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作为中国北方的 " 曲艺之乡 " 和 " 戏曲大码头 "，其演艺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多元复合性特征。它既扎根于市井烟火，承袭了燕赵文化的质朴基因，凸显出市民文化的幽默特质，又融汇了细腻委婉的江南风情与西方表演艺术的现代性元素。从茶馆里此起彼伏的相声 " 包袱 "，到街头巷尾韵味十足的评剧、梆子；从庙会上锣鼓喧天的民俗表演，到小剧场中实验先锋、沉浸互动的现代话剧，天津始终以开放兼容的姿态吸纳八方艺韵，最终淬炼出独树一帜的演艺文化。

相声

一

相声艺术的津派范式

天津曾是九国租界、水陆码头，西式文化的狡黠与漕运文化的豪爽，造就了津派相声的市井智慧。

● " 津味 " 之一：语言层面的深度锻造

天津方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为相声表演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独特的韵律。马三立的 " 逗你玩 " 三个字之所以能够引起一代又一代人的共鸣，正在于其完美利用了天津话的语音特质，其中 " 玩 " 字的儿化音处理既保留了天津方言的泥土气息，又创造了微妙的心理距离，在熟悉与陌生之间产生喜剧张力。天津的相声演员对方言的运用绝非简单复制日常生活语言，而是进行了精心的美学提纯。他们在表演中运用的天津方言，比现实中的天津话更夸张也更精致，这种语言锻造使得津派相声既保持了强烈的地方色彩，又能超越地域限制被更广泛的观众接受。

● " 津味 " 之二：鲜明的类型化人物塑造

从马三立创造的 " 马大哈 " 到苏文茂塑造的 " 文哏 " 书生形象，这些角色构成了生动的天津市井人物谱系。他们既是个体的又是典型的，承载着天津这座城市特有的文化性格。津派相声中塑造的大多是 " 小人物 " 形象，这些小人物不是被嘲讽的对象，而是被善意调侃的邻人，演员通过他们来揭示生活的荒诞与智慧。高英培在《钓鱼》中塑造的 " 二他爸爸 " 之所以令人难忘，正因为这个形象捕捉到了天津市民性格中的精髓：爱面子又实在，虚荣又可爱，精明中透着憨厚。

● " 津味 " 之三：生活流的叙事结构

如果说北京相声更重逻辑结构，那么津派相声则呈现出独特的生活流特质。天津的相声更多依靠对日常生活场景的夸张再现来制造笑料，使观众在笑声中辨认出自己熟悉的生活场景，继而产生情感体验。这种叙事方式与天津特有的漕运文化和市民文化息息相关，天津人对奇闻轶事的兴趣远胜于抽象思辨，因此津派相声创造的是一种新型的喜剧真实感，是天津人认识自我、理解生活的一面哈哈镜。

● " 津味 " 之四：独特的 " 现挂 " 艺术

" 现挂 " 即在演出时即兴发挥，津派相声演员能够在保持段子基本框架的同时，根据演出环境、观众反应等变量随时注入新鲜的当下元素，使传统节目常演常新。这种表演范式的高度灵活性，反映了天津作为商业港口城市的文化基因——在多变的环境中，快速适应能力比固守程式更重要。" 现挂 " 艺术使津派相声始终保持与现实生活的鲜活联系，避免了艺术形式因过度程式化而僵化的危险，因此它也成了津派相声的生存策略。

二

戏曲艺术的在地转译

天津作为 " 畿辅之门户 "，联系着东北、西北、华东等处，又是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北运河的交汇处，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天津形成了多元化的观众群体，也正是这些不同层次、不同欣赏品味的观众，促成了天津戏曲的蓬勃发展。天津虽然没有产生本地的戏曲剧种，但是河北梆子和评剧的成熟、发展与兴盛，京剧的发扬光大，都与天津息息相关。这些戏曲剧种进入天津以后，与天津的语言习惯、文化传统相融合，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具有天津特色的音乐、唱腔。这种转变实质上是戏曲艺术对天津漕运文化、商业环境和市民美学的主动适应。

● 唱腔音韵的津味改造

早在 1843 年，京剧便传入了天津，从清末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各个流派的京剧名家都曾到天津演出，同时，在天津成长、成名的演员，如孙菊仙、黄月山、李吉瑞等都形成了具有天津特色的艺术风格。京剧在天津舞台上的南北交流，促使天津的演员、乐师在艺术上兼收并蓄。河北梆子传入天津后，在津日渐兴盛。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河北梆子演员来津搭班演出之前，都要先请直隶班的琴师吊嗓调音，经过一些改味的习练，以适应天津的语音、唱法和听众欣赏习惯的要求，最终形成了 " 卫梆子 "。评剧源于冀东莲花落，因此评剧最先形成时的唱腔中带有浓郁的冀东语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随着天津落子馆女伶的加入，评剧在演唱中除了冀东语音，又融入了天津语音，最终形成了独特的 " 大口落子 " 风格。如今流传下来的经典唱段中仍存在着天津话的发音规律。

● 坤伶崛起的艺术突破

一代宗师王瑶卿对旦行艺术的改革，促成了梅尚程荀京剧四大名旦的崛起，此后天津舞台上涌现了大批的女演员，促进了京剧的革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河北梆子出现了第一批女演员，由此在艺术上产生了新的飞跃，河北梆子在天津愈加繁荣。评剧女艺人兴起后，使得评剧的音乐、唱腔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形成了评剧旦行李（金顺）、刘（翠霞）、白（玉霜）、爱（莲君）四大流派。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评剧在天津蓬勃发展，扎下了牢固的根基。女演员在天津的出现，不仅丰富了戏曲艺术的表现力，在声腔、表演上都实现了极大的突破，同时也拓展了戏曲剧目的题材范围，女性题材戏逐渐占据戏曲舞台，促进了戏曲艺术的进一步革新与完善。

鼓曲

三

鼓曲艺术的杂糅共生

天津拥有 " 曲艺之乡 " 的美誉，多种曲艺形式在天津呈现出杂糅共生的特点。天津时调、快板书、京韵大鼓、京东大鼓、西河大鼓、梅花大鼓、乐亭大鼓、河南坠子、单弦等，在天津这座兼容并蓄的城市里长期杂糅、交融，既有宫廷雅韵，又有市井烟火之气，成为解读天津城市性格的一把钥匙。

发源于天津本土的天津时调始终保持着其质朴的风格，它以天津方言为基础，唱腔高亢激越，节奏明快，语言通俗易懂，幽默诙谐，内容多反映普通百姓的生活百态。而京韵大鼓由北京传入天津后，便在这片新土壤中发生了奇妙的变异。刘宝全、白云鹏、骆玉笙等大师在天津的演出实践中，为原本较为宫廷化的京韵大鼓注入了浓重的市民气息，唱词更加通俗，表演愈加自由。天津人乐观幽默的性格赋予了鼓曲艺术独特的幽默基因，而各种鼓曲艺术也在天津这块沃土中互相渗透。京韵大鼓吸收了天津时调的方言韵味，天津时调又借鉴了京韵大鼓、梅花大鼓等的叙事技巧，单弦则以其丰富的曲牌和灵活的表演形式，为各种鼓曲提供了丰富的音乐支持，快板书则贡献了其即兴发挥的表演精神。正是这种无间断的艺术对话，使天津鼓曲艺术形成了 "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 的复杂生态。

鼓曲艺术的杂糅共生状态深刻反映了天津这座城市的文化精神。一是对多样性的包容，天津文化始终以一种来者不拒的态度欢迎各种文化在此落户，并给予它们自由发展的空间。二是相互渗透，不惧混搭，可新旧并存，可南北交融，可中西合璧。三是勇于创新，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敢于突破陈规，创造出新的表达方式。天津鼓曲之所以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正是因为它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不断生长变化的有机体，它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市民趣味的变化而变化，始终与这座城市同呼吸、共命运。

话剧

四

中西文化的双重回响

1860 年开埠后，天津九国租界的奇特格局，使其成为中西文化交锋的前沿阵地。西方文化的碰撞为天津带来了两件艺术舶来品——话剧和交响乐，这两种艺术形式能够在天津生根，在于找到了地方文化与西方艺术的美学结合点。

● 话剧在天津的改良

作为中国北方话剧的重镇，天津的舞台见证了这一外来艺术形式如何在渤海之滨扎下深根，又如何在与本地文化的碰撞交融中，形成了独特的津味话剧。

1907 年，李叔同等人创立的春柳社，开中国国民搬演西洋话剧的先河；1909 年，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把欧洲话剧直接引入天津。从搬演西洋话剧，到选用天津本地的市井故事为题材，观众逐渐在熟悉的语境中理解这种新的艺术形式，话剧这种外来文化找到了与天津本地文化的共鸣点，天津话剧的改良之路，恰是一部鲜活的跨文化传播教科书。

津味话剧，一是在题材选择上聚焦市井小人物，体现世俗烟火气；二是在人物对话中大量使用天津方言中的俚语、俏皮话和天津特有的语音语调，并借鉴天津相声的 " 包袱 " 技巧，人物对话常带自我调侃意味，充满市井智慧；三是天津的文化符号成为话剧中的元素，如海河、劝业场等地标，煎饼果子、狗不理包子等美食常常会融入话剧之中，天津的传统曲艺也会在话剧的剧情或背景音乐中呈现。从《雷雨》《日出》到《蛐蛐四爷》，直到今天的《海河人家》《津门大饭店》，津味话剧通过方言、市井题材和民俗文化的深度融合，构建了独特的戏剧美学。

● 交响乐的跨洋生根

天津开埠后，九国租界相继建立，各国侨民把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习惯带到了天津，交响乐也由此在天津萌芽。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英国人罗伯特 · 赫德率先在天津组建了 " 赫德乐队 "，此后天津自办的管弦乐团相继成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1941 年成立的天津工商学院管弦乐队，从此西方乐器开始进入中国教育体系。

来自西方的交响乐真正能够在天津落地生根，源于它经历了从西方传统交响乐到中国风交响乐的转换。一是在西方的音乐体裁中加入了中国音乐的创作思维，用西方的交响乐演奏古琴曲《梅花三弄》等中国传统曲目；二是把中国传统乐器巧妙地融入交响乐队，构建起民乐与交响乐队的平等对话；三是用西洋乐器讲述中国故事、天津故事，于是有了《海河圆舞曲》《信念》《津门组曲》《长城》《战旗》等独具中国特色的交响乐作品，让来自西方的艺术形式，最终成为表达天津这个城市的灵魂的载体；四是从殿堂走入民间，推出 " 周日音乐下午茶 " 系列音乐会，以常态化演出模式打造天津浓郁的艺术氛围，同时深入大、中、小学校，将交响乐艺术送进校园。天津交响乐的发展轨迹不仅记录了一个艺术门类的本土化过程，更折射出中国近代以来面对外来文化时创造性转化的智慧。

交响乐

五

多维体验的跨界融合

天津，这座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活力的城市，演艺文化始终随时代变化，如今，天津的演艺生态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艺术形式，而是通过科技、文化、商业的多维互动，构建出一种全新的观赏体验。

● 桥边与街角的邂逅

" 无处不沉浸 " 的演艺新理念，使戏曲、曲艺、话剧等多种舞台艺术形式从传统的剧场走向了桥边与街角，融入了城市生活中。" 桥见海河，邂逅浪漫 "，一首首悠扬的乐曲、一段段经典的旋律，回荡在海河的夜空；五大道公园、天津利顺德大饭店、解放北园等地，音乐之声不绝于耳，特色建筑与音乐形成共振。金街大铜钱广场话剧《日出》依托历史场景，增加了经典名剧的氛围感以及与观众的互动性；古建洋楼，沉浸解谜，穿越时空，感受戏剧的力量；人民公园，京剧《西厢记》实景上演，人随景移，戏在景中；古文化街戏楼前，相声、快板、天津时调等曲艺演出，让游客在移步换景间沉浸式欣赏，传统的曲艺艺术与古街的叫卖声融为一体。桥边与街角邂逅传统文化的新生，邂逅演艺理念的变迁，邂逅天津城市的韵律。

● 跨界融合的演艺新物种

天津这座城市的开放性与创新力，使天津成为演艺创新的试验田，戏曲、曲艺、音乐、书画等多种艺术形式融为一体，一部部跨界融合的作品应运而生。《如梦令 · 国风情境音乐会》，名为音乐会，却在讲述一位伶人与青年男子的爱情故事，将 " 音乐性 " 与 " 故事性 " 完美融合，戏曲的水袖舞、青年画师的丹青妙手、跳进跳出的表演，与古风音乐无缝链接，令观众始终沉浸在如梦似幻之境。整台音乐会将传统民乐与舞蹈、戏曲、木偶、皮影戏、美术等多种艺术跨界融合，用画卷般的舞美设计、雅致的光影气氛、美轮美奂的舞台呈现，极大地拓展了民乐在音乐功能以外的表现空间，给人以东方美学的新体验。国风音乐剧《春归何处》将国风音乐、戏曲、曲艺、诗词、古典舞等多种艺术元素相融合，讲述了唐代诗人元稹与三位女子的爱恨纠葛。沉浸式演绎展《津门往事》突破了传统解说的看展方式，将演艺与互动的手段融入其中，使百年天津史呈现出更为鲜活的状态。

综上所述，津派演艺文化以其开放性与在地性的辩证统一，完成了多种演艺形式的本土化转译。它既固守了津派文化根脉，又通过兼容吸收、涵化整合，形成了兼具天津历史文化记忆、承载当代审美表达的津派演艺文化。

（作者夏冬 为天津市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天津市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