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团队 - 木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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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7 世纪初的东亚大陆，万历朝鲜战争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一场决定日本命运的权力博弈——关原之战（1600 年）正悄然改写东亚政治版图。朝鲜王朝的文人姜士俊、余进德在战乱中被掳至日本，历经数年羁押后归国，向朝廷提交了一份详尽的供述，记录了丰臣秀吉死后日本权臣倾轧、德川家康崛起及关原之战前后的复杂局势。这份带着异域观察视角的文献，不仅是东亚跨文化交流的珍贵证词，更在宏观历史叙事之外，勾勒出一幅权力更迭期的微观图景。

冷研曾在日本战国历史的另类视角：关原之战前，朝鲜史料中的丰臣政权内部博弈》，进行过介绍分析，本文以这份供述为核心史料，结合中日韩三方文献，试图还原 16 世纪末至 17 世纪初东亚变局的深层逻辑，解析关原之战如何成为日本 " 战国时代 " 的终结点与东亚 " 后秀吉时代 " 秩序重组的起点。

一、天殃与人事：丰臣政权崩解的双重隐喻  

（一）" 丙申地震 " 的象征性书写

姜士俊开篇即提及 " 自丙申（1596 年），天殃頻及，地震太甚，公私家舍，無數破頹 "，这场被称为 " 庆长地震 " 的天灾，震中位于大阪湾周边，丰臣氏的统治核心区域遭受重创。在儒家天命观影响下，朝鲜文人将地震视为 " 天殃 "，暗合 " 天人感应 " 思想——自然界的异常被解读为政权合法性动摇的征兆。

巧合的是，1596 年正是丰臣政权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前一年，第二次万历朝鲜战争因秀吉病笃草草收场，日本远征军狼狈撤回；此后两年，秀吉本人病逝，留下年仅 5 岁的幼子丰臣秀頼和派系林立的辅政集团。地震摧毁的不仅是物理建筑，更在心理层面瓦解了丰臣政权的神圣性，为后续权力斗争埋下舆论伏笔。

（二）托孤体制的结构性缺陷

1598 年 8 月 18 日秀吉病逝，临终前构建的权力架构暴露出致命矛盾。据供述，秀吉对 " 三奉行 "（石田三成、增田长盛、长束正家）强调 " 輔佐弱兒秀頼 "，对 " 五大老 " 之首德川家康委以 " 關東、北三十三州鎮服 " 之责，对毛利辉元则期许 " 關西、南三十餘州爲首 "。

这一体制看似平衡东西势力，实则埋下分裂隐患：五大老（外样大名）与五奉行（近臣官僚）的权力边界模糊，家康的关东霸权与辉元的西国领袖地位形成地理对峙，而三奉行作为秀吉的 " 嬖奴 "，缺乏足够威望驾驭诸侯。

正如朝鲜文人观察到的 " 上下離心 "，丰臣政权的崩溃始于权力分配的 " 二元结构 " ——军事封建主与中央官僚的对立，最终演变为家康集团与三成集团的正面冲突。

二、权力博弈的激化：从放逐政敌到军事对峙  

（一）派系倾轧与家康的崛起策略

秀吉死后仅三个月，丁酉年（1599 年）冬，加藤清正、黑田长政等武断派大名便以 " 石田三成在秀吉生時薄己 " 为由，放逐三成为首的文治派至江州佐和山城。这一事件被供述视为 " 阿附家康 " 的政治投机，反映出武断派对文治派长期压制的不满。

家康巧妙利用这一矛盾，次年（己亥，1600 年）夏驱逐秀頼乳父蒔田长定，入驻伏见城，继而以 " 問安秀頼 " 为名进入大阪城，完成对丰臣核心权力空间的渗透。朝鲜文人敏锐注意到 " 專擅軍國庶事 " 的细节，揭示家康通过控制幼主居所，将自己包装为 " 守护者 "，实则架空丰臣政权中枢。

（二）上杉景胜的反叛与东西军的形成

东北大名上杉景胜的 " 不附之意 " 成为关原之战的直接导火索。作为 " 五大老 " 中唯一未参与放逐三成的势力，景胜对家康的专权早存戒心，其领地越后（今新潟县）与家康的关东领地接壤，构成地缘威胁。

庚子年（1600 年）九月，家康亲率 5 万大军征讨景胜，却在能登地区 " 七戰五敗 "，陷入胶着。这一战况被供述为 " 家康之所大憂 "，实则暴露东军并非铁板一块——景胜联合周边六七位 " 賊酋 "，形成反家康同盟，迫使家康分兵应对，为西军的反攻创造了机会。

石田三成抓住战机，以 " 惡家康負秀吉 " 为号召，劝说毛利辉元 " 乘虛入城 "，联合宇喜多秀家、岛津义弘等西国大名，组成约 8 万人的西军。供述中详细记录了西军的三路部署：

中路石田三成亲率 4.5 万兵屯驻大恒城，右路长束正家等 4.3 万兵攻略伊势，左路大田刑部卿 7 千兵牵制越后。这一战略试图从南北两翼包抄家康，但其致命弱点在于辉元作为名义领袖 " 溫柔 " 寡断，导致西军协同效率低下，为后续溃败埋下隐患。

三、关原决胜：反间计、阵前倒戈与战后清算  

（一）黑田长政的反间计与小早川秀秋的倒戈

关原之战的转折点在于东军将领黑田长政（甲裴守）对西军内部矛盾的精准利用。供述提到，辉元的女婿小早川秀秋（筑前州中納言）与从弟吉川广家（雲州侍從）" 內有不肯附輝元之意 "，黑田通过 " 潛言家康 "，承诺战后加封领地，诱使秀秋约定 " 陽爲三路先鋒，而反衝關原 "。

1600 年 10 月 21 日（阴历九月十四），秀秋率 1.5 万军队在松尾山观望，待东军苦战时突然倒戈，炮击西军主力宇喜多秀家部，引发连锁溃败。这一事件被供述为 " 日夜連戰，關原三路之兵，大敗退北 "，实则暴露西军内部的派系裂痕——秀秋作为丰臣家养子，对辉元的忠诚本就脆弱，加上家康的利益诱惑，成为压垮西军的最后一根稻草。

（二）战后清算与权力结构重组

关原之战后，家康展开血腥清算：增田长盛等十余名文治派重臣被 " 脅令刳腹 "，石田三成、小西行长、安国寺惠琼被枭首示众。对毛利辉元，家康采取 " 攻心为上 " 策略，先以 " 愛妾及子秀就爲質 " 迫其投降，再剥夺 8 州领地中的 6 州，仅留周防、长门两国，强令其剃发为僧。

这一处理方式看似宽大，实则彻底瓦解西国最大势力，确立 " 外样大名 "（原西军诸侯）与 " 谱代大名 "（家康直属家臣）的等级秩序。供述中 " 景勝兵勢大熾 "" 島津不肯講和 " 的记载，暗示仍有残余势力抵抗，但家康通过分封亲信、削弱敌对大名领地（如毛利氏领地从 120 万石骤降至 36 万石），已奠定江户幕府的统治基础。

四、东亚秩序的重构：从 " 入唐 " 威胁到通商求和  

（一）岛津氏的 " 声言入唐 " 与朝鲜的安全焦虑

关原之战后，萨摩岛主岛津义弘（辉元之党）的动向引发朝鲜高度关注。供述提到 " 島津治兵船七十餘隻，聲言入唐 "，表面是备战攻明，实则是岛津氏在领地缩减后（从萨摩、大隅、日向三国减至萨摩一州），试图通过海上贸易恢复实力。

但在经历壬辰战争（1592-1598）的创伤后，朝鲜对日本的任何军事动向都极为敏感，将 " 入唐 " 解读为 " 假稱 "，认为岛津 " 方與家康相持待變 "，可能借对外扩张缓解内部矛盾。这种安全焦虑直接影响了朝鲜对后续和谈的态度——既渴望归还被掳百姓，又警惕日本的 " 背恩忘德 "。

（二）对马岛主平义智的和谈斡旋与利益交换

作为壬辰战争的 " 罪魁祸首 "，对马岛主平义智在战后主动充当日朝和谈中介，反映出家康政权的务实转向。供述揭示，义智曾 " 詳言我國虛實 "，向秀吉提供朝鲜情报，如今却以 " 歸送被擄人 " 为筹码，试图换取 " 交隣通商 "。

1601 年（庚子年），义智提出分阶段和谈：先送南忠元、郑昌世等 " 青山太守 " 级官员试探朝鲜态度，待 " 定和 " 后再归还全部被掳人员。这一策略暗含家康的双重目的：对内，通过外交成就巩固霸权；对外，以贸易替代武力，获取朝鲜的粮食、手工业品（如朝鲜绢、药材），缓解关原战后的经济压力。

然而，朝鲜对义智的 " 背恩忘德 " 记忆犹新，被掳文人直言 " 我朝必不許矣 "。这种抵触情绪迫使日本调整策略，最终在 1607 年以 " 通信使 " 形式建立官方往来，放弃 " 割地 " 诉求，承认朝鲜的对等地位。供述中 " 今則不顧割地，只欲通商 " 的记载，标志着日本从秀吉时代的扩张主义转向家康时代的务实外交，东亚国际秩序由此前的 " 战争对抗 " 进入 " 和平通商 " 阶段。

五、被掳者视角的史料价值与历史书写的多元性  

（一）微观叙事对宏观历史的补白

姜士俊等人的供述，在以下三方面补充了传统史料的不足：

1.   细节考证：如秀吉临终遗言的具体内容、关原之战前东西军的兵力部署（西军中路 4.5 万、右路 4.3 万、左路 7 千，东军 8 万），与日本《关原军记》记载基本吻合，印证了供述的可信度。

2.   心理认知：朝鲜文人对 " 天殃 " 的解读、对家康 " 專擅 " 的警惕，展现了周边政权对日本权力更迭的主观认知，这种 " 他者视角 " 比日本史料更直接地反映了东亚国际体系的动态。

3.   和谈细节：义智与朝鲜被掳者的对话，揭示了日朝交涉中 " 人质交换 "" 通商诉求 " 等微观谈判过程，弥补了官方文书中对民间层面的忽视。

（二）历史书写中的 " 层累建构 "

供述末尾的批注 " 姜士俊等之招，雖不可盡信，而從後逃還人之所招，大槪一樣 "，体现了朝鲜官方对史料的审慎态度。

事实上，部分记载存在误差，如 " 家康之孽子三河守者，亦背其父 "（德川秀忠因上杉景胜牵制未能及时会师关原，并非背叛），但这种 " 错误 " 恰是历史记忆层累建构的体现——被掳者通过道听途说、结合自身立场，将复杂的权力斗争简化为 " 忠奸对立 "，为朝鲜王朝构建 " 正义抗倭 " 的国家叙事提供了素材。

结语：关原之战与东亚 " 后战国时代 " 的开端  

关原之战不仅是日本战国时代的终结，更是东亚国际秩序重组的起点。从朝鲜被掳文人的供述中，我们看到三种历史逻辑的交织：

1.   日本内部：德川家康通过军事胜利与政治权谋，将丰臣政权的 " 多元共治 " 转化为江户幕府的 " 寡头统治 "，开创了延续 265 年的幕藩体制。

2.   东亚国际关系：秀吉时代的扩张主义随西军溃败而终结，家康政权以 " 通商 " 替代 " 征服 "，推动日朝从敌对走向有限合作，为 17 世纪东亚的 " 小冰河期 "（气候变冷导致农业减产）提供了经济互补的可能。

3.   文化认知层面：朝鲜通过被掳者的证词，构建了对日本的 " 分裂认知 " ——既警惕其军事威胁，又不得不承认其新政权的合法性，这种矛盾心理深刻影响了此后朝鲜 " 尊明攘夷 " 与 " 事大主义 " 的双重外交策略。

当我们透过姜士俊、余进德的眼睛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会发现宏观的 " 改朝换代 " 背后，是无数个体的苦难与观察，是权力博弈中每一个微小决策对历史走向的微妙影响。这些被掳文人的供述，如同一块棱镜，折射出 17 世纪初东亚变局的复杂光谱，让我们得以在宏大叙事之外，触摸到历史的温度与细节的力量。

参考资料：

《败者的关原之战》

《丰臣西军与关原之战》

《图说关原之战》《日本军鉴：关原之战》《朝鲜宣祖实录》《乱中杂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