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近年来火出圈的文艺作品，诸如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只此青绿》，春晚节目《忆江南》《碇步桥》，不少都自带 " 江南范儿 "。那么，何谓 " 江南 "？" 江南范儿 " 又是如何炼成的呢？

宋代柳永《望海潮》开篇道 "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此处之 " 三吴 "" 钱塘 " 即为江南的重要地理符号和代名词。词中的描述，"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 羌管弄晴，菱歌泛夜 " 流传千古，可谓精妙。但说此地 " 自古繁华 "，却带有几分夸张。即便抛开杭州一隅，从宽泛的 " 江南 " 来看，诗人们反复吟咏的这片 " 佳丽地 "，也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才完成了自己的文化形塑。

" 江南 " 的字面意思是长江以南，但其含义在不同语境下又有变化。今天通称的 " 江南 "，在历史上也被称为 " 江东 " 或 " 江左 "。"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 的 " 江东 "，大体上包括了今天人们心目中的 " 江南 "。电视剧《琅琊榜》以地处江南的南朝梁为背景，主人公梅长苏的外号便是 " 江左梅郎 "。唐代设有 " 江南道 "，面积广大，包括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此后，作为行政区划概念的 " 江南 "，随着朝代变迁而变化，直至清乾隆年间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作为地理概念的 " 江南 "，则逐渐固定为太湖流域的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和湖州等地。也正是在人文交流和层累积淀的历史演变中，文化以其独特魅力跑赢了行政区划的频繁变动，把诗情画意的江南定格在了中华文明史上。

其实，在先秦时期的中原人士眼中，江南是 " 文身断发 " 的蛮夷之地，其人尚勇好斗，和今天人们熟悉的 " 江南范儿 " 大相径庭。秦代到汉初，江南大部分地区还处于 " 火耕而水耨 " 的原始农业时代，虽 " 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而且由于 " 江南卑湿，丈夫早夭 "，这片土地在当时人心目中的形象并不可爱。西汉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时，就对南方生活忧心忡忡，深恐 " 寿不得长 "。然而，没过多久，情况悄然变化。汉朝以后，全球气温降低，江南一带的气候变得适宜耕种和居住，迎来了改命更生的天赐良机。如果说土地开垦和经济发展为江南的繁盛奠定了物质基础，那么，深刻而广泛的人文交流，则不断为 " 江南范儿 " 的形成注入了活力。

历史地看，秦汉之际、两汉之际、东汉末年至三国期间，特别是西晋永嘉之乱、唐朝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乱以后，以人口大规模南迁为载体的文化传播和融合，顺应了自然环境变化的大趋势，一次又一次刷新着江南的面貌，促使 " 江南 " 进入了属于自己的文化时间。

史学家钱穆认为：" 东晋南渡，长江流域遂正式代表着传统的中国 "。永嘉之后，大批中原世家南渡避难，他们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造诣，雅致的士族文化给彼时的江南注入了诗性内涵，有力推动了 " 吴越之风 " 向 " 江南文化 " 的转变。《隋书》写到南北朝时期文化状况时说：" 衣冠轨物，图画记注，播迁之余，皆归江左。晋、宋之际，学艺为多，齐、梁之间，经史弥盛。" 这一时期，许多重要文化成果都出自北方移民或其后裔之手。范缜的《神灭论》、钟嵘的《诗品》、周兴嗣的《千字文》、刘勰的《文心雕龙》，皆为例证。到了唐代，太湖流域之富庶繁华愈发明显，" 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 …… 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据两浙十九也。" 安史之乱后，" 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 "，用诗人李白的话来说，" 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 "。有学者统计，从整个唐朝的诗人人数来看，北方远远超过南方，但安史之乱之后，南方诗人人数大幅提高，与北方不相上下。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江南在文化发展之路上进一步发力。正如清代靳辅所言，江南在 " 汉唐以前，不过一泽国耳。自钱镠窃据，南宋偏安，民聚而地辟，遂为财赋之薮 "。据研究，这次人口大迁移从 1126 年（靖康元年）开始，一直持续到 1279 年，总人口达 500 万人之多，让南方人口数量大大超过北方。旷日持久的移民波及整个长江流域乃至今天的海南岛，而移民分布最多的则是南宋政权中心所在的江南地区。一方面，" 西北士大夫多在钱塘 "，诸多学者大儒在此会聚，李清照、辛弃疾等文人雅士在此居停，大大推动了文化学术的发展；另一方面，大批职业艺人集聚促进了市民文化的繁荣，《武林旧事》记载，南宋的杭城内外共有娱乐场所 " 瓦子 " 二十多处，观众多时达到千余人。各种文化表演行当五十多项，艺人五百余人，他们或讲述历史故事、民间传奇，或表演杂技马戏，或演出杂技影戏。

斗转星移，文以随之。当历史行进到明清时期，江南文化以成熟绚丽的姿态呈现于世人面前。明清两代，平均每 7 个进士，就有 1 个以上出自江南。明代状元，四分之一来自江南地区；清代状元，江南地区占半数以上，以至于苏州文人汪琬把状元称为当地 " 土产 "。科举场上的得意，集中反映了江南文化实力的整体提升。作为这一时期文化标志的《红楼梦》、" 三言二拍 "、《牡丹亭》等名篇佳作大都打上了江南的印迹，也正是这些文化经典最直接地塑造了流传至今的江南形象。

可见，" 江南范儿 " 是历史的产物，正所谓 " 东南财赋地，江左文人薮 "，历代文化人对江南山水风物的描摹、对江南文化精神的阐发，则是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关键所在。如前所述，" 江南 " 在地域上大体对应太湖流域，对其最动人、最通俗、最精炼的表述，当数 "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如果把 " 江南范儿 " 比作一套华丽的服饰，苏州和杭州无疑是最称职的模特儿。苏杭之盛名联袂流传，又离不开文人的妙笔。据柴德赓研究，苏杭连称始于白居易，他的诗中并提苏州和杭州五次，如 " 苏杭自昔称名郡 "" 江南名郡数苏杭 "，《和我年三首》中的 " 我年五十七，荣名得几许。甲乙三道科，苏杭两州主 "，更是以自己曾在苏州、杭州任职而自豪。

白居易的诸多江南主题诗篇中，《忆江南》最为脍炙人口，生动表达了他对江南的眷恋。" 春来江水绿如蓝 "" 郡亭枕上看潮头 "，当我们品读这一名篇，会发现，" 水 " 是江南意象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从地理上看，" 地势倾于东南，而吴之为境，居东南最卑处，故宜多水 "，在这片水乡泽国，先民 " 以塘行水，以泾均水，以塍御水，以埭储水 "，探索出一套完备的水利系统，" 遇淫潦可泄以去，逢旱岁可引以灌 "，不但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而且塑造了江南独特的文化景观。从南朝谢灵运的《山居赋》、张缵的《南征赋》到苏轼的 " 一叶舟轻，双桨鸿惊 "，再到近代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丰子恺的《塘栖》，在历代文人关于江南的诗词歌赋中，" 水 " 的出镜率可能是最高的。

水多自然船也多。水和船，构成了江南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也塑造了江南范儿的美学底色。明代张岱的《夜航船》是某读书网站高达 9 分的网红书，其创意即来自 " 夜航船 " 这一盛行于江南的独特景观。在水乡，船应用于生活方方面面，买书有 " 书船 "，收租有 " 账船 "，名医出诊坐 " 郎中船 "，迎娶新娘有 " 迎亲船 "，还有服务于香客的 " 烧香船 "。江南之人，" 不独丈夫能操船，妇女亦能之 "。还有在船上讨生活的群体，一如阳澄湖渔歌中所唱 " 一条网船做世界，芦扉当瓦舱当床。船头行灶烧饭吃，船艄呒处晾衣裳 "。江南的船，其意义超越了生活用具，直接介入文化生产和消费之中。崇祯《松江府志》记载，" 初有航船、游山船、座船、长路船，今为浪船、楼船、朱兰、翠幕、净如、精庐 "，足见舟楫之多样丰富。清人厉鹗专为杭州西湖游船所写的《湖船录》，记载游船近百种之多。清代苏州、金陵等地还有专为游船提供饮食服务的船只，被称为 " 行庖 "" 火食船 "。船不仅用来游湖，还用作 " 戏台 "。对此，清代笔记有生动记载，" 苏郡向年款神宴客，每于虎丘山塘卷艄大船头上演戏。船中为戏房，船尾备菜。观戏者另唤沙飞、牛舌等船列其旁 "，" 每岁竞渡市，合伙驾栏杆驳船，往来于山浜及野芳浜等处，冀售其技。每至一舟，则必葛袍缨帽，手递戏目，鞠躬声喏于前舱。搬演一出，索值一二百文不等 "。就连明末清初来到杭州的传教士卫匡国也说，" 千真万确，在湖上划船荡漾而行，比世上任何其他事情都要舒适和令人愉快 "。到了近代，活跃在水乡的各色船只依然是江南范儿不可或缺的内容。鲁迅《社戏》中在船头上看戏，在船上煮吃罗汉豆，就是如此。丰子恺在桐乡老家居住期间，常把书籍、衣服等所用之物放进 " 写生画船 "，摇到哪里 " 靠夜 "，便在那里上岸写生作画，生趣盎然的《野外理发处》《三娘娘》等作品就是这样诞生的。

文化江南，重重似画，曲曲如屏，品之如醉，探之弥深，令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千百年来，在自然与人文、历史与人性、运势与人情的频繁互动中炼就的江南范儿，就这样以其独有的风韵，活跃在文坛艺林，凝结于风土民俗，镌刻进人们的生活和记忆之中。

来源 贵阳晚报

编辑 周欢 / 编审 李枫 / 签发 蒲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