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寓言史学家陈蒲清教授研究：寓言产生于人类告别原始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之际，迟于神话与原始歌谣。早在 5000 多年前的苏美尔人已经创作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寓言；而发源于尼罗河的古埃及文明，发源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古巴比伦文明，发源于恒河和印度河的古印度文明，以及发源于黄河、长江的中国文明，都创作了寓言。此后的古波斯、古希腊、古希伯来，也诞生了寓言。可见 " 寓言 " 这一文体，既是世界的，也是民族的。

新出版的《寓言里的中国》作者夏德元，将中国寓言与其他两大寓言体系进行了对比，认为三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具体而言，西方寓言 " 特别爱用动物形象，并试图给人以道德的训诫 "，而中国寓言极少用动物故事来寄托寓意，即便有动物，也是充当人的配角。甚至中国的寓言故事还经常假托历史上的真人真事。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正是这样的不同，凸显出中国寓言的现实针对性，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使得中国寓言形成了十分独特的叙事风格和语言特色，也让许多寓言故事与典故合流，进而沉淀为一种固定的词语组合——成语。一个历史典故、一个寓言故事，一旦浓缩为成语，就大大提高了语言表达的效率，便能无障碍融入历代作家的经典创作，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交流。

陈蒲清教授 " 根据寓言本身的发展情况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学背景 "，把中国寓言史分为五个阶段：先秦寓言、两汉寓言、魏晋南北朝寓言、唐宋寓言和元明清寓言。这五个发展阶段，同时也代表着五种寓言风格或主潮。先秦寓言多集中在诸子散文中，一般为阐述各学派哲学政治主张服务，可称为 " 哲理寓言 "；两汉寓言题材和手法大多因袭先秦，但主旨是为空前统一的封建帝国汉王朝寻求长治久安之道，即通过寓言来宣传历史的经验教训，在政治上、生活上给人以劝诫，可称为 " 劝诫寓言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转变时期，哲学、文学、艺术都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寓言的创作也是这样。这个时期印度寓言随佛经传入我国，对此后中国的寓言创作输入了新鲜血液，并进而演化为中国寓言传统的一部分；唐宋寓言是中国古代寓言创作继先秦之后的第二个高潮，其特点是讽刺性加强而哲理性减弱，可称为 " 讽刺寓言 "；元末和明中叶以后，又掀起过两次寓言创作高潮，其特点是冷嘲热讽的笑话成分增多，其中大多数可称为 " 诙谐寓言 "。

根据陈蒲清教授对中国寓言史的分期，以及寓言发展史的大致脉络，《寓言里的中国》一书从九个角度选取中国古代寓言若干则，加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通俗解读，试图展示寓言所折射出的中国文化品格和中华民族独特的心路历程和精神风貌：" 龙的传说 " 章节，从叶公好龙、画龙点睛说起，揭示了龙这一形象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隐喻——我们对神圣的事物要保持敬畏；" 农夫和伯乐 " 从守株待兔、刻舟求剑、按图索骥、伯乐相马说起，总结出中国寓言故事的一次转向——古代的寓言故事，说理的意味盖过讽刺的意味。越到晚近，则是讽刺要大过于说理。同时还提炼出中国古代文明的进程——中华文明已渐渐由一个纯农耕文明向半农耕、半畜牧业文明过渡；" 杞人和愚公 " 章节，则从杞人忧天、愚公移山说起，认为这体现了中国先民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坚持不懈改造恶劣环境的精神品格。

此外，全书还从庄子寓言到艾子杂说、从歧路亡羊到塞翁失马、从掩耳盗铃到螳螂捕蝉、从狐假虎威到黔驴技穷、从南郭先生到东郭先生、从南橘北枳到病梅馆记，对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寓言宝库进行了梳理，给读者提供了 " 窥一斑而知全豹 " 的阅读体验。从中，我们可以体味人生，学习做人的道理，理解人与周围事物的关系，懂得历史发展的趋势，领悟宇宙的无穷奥秘。

作者 郑文丰

编辑 段筠 /编审 李枫 /签发 蒲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