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月 16 日，山西大同 " 订婚强奸案 " 二审宣判，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对被告人席某某三年有期徒刑的判决。然而，法律程序虽已终结，社会舆论却陷入割裂状态，" 男权 " 与 " 女权 " 的对立被激化，公众对司法程序的信任度也存在不足。这起案件究竟有着怎样的来龙去脉，又存在哪些争议焦点？

▲图源新华网

2023 年，席某某通过婚介机构结识女方，交往三个月后双方订婚。女方提出三项条件，包括 18.8 万元彩礼（分两次支付）、婚后一年房产证加名、7.2 克黄金戒指。5 月 1 日订婚宴上，男方支付首期彩礼 10 万元，双方还签订协议约定悔婚后的财物处置。可在次日回门宴后，女方指控男方强迫发生关系并报警。5 月 3 日，女方家属提出提前加名房产及支付剩余彩礼作为和解条件，遭拒后，警方于 5 月 4 日立案，次日对席某某刑拘。期间双方调解未果，男方虽签署房产加名保证书，但女方认为其缺乏诚意。2023 年 12 月 25 日，一审以强奸罪判处席某某三年有期徒刑。男方上诉后，二审历经五次延期，最终维持原判。法律界人士指出，此类案件二审后改判概率极低，男方申诉空间几乎为零。

▲订婚收彩礼协议

▲男方签署房产加名保证书

而案件的争议核心在于性行为是否违背女方意志。男方主张双方自愿，其理由有双方已订婚、关系亲密；婚房内有女方生活痕迹，表明同居事实；医学检查显示 " 处女膜完整 "，且未检出精斑。但警方和检方掌握的证据更具说服力，女方曾明确拒绝婚前性行为，案发时女方激烈反抗，男方限制其行动并反锁房门，女方点燃物品试图逃离还被男方拖回，楼道监控记录下这一幕，事后通话中，男方也承认强迫行为，行车记录仪录音成为佐证，同时床单检出混合 DNA，双方对细节陈述一致。

从法律界定来看，我国《刑法》规定，强奸罪的核心是 " 违背妇女意志 "，并非生理损伤或既遂与否。司法实践中早已明确，处女膜是否完整、是否射精均非定罪要件，亲密关系或婚约状态也不能豁免刑事责任。在本案中，女方的反抗行为、男方的暴力控制及事后承认，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网友评论截图

从本案不难看出，彩礼和房产作为核心利益焦点，一直左右着事件的发展脉络。女方于回门宴后的第二天提出 " 提前在房产证上加名并补齐彩礼 " 的诉求，本质上是将婚姻的缔结过程转变为一场即时性的财产交易；而男方对于在房产证上加女方名字的犹豫，反映出当下婚恋市场中广泛存在的信任缺失状况。在女方及其亲属看来，在房产证上加名后便可以撤销案件并办理结婚登记，这不仅是男方对女方的认可与保障，更是关乎女方 " 名分 " 的重要体现。男方对此态度犹豫也在情理之中，毕竟房产作为男方极为重要的资产和关键 " 筹码 "，男方难免担心遭遇 " 骗婚 " 情况。从 5 月 2 日到 5 日，双方多次进行交锋与周旋，原本的情感关系已然演变成毫无掩饰的利益协商。

该案件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在于男方家庭对法律规则存在错误认知。从拒绝接受司法调解，到发动舆论攻势，男方的行为模式反映出一种危险的法律认知错误—— 将村民联名信、曝光他人隐私等非法律手段置于证据规则之上。这种偏离法律规范的舆论博弈方式，不仅体现出 " 通过制造舆论来维权 " 的传统思维，更违反了 " 舆论不应干扰司法 " 的法治原则。男方放弃依靠证据，转而采用舆论手段，试图以舆论压力左右司法审判。这些行为充分表明，男方在法律认知层面存在显著缺陷。

▲新京报快评 " 订婚强奸案宣判 "：法律与事实面前谁也不能带节奏

该案判决有着里程碑意义，明确了 " 婚约不豁免强奸罪 " 的裁判规则，警示公众亲密关系不等于性同意，彩礼更非 " 性权利 " 对价，同时也呼吁公众提升法律素养，摒弃 " 以闹维权 " 的陈旧思维。尽管判决已定，但案件引发的性别对立与婚恋焦虑仍有待化解。

这桩案件犹如一柄双刃剑：法律斩断了暴力侵害的枷锁，却也剖开了婚恋物化的病灶。当彩礼成为情感的秤杆，当房产署名替代了信任契约，婚姻便沦为精确计算的利益博弈。法律可以裁决对错，却难以缝合信任的裂痕——真正的安全感，终究要生长在尊重与共情的土壤里。

文 / 周芝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