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月 28 日晚,应南京大学刘俊教授的邀请,加拿大著名华文作家张翎来到南京大学,为南大学子作《寻找生命的水源:我的 < 归海 > 之路》的学术报告。张翎是海外华文作家,代表作有《劳燕》《余震》《金山》等。根据其小说《余震》改编的影片《唐山大地震》,获得亚太影展最佳影片和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奖。近日,张翎新书《归海》出版。
△张翎在南京大学讲《归海》
" 从蛹到蛹 " 的写作历程
在讲座开始前,刘俊介绍了张翎的创作经历,并高度肯定了张翎的文学成就。稍后张翎上台演讲。报告一开始,张翎自陈甚少言及自己的个人经历,但因为讲的是写小说的经历,就不得不涉及自己,同时还以 " 从蛹到蛹 " 而非 " 从蛹到蝶 " 来概括自己成为小说家的过程。
张翎的报告以两个话题展开。其一是 " 写作之旅 ",在这一部分,张翎以富于场景性的描述语言勾勒出自己从温州到上海,继而流寓美国的人生经历,与此相对应的便是张翎的文学创作轨迹。对于张翎而言,成为作家是她早在阅读经验尚未开始的童年期就有的梦想,而在与父母妥协后,张翎考取了复旦大学,终于从赋予她最初文学想象力的瓯江来到了上海,并从这里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北美世界。
在这一时空地理的转变中,张翎不无怀恋地说起 16 岁辍学后去做小学语文教师和工人的经历,那时张翎自顾自地学着英文,但也正是有那时的无目的,恢复高考后张翎才能顺利进入复旦外文系。张翎笑称自己在读大学期间宁愿放弃午饭也要看完中文系连载着小说的一墙墙黑板报,而自己心中纯粹的文学信仰也因之被唤醒——又是那样的无目的。张翎对复旦外文系也满含感情,称外文系给了她第三只眼,让她接触到世界文学。她的文学世界自此有了与世界文学交汇的能力与空间。
结束学业三年后,张翎去了加拿大和美国,最后定居加拿大。张翎无奈地指出在海外头十年里的一个关键词就是 " 搬家 ",后来直到 1994 年才在多伦多安定下来,不必再为生计奔波。张翎如此回顾来路:" 衣食无着的状态是没有办法写出心灵之作的。"
就这样,远渡重洋十年后成为听力康复师的张翎开始了写作。正因此,张翎的写作不同于新移民作家的控诉,十年的沉淀让许多激越的感觉、肤浅的观察变成了心平气和的叙述。张翎锐利地剖析自我,称 " 常年居住在国外,我觉得对我的写作造成了一些非常严重的破坏作用 ",尽管使用汉语写作,但远离故土让她与国内有了相当的隔阂,张翎同时又认为距离并不完全是坏事,可以被转化为尘埃落定般的理性审美空间。张翎坚定地道:" 万事都是双刃剑,有我失去的,也会有我得到的。"
逐水而生、而居,将根拔起又重新种下,张翎在海外落地生根,但总有些根永远扎不进异域之中,漂浮在土壤之上。张翎称那些永远无法落下的根,那些永远不安的、敏感的力量,就是她的创作冲动。
张翎并不刻意抬高声量:" 这就是我‘从蛹到蛹’的写作历程,很艰苦,中间也有很委屈的时候,委屈到要死的时候,但是我还是感恩,因为我这一辈子最终能够做一件一生中我最喜欢的,也是唯一一件还能做得不错的事情。" 就这样,作家张翎成了自己的 " 蛹 "。
△刘俊(左)与张翎
写作环绕着 " 水的意象 " 展开
张翎的写作中有着大量 " 有关水的意象 "。新作《归海》(where waters meet)也是环绕着这一意象展开——这也是张翎 " 战争的孩子 " 三部曲中继《劳燕》后出版的第二部作品。张翎谈到 " 战争的孩子 " 三部曲,称自己写的是乱世,尤其是乱世中的女人。用 " 战争的孩子 " 而不是 " 战争 " 来命名这三部曲,关注点自然从战争迁移向战争遗留给人类尤其是女性的长久创伤——而这才是张翎最想写的。
关注灾难 / 战争中的女性始自 2007 年的《余震》。张翎认为女性除了承受普遍性的创伤之外,还承受独属于女性的耻辱。张翎认为女性对命运的抗争和男性不同,她笔下的女性像是 " 水 ",最具环境适应力,用沉默熬穿命运,成为历史的幸存者。张翎一字一顿地道:" 我经常性地把我的女性人物比喻成水,她们不是《红楼梦》贾宝玉嘴里玉洁冰清的、高冷的、纯洁的女孩,我觉得我的女性是污泥之水,虽然她不那么干净,但她是滋养万物的那种水,她们滋养他人、保守自己,她们是我心中最有强悍生命力的人。" 张翎还进一步指出,她一直试图通过 " 水 " 探讨女性生命的力量。在她眼中,女性议题不单和女性相关,本质上这是一个跨语种、性别、国界、文化的话题,甚至也是男性的,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关涉所有人的议题。
在这一话题下张翎还通过追溯职业经历为大家说明了自己关注创伤经验的缘由。作为职业听力康复师,张翎接触了许多军人与难民,她着重回忆了经历了切尔诺贝利事件的苏联科学家和她的阿富汗女性友人,在他们身上张翎感到原来创伤可以如此隐性而漫长。循此,张翎指出中国的战争创伤也是如此,灾难的溢出物在个体生命死后都还继续发酵—— " 这就是归海。"
与经受战争创伤的人们接触,引发了张翎的持续思考。张翎认为失去家园就失去了熟悉的社会参照物,也同时失去了母语和使用母语的权利和氛围,而母语对身份认同而言是仅次于生命和生存最重要的东西。这些隐性的创伤是她的书写核心。
正源于对创伤的独特认知,张翎反思了历来的创伤书写,指出创伤书写应多样化,不应太过倾斜于治愈结局。最后,张翎也提出了自己的期许,她认为人们应对创伤的方法多种多样,而每一种经验都值得作家书写,如此,我们将对创伤有更多的宽容与温柔。张翎的语调很轻,已难觅温州口音的痕迹,反倒有种用英文的轻重变化叙说中文四声的意味。
观照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三只眼
当晚,南京师范大学的王文胜教授、东南大学的张娟教授、南京邮电大学的刘亚群老师、南京特殊师范学院的钱骐骄老师前来聆听讲座,德国华文作家丁恩丽女士、《归海》的责任编辑姬小琴女士也到场交流。
在张翎的演讲结束后,与会者提出了不少问题,包括张翎创作的现实根据与虚构方式、海外华文创作与母语的关系、" 战争的孩子 " 三部曲的书写计划、女性角色塑造与文学史的角力、男性角色与 " 水 " 意象的关联性、创作视野的变动、对文学作品影视化的看法与经验、叙事角度的选择、英美文学与世界文学的阅读趣味等等,张翎都一一给予详细的回答。面对一位本科生略带紧张的提问,张翎一再鼓励道:" 没有问题是幼稚的,谢谢你的提问!"
正如刘俊教授在讲座结尾时总结的那样,张翎的创作为我们打开了一个世界,她的作品所思考的问题、表达的方式和人性思考的深度,对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具有启发和补充的意义。张翎认为阅读世界文学给了她第三只眼,事实上通过这一晚的讲座我们也会发现,张翎的关怀及其文字形式同样也是观照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三只眼,并呈现出具有世界语种文学形态的华文文学的意义。
现代快报 + 记者 白雁 通讯员 林婉清 / 文 罗欣怡 / 摄
(校对 胡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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