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的杰出人物就像贵州的山一样，不可能一下子批量成名，但是一旦从山旮旯里蹦出来，就是怪才、奇才、鬼才。" 诚如贵州人、战略咨询专家王志纲先生的论断，黔地不占地利，不沿海、不沿边、不沿江，因无平原支撑素称 " 山国 "。故而在以土地为贵的农耕文明、以流通为尊的工业文明两大文明周期中皆位置不显，以致长时间被视为荒野之地。史上能从十万黔山走入国人视野的黔人，多是大才。

纵然如此，黔地的 " 怪才、奇才、鬼才 " 要面目清晰地传诸后世也并非易事。他们或被遗忘，如被 " 西南巨儒 " 莫友芝誉为 " 贵州开省以来人物冠 " 的孙应鳌，生前为名宦名师而《明史》无传，为名儒而《明儒学案》无载；或被遮蔽，如明末杨文骢，大节孤忠满门忠烈，" 诗书画三绝 " 与董其昌、吴梅村齐名，只因被一纸风行的《桃花扇》误刻画为不辨是非的小丑而蒙尘。

如此种种 " 被遗忘 "" 被遮蔽 "，与贵州的人和事常处于由他者 " 被描写 " 的处境有关。而许多心有不平的黔人、黔友，自觉地在打破这一 " 被 " 字。

卢永康先生新问世的《朱启钤传》一书，是黔人对黔籍名贤朱启钤的重新发现与重新认知。

该书对朱启钤的定位有二：一是 " 黔籍名贤 "。朱启钤生于河南信阳，一生未曾来过黔地，但因籍贯贵州紫江，他只认自己是贵州人。他一直自称 " 紫江朱启钤 "，常用的印章是 " 紫江朱氏 "，刊印的书目文献多题 " 紫江朱氏刊 "。紫江即今开阳县，明清为开州，民国初年易名紫江，1930 年改称开阳至今。朱启钤一生不忘为贵州尽乡梓之谊，表现在独资并主持重修了北京的贵州会馆；竭力搜集、整理、出版贵州地方文献，所收文献近 400 种，分为前人著述和黔省地方史料两大类。刊印《黔南丛书别集》八种等。1953 年，经王世襄先生经办，朱启钤将数十年所聚 " 贵州文献及普通图籍 " 捐献给北京图书馆，后将其中黔人黔宦有关文献拨赠贵州保存。

历史上的 " 贵州 " 之所以大幅留白且面目模糊，与黔地文献不足有关。据学者统计，贵州建省之前的千余年间，和黔地相关的文献不过寥寥万字。朱启钤的这批乡邦文献，是日后构建黔地历史文化谱系、推进 " 贵州 " 成为 " 贵州史 "" 贵州学 " 的重要支撑。

二是 " 中国社会近代化改造的现代化先驱 "。具体而言，在清末为 " 新政能吏 "：办教育，官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经画有方。创办京师警察市政，官京师内城巡警厅厅丞、外城巡警厅厅丞，草创警政；在民初为 " 北洋重臣 "，迭任交通总长、内务总长等职，代理国务总理，由此督办京师市政，定铁路国营之策，创建中国最早的公园、最早的博物馆等。主持了由中央政府统一考核任用的 " 县知事试验 "，树起了现代文官制度的一块里程碑。1919 年 " 南北议和 " 任北方总代表，和谈破裂之后退出政界，一心一意办实业、做实事，创设中国营造学社，从事收藏图书文物、著书和校印书等活动，对我国营造学、北戴河的开发、工艺美术贡献尤著；新中国后为周恩来总理 " 座上宾 "，周总理善待 " 朱总理 " 的佳话被人说了又说。

上述两个定位有如一个坐标系，揭示了朱启钤的 " 难得 "：乡梓有情、从政有绩、治学有成。后世如何看待如此难得的朱启钤呢？在《朱启钤传》序言中，作者卢永康提及一个细节：朱启钤，字桂辛，晚年自号蠖园。与朱启钤偶遇的后人，总是会问 " 钤 "" 蠖 " 怎么读；一些学人会将 " 桂辛 " 错为 " 桂莘 "，殊不知朱启钤本人最反感草字头的 " 莘 " 字。

朱启钤沦为了被遮蔽的存在。用日前卢永康先生在贵阳也闲书局举行的《朱启钤传》新书分享会上的话说，" 后人一方面在遗忘他，一方面在误读他，一方面在神化他 "，作者正是出于对此种情状的 " 愤怒 "，来还原和解读朱启钤的。新书分享会上，与会嘉宾戴明贤、王六一、刘兆丰、周之江等先生围绕《朱启钤传》一书展开延伸探讨的同时，也读出了作者所做出的努力。

朱启钤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在 " 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 的大历史背景中，为士为工为商为学，一生不可谓不丰富、不复杂。全书大体以《朱启钤自撰年谱》为经络，一一探赜索隐、爬梳钩沉，并在新与旧、古与今、中与西的历史张力中，重新认知朱启钤的进与退、是与非、功与过。

书中第一编《黄昏时分的初啼》，大略以父子、夫妇、朋友三种传统人伦关系为点线，从成长的角度勾勒出朱启钤的来路所在。朱启钤出身于典型的旧式家庭，入黔先祖以耕读为业，后走上仕宦之路。" 咸同之乱 " 后家道中落，其父朱庆墉有志科举，可惜科场不顺，31 岁时回黔乡试，覆舟遇难。朱启钤自幼依外祖父、大名士傅寿彤成长；姨夫瞿鸿禨官至军机大臣，为晚清重臣。朱启钤和传统士人一样，拜名师熟习科业；又交友新派人士唐才常、杨笃生等，吸收社会新风气，崇尚经世致用、实业救国之路，以为父辈科举之路难通。娶妻外交官之女陈光玑，陈氏自幼随父母出国，朱启钤藉由妻家识得西风思潮。

在本章节中，作者找到了朱启钤日后登上历史舞台的两大支点：其热心收藏、醉心文献的起点，在于自幼浸染在外祖父收藏的法书名画、宋锦缂丝中；其主持建铁路、修公园、改造北京城、开发建设北戴河滨、经营实业、研究古建筑古园林，兴趣、实践和能力的起点在初入仕途时，在四川云阳开凿新滩。

在卢永康先生的笔下，朱启钤是一个旧式家族中走出的新派人物，其个性底色由此成型：游刃在新与旧、中与西的历史张力中，能出能入、能 " 启 " 能 " 钤 "。" 钤 "，" 闭锁 " 之意。也由此，作者对后世资料中认为 " 朱启钤是光绪举人 " 的观念进行了澄清，认为朱启钤固然有旧学底子，但未曾应科举；如若朱启钤是科举人物，就难以有他今后的事功和德行。

书中的其他篇章，即着重于朱启钤在为士为工为商为学上的进退、德行与事功上。从目录标题上，即可见得大概：创办京师警察市政，效力东北新政，津浦铁路上，刮起北京市政改造的旋风，还胜迹于民众，毁誉参半的知事实验，执掌中兴实业，力倾南北议和，治理开发北戴河 …… 朱启钤实则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侧面。概述其人其事，作者援引《胡适日记》中胡适对朱启钤的评价大抵当之：" 此人自是一个能干的人。听他的话，竟不觉他是一个不读书的人。他是近十年内的第一个能吏，勤于所事。现在他办中兴公司，每日按时到办公室，从不延误。交通系的重要份子，以天资的聪明论，自然要推叶恭绰；以办事的真才论，没有可以比朱启钤的。"

历史上对朱启钤的非议，主要集中于 " 君臣 " 这一人伦关系上。他曾在内务总长任上襄助袁世凯复辟帝制，还穿上自己主持设计的汉服参加袁世凯的祭天大典。袁氏皇帝梦碎身亡，朱启钤仍全程张罗了他的葬礼。由此可见，朱氏在 " 古今之变 " 中存在历史局限性，他也被列为四凶及八大祸首之一，成为被通缉的对象。

对朱启钤这一终生洗刷不掉的政治污点，作者摒弃传记中 " 为尊者讳、为贤者隐 " 的常见做法，直笔而书；对神化朱启钤的行为进行祛魅，如拔高其政治地位、拔高其为春节命名的意义等；对泼在朱启钤身上的历史脏水，作者也有理有据地予以回击。比如，汉学大师费正清夫人费慰梅为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写有传记，传记中说营造学社是 " 一个有钱人业余爱好的副产品 "；当今一本颇有影响的书《南渡北归》也受此影响，说那时的营造学社是 " 一个退休的官员邀集一群对建筑感兴趣的儒生在沙龙里谈古论今，没有什么科学研究，也不成气候 "。作者认为这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朱启钤的面目：从政时期穿长衫的朱启钤，袁世凯复辟时期穿汉服的朱启钤，出使法兰西时穿西装的朱启钤——由此清晰立体起来。但不论时代如何翻云覆雨，朱启钤大体一以贯之，做到了审时度势，长袖善舞，实干能干。对他的一生，作者卢永康先生用 " 无倦人生 " 来形容。" 无倦 " 一词出自《论语》，朱启钤视之为座右铭，卢永康先生译介为白话文置于扉页：" 孔子谈为政之道，开头就说先劳，即以身作则，不辞劳苦；然后讲无倦，永不懈怠。先劳是前提，无倦是需秉持的精神。"

书出版后，卢永康先生感到 " 庆幸 "：贵州人写贵州先贤，在贵州出版。

近二十余年来，" 构建地方文化知识谱系 " 成为黔人、黔友付诸实践最多的文化命题。不论是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贵州读本》《一个人的安顺》等著述，还是 " 前六百年未曾有，后一百年难再有 " 的大型文献集《贵州文库》，抑或是引发巨大学术回响的地方文化研究标志性成果《安顺城记》，都旨在摆脱 " 被描写 " 的被动状态，走向 " 自己描写自己 " 的自觉状态。在这层意义上，卢永康先生的《朱启钤传》也可称之为对这一文化命题的践行。

来源 黔中书

编辑 王欣 / 编审 李枫 / 签发 蒲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