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读〈诗经〉》《〈楚辞〉笔记》《陶渊明的遗产》《也说李白与杜甫》《斑斓志》之后，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张炜先生推出了他的第六部中国古典诗论著作——《唐代五诗人》。在这一系列著述中，他重视挖掘个体生命的复杂品质，让每个论题直取本源。如历史上东西方文化复古与现代性的关系、民间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区别、生命力与审美风格、狭义诗与广义诗、诗意与诗的界限、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等等，这些甄别与界说无不重视与生命的对接，而不单是字面的诠释。可以说，张炜先生以一己之体悟，完成了个人的古典诗学体系，打开了一片绚烂的风景。

新作中，作者择取王维、韩愈、白居易、杜牧和李商隐唐代五位重要诗人，从历史、哲学、诗学、美学、文学史和写作学的角度，深入诗人不同的精神与艺术世界，打通古今，完成了现代时空下的一次深入综合的观照。

在《王维二十五讲》中，作者着眼于大文学史观，提出了 " 大尺度 " 和 " 小尺度 " 的诗学命题，对已有的文学史论构成一定反拨。" 王维在官场中的机会，与其艺术上的机会，说到底是一体的。淡漠，平静无为，反而有了另一种进取的可能。"" ‘禅’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个过程，是追求自我、自由的全部努力，包括最后抵达的一个‘总和’。如果仅仅将‘禅’看成一种逃避、安静、平淡，是片面而简单的。我们由此可以追问诗人，只择取了整个过程的前半段，只停留于某种形式之中，而没有继续向前，最后并没有抵达那种大自由，反而把它变成了另一种束缚；正是这种束缚，让他完全舍弃了反抗和追究的欲望，走向一种稍稍廉价的消极。"

书中的每一位诗人都得到了复活，他们生机勃勃地走到读者面前。古代诗人成为一个个真实丰赡的个体，而不是被抽取和放大某种局部的扁平人物。《韩愈二十三讲》是对生命奇迹的赞叹，简直可以视为一篇激情四射的美章，是古今两条激越奔腾的生命大河的合流，是上承千载的知识人的精神接力。" 许多时候韩愈的确像个逞强好胜难以成熟的人，从青年到晚年，仿佛一直如此。他的痛与喊，因单纯而动人，因清新直爽而更具审美价值。他的率性使他变成一个生命的风火轮，一路燃烧疾驰而去，留下了一道道烧灼的痕迹。" 该篇揭去了贴在韩愈身上的诸多传统标签，还原其清新生动的面目。作者与韩愈可谓文心相通，声气相投，理路同源，心灵互映。在他眼中，韩愈是一位凌厉、率真、峻急、火热的书生，是 " 一个毫无城府的阳光大男孩 "。

作者对韩愈的激赏，随处透出灵犀相通的会意与快感：" 韩愈的急切、痛快和好辩，使他在对待一切事物，无论是情与景，人与事，都一概全力以赴，兴致勃发。他在阐述事物的过程中一直‘加速度’，有一种决战的姿态。"" 为了完成这种超常的表达，他必要寻找抵达极境的一些词语，于是也就有了新奇的造句方式，无论是比喻还是描述，都要浓烈深切，绝不会浅浅划过。"

至于白居易，张炜这样谈及其名作《琵琶行》：" 有人甚至认为诗人由此诗而‘掌握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所以更具意义和价值。听上去这种‘手法’多么高明和玄妙，以至于需要一位如此杰出的天才诗人，于四十五岁之期、经过漫长复杂的人生与艺术磨砺之后，才能掌握。掌握类似手法的古代诗人，据说还有杜甫等人。总之在这些人眼里，只要是足够杰出者，无论中外古今，一律都需要掌握这种‘手法’。" 谈到诗人的 " 知足保和 " 观，先生说：" 我们常说的一些养生之道是有代价的，这与文章之道虽然不尽冲突，但冲突仍是存在的。超然忘我的养生方式，或可引起文气的衰颓。许多时候这种超脱和纯然，也会诱发某种空寂单纯之美，但仍旧不出大文章。" 可谓剥茧抽丝，层层剖析，直达人性的幽深。

如果说作者对韩愈是敬惜与深爱，对王维和白居易是清澈的辨析与洞察，对晚唐 " 小李杜 " 则是喜赏与推重。他将杜牧 " 定格于青俊 "，大赞李商隐的 " 锦瑟华丽 "，在推崇他们二人诗歌艺术的同时，又论及社会与人性的盲角、内心的脆弱与矛盾。他敏锐地捕捉到杜牧作为宰相之孙，诗章之外的那些纵论天下大势、社稷民生的文字，有一种 " 自家人说话的急切和直接 "：" 这些都让我们联想到他的出身，想到血脉的力量，他的自我认同和归属感是明显的，自青年时代就处于一种‘无位而谋’的状态。" 作者的幽思常常能进入罕至之地，在《才子与盲弟》中说：" 仿佛上苍要故意折煞这位雄心傲气的旷世才俊，不仅为他设计了无比坎坷、充满委屈的仕途，而且还让一个同样才华四溢的弟弟年轻致盲，让其伴其左右，作为牵引。这样就可使他的脚步愈发放缓，心气愈加放低，小心呵护，不再分离。"

先生对李商隐的无题诗喜爱到无以复加，并反对以 " 伤感 " 来论：" 这里唯有‘伤感’二字或可商榷，它距离诗人似乎有些遥远，是一种非常外在的，甚至是边缘的淡淡色泽，核心部分实在是沉郁、悲痛和绝望。"" 这些辞章由于别具一格的果断、痛哀、敏捷和锐利，从而免除了同类诗章的感伤与呻吟。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呻吟之声，在李商隐这里殊为少见。" 在《生为幕府人》中，先生十分精辟独到地分析了诗人的性格：" 他是一个情急做事之人，而不是一个隐忍等待之人。好像仕途之上一些必要的恪守与规律，在他来说还难以依从，这与唐代那些著名人物在同类职务上终得度过，然后迎来转机的情况大不一样。或许是诗人的幕府生涯过于顺畅，两相对比之下，使他更加不能忍受。结果就是一次又一次离朝，一次又一次入幕。" 在《外有何物》中，先生提出一个为历代研究者所忽略和轻视的问题，即李商隐年轻时曾发出的那句质疑：" 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 认为 " 李商隐的得与失、长与短，命运的必然性，就多少显露出来 "，并指出：" 就儒学与族群进步之间的关系，古往今来讨论无数，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讨论不仅是愈加深入，而且通向了现代主义的深处和高处。在这个时候，如果不能将‘正儒’和‘伪儒’加以区别，不能发掘古老儒学中的现代因素，不能发现在几千年前诸种思想学说中，它是最能接近现代的一种思维方式，可能也是一种偏颇。"

在张炜看来，人性决定诗性。诗人的道德感、价值观、身份和立场，构成了他们的创作基础。诗歌，是古人艺术追求的载体，亦是寻求自洽的一种生活方式，王维、韩愈、白居易、杜牧、李商隐五位诗人不同的诗歌风格，则反映了他们不同的人生追求与精神品格。诗人所写下的诗歌，风格的转变，则是一个不断说服自己，安顿自身的故事。五位诗人诗歌中的畅怀、失意，则是他们现实生活中从进取到挫折，从怀疑到确信的反映。张炜认为：" 写作者除了留下时间和历史的记录，留下生命的刻痕，必然公开了自己，其间有多种多样的可诠释性。"

来源 黔中书

文 郑文丰

编辑 周欢 / 编审 李枫 / 签发 蒲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