长，我们挖来了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出身的审计师，我们另一位副秘书长也是从国际机构过来的。但是几年过去了，大家现在不这么想了，因为有了前期的铺垫，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遇到太大的瓶颈。反之，如果没有之前的铺垫，要成长为一个国际化的基金会肯定是非常困难的。

在公众参与方面，基金会组织志愿者和市民每年都会在深圳的各个海岸线开展净滩行动，几年下来，几乎覆盖了深圳的每一公里海岸线。我很少去量化净滩行动究竟会产生怎样的作用，我挺认同厉伟说的一句话，" 我捡垃圾别人知不知道不重要，关键是那块地知道 "。通过净滩行动，大家会发现其实生活垃圾是最主要的垃圾，我也希望带动公众学会垃圾分类，更希望不要再有人乱扔垃圾。

2015 年 12 月，我们受到深圳市福田区政府委托，全权管理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是国内第一个由政府规划建设，社会公益组织运营管理的自然生态公园，" 政府 + 社会组织 + 专业管理委员会 " 的创新管理模式，在改革先锋城市深圳，再一次显现。我作为园长，带领团队在园容管理、生境提升和公众科普教育方面为市民提供优质的服务。

" 公众教育先行 " 是我们推动滨海湿地保护工作的重要策略，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是一个大平台，可以做很多事情。2019 年，生态公园访客中心正式投入运营，承担了科普教育的工作，让人们在体验与互动中认识和了解红树林湿地、探索红树林湿地的多元价值及其与人类的关系，激发人们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对红树林湿地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引导人们自觉去爱惜和维护红树林湿地资源，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最终达到构建美好生态环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目的。

目前，我们在深圳主要运营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和深圳湾公园三个自然教育中心 / 自然学校，根据各场域不同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特质，深挖教育内涵、开发具场域特色的自然课程体系，并建立了一支稳定、专业的工作人员团队和志愿者队伍，每年直接服务市民和中小学生数万人。在成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我们还受深圳市城管局委托，完成《深圳市自然教育体系构建研究》，拟定《深圳市自然教育中心创建指引》，牵头发起深圳绿色生态公益组织联盟，助力深圳市创建 " 自然教育之城 "。

深化：融入世界探索 " 绿色模式 "

这几年，我们也通过国际交流探索绿色 " 一带一路 " 项目模式。

2018 年国际湿地公约第十三届缔约方大会，基金会与湿地国际－中国办事处共同主办的 " 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湿地保护 " 边会，这次会议是积极参加国际湿地保护领域的研讨和交流、增进与国际伙伴合作的一次宝贵机会，在实践基础上总结经验，向中国其他湿地伙伴推广并使其参与到 " 一带一路 " 的环境保护战略中。

2019 年，基金会与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一个地球基金会、万科基金会代表一道前往中交建肯尼亚拉姆港项目考察，与当地保护组织交流，为中交建红树林复种项目提供专家意见，积累国际合作经验，探索绿色 " 一带一路 " 模式。同时我们积极参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亚洲区域会议，介绍基金会社会化参与的自然保护模式，还赴泰国参与中国 - 东盟合作推动能源转型与气候韧性发展大会及红树林主题边会，介绍中国红树林保育经验及成效，探索以红树林保护为代表的 "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 纳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

也正是有这些年的努力，2020 年 4 月，我们正式成为全球红树林联盟首个中国大陆的成员机构。全球红树林联盟是一项富有远大抱负的倡议，通过实施《全球红树林战略》，希望到 2030 年能达成 " 将全球红树林覆盖率提高 20%" 的目标。

而就在刚刚过去的 10 月 10 日世界候鸟日，基金会正式成为东亚 - 澳大利西亚迁飞区伙伴协定（EAAFP）的第 39 个官方合作伙伴。基金会以东亚 - 澳大利西亚迁飞区（EAAF）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深圳湾为依托，致力探索湿地保护的社会化参与。同时积极为以勺嘴鹬为代表的 5000 万只迁徙候鸟及其栖息地的保护工作做出贡献。

未来，我们将会通过 EAAFP 的广阔平台和资源优势，继续促进迁徙候鸟及栖息地的保护。

（采写：陈章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