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津是华东师范大学的老师。2013年开始，她对「清北复交」这四所中国精英大学的17位来自弱势社会背景的学生做了三轮访谈，记录下他们从童年到大学以及走向社会后的人生经历。

这项研究源自金津的困惑。那几年，新闻报道里经常出现「寒门无贵子」的讨论，她感到失望，「好像人在面对社会结构时是无能为力的，是只能妥协的，好像我们生来就要过一种既定的、分层的人生。」她开始寻找那些「例外」，希望从他们身上探寻突破的希望。

随着调研的深入，她发现，「例外」之所以能成为例外，并不是他们的能力更强，而是在以优绩主义为主导的评价系统中，他们的能力与系统更为契合。他们是规则的受益者，因此更能如鱼得水，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更多受到优绩主义的形塑，把他们的欲望、追求和对人生的想象依附在优绩主义之上。

某种意义上，这是成功背面的故事。在金津看来，很多时候，起点的不同并不是通过压迫的方式作用于我们的，而是通过我们以为的「理性选择」来规划我们的未来，生产不同的人生轨迹。

6月末，我们和金津通了一个很长的电话。她讲述了调研的经历，「例外」的故事，还有这个过程中她自己一点点的反思和改变。她结合自己的研究分享了，在社会弱势学生「突破」结构限制的过程中，真正解放的力量到底是什么？他们的人生经历与优绩主义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他们的未来又在哪里？

她还谈到对当下的观察。刚开始做这项研究时，还没有「小镇做题家」的说法，更没有人提到「优绩主义」。但这几年，相关讨论越来越多，学生无论背景如何，普遍对优绩主义的承诺都产生了破灭。

当更多人对优绩主义祛魅了之后，大学的意义、社会流动的意义到底在哪里？相比鼓励学生「找到自我」的个人解法，金津认为，真正能挑战结构的，从来不是个体的能动性，而是人与人的「共同关系」 和日常生活中的微小善意。善意不仅是解放的，也是传递的。「跨越不平等，需要的不是『我』，而是我们。」

以下，是金津的讲述——

文｜王青

编辑｜槐杨

逆袭的人

最开始做这项研究，是为了我心里的一个「不」字。

2012年，我正在申请博士，当时有很多新闻都在讲寒门难出贵子，有报道甚至直接用了「寒门无贵子」的标题。后来做文献综述，我发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量化还是质性研究，大家基本都在印证同一件事情，那就是寒门学子进入精英大学困难重重。我对这些有点绝望，好像研究只是在呈现社会结构的固化，好像人在面对结构的时候是无能为力的，研究并没有告诉我们，要如何去挑战或者改变这种不平等。

可能跟我性格有关，我不相信这个。2013年，我开始寻找那些「例外」。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找那些最大程度实现了突破的学生。日常生活里，提到中国最精英的大学或者最难进入的大学，人们最常联想到的就是「清北交复」。后来通过师友的帮忙、几轮前采筛选，我确定了这四所大学里的17名接受助学贷款的学生。

刚进入田野，我最大的感受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非常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当时他们都是大四的本科生，基本确定毕业后的去向，12个学生获得了保研资格，2个学生在准备出国申请，3个学生在找工作。

准备出国的林晔，她实际上在gap year。她是英语专业的学生，但研究生想学交互设计，所以大四开始她就在Coursera上自学编程，还从一个朋友那里拿到同济大学这个专业的研究生课程大纲。她是一个特别勇敢和灵活的人。第一次去旁听，院长对她说，这个课满员了，不太方便旁听。但她不放弃，直接问，那我能拿椅子过来吗？后来她跟这个班的同学相处得很好，同学们还会带着她做项目，也积累了一些研究的经验。

从结果上看，我研究中的「例外」在大学所获得的东西都非常具有竞争性，甚至比很多优势背景的学生还要好。保研的同学里，有在实验室里跟老师一起做过研究、发过文章、拿到国奖的；有获得好几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实习经历的；有出国交换学习的。还有一个受访对象梁臻，大学四年一直在保持高绩点的同时，还在各大行业头部公司实习，他说，每天晚上睡觉前，自己都会复盘和总结，哪些事情做得不够好。虽然他当时保研了，但对以后要找什么样的工作已经非常清楚了。

那个时候，我对人的能动性这件事深信不疑。在和他们谈话的过程中，我始终带着一个问题，他们是怎么成为「例外」的？我想了解，在成长过程中，他们是如何一点点突破资源的限制、视野的限制，以及最重要的，为什么他们能够成为「例外」？

我一直觉得我的研究是没有预设的，就是面向我的研究对象，开放性地从他们的社会流动经历中寻找关于「能动性」的答案。然而，我在博士学习期间的一堂质性方法课上，意识到了我的预设。老师当时讲到，任何研究都有预设。我说，老师，我觉得我的研究没有任何预设。老师说，你有预设啊，为什么你研究的是中国精英大学里面的弱势背景学生，而不是其他大学的弱势背景学生？为什么你觉得他们更有能动性？这难道不是你的预设吗？

后来在研究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这个预设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我是在用优绩主义判断人是不是有突破性的。当我更多了解我的研究对象的故事，我发现，他们大部分其实也在用优绩主义体验教育和生活。

何想在清华大学念电气工程专业。刚开始的日子，他有很强的挫败感，他讲过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清华是一个能够成就很多人，也能够摧毁很多人的地方。」因为每当他觉得取得了一些进步，总会有更厉害的人冒出来，提醒他，这些人比他更优秀。他的策略就是只跟自己比，更加努力地学习。从大一到大四，他每年出校门基本不会超过8次，这8次还包括回老家、跟同学聚餐。

唐慧在复旦大学历史专业，有段时间去耶鲁大学交换。很多研究讲过，出国交流的经历对学生的改变很大，不仅是学业上，更有眼界的改变。但当我问唐慧，耶鲁如何影响了你？她只提到耶鲁的图书馆非常好，有很多书。尽管到了完全不同的环境，她还是大部分时间都在图书馆自习。

从一些方面看，他们的确是优绩主义的获益者，但容易被忽略的是，优绩主义同样也给他们带来了「隐形伤害」。大部分访谈对象都表达过，他们很难真正享受生活，总觉得要把时间花在做严肃的、正经的事情上，否则就会感到愧疚、焦虑。

优绩主义逐渐成为这项研究中非常重要的支点。我想知道，在他们突破的过程中，真正解放性的力量到底是什么？我曾经笃定地认为能动性就是对抗性的，但我后来慢慢意识到能动性很多时候也是对社会结构的内化。比如，当我的访谈对象不自觉地被优绩主义所影响，习惯用优绩主义的眼光看待学校，看待生活，看待周围的人，也由此判断别人够不够聪明，够不够努力，是不是优秀，是否值得拥有更多，他们的能动性和选择实际上是被优绩主义规定的，是优绩主义的内化。

图源剧集《未知的首尔》

优绩的陷阱

在我访谈的17个人当中，有两个受访对象似乎是不能被称为「例外」。

一个是崔珊，她在北大的四年特别受挫。她念的是法律，但对这个专业不感兴趣，上课经常听不进去，甚至直接睡着了，成绩一直很不好。刚开始谈到成绩，她不太愿意讲，沉默了很长时间。

访谈之前，我让每个人写一份200字左右的小材料，主题是「人生自传」的目录。在大学生活的部分，崔珊写的是「不会规划」。她说，在北大，一个特别会规划的人会得到非常多的帮助和成长，但她不是。

进入大学之前，她经历的学校教育都是有老师带着，每堂课有固定的课本材料，一切都很明确，跟着走就好了。但是大学完全是不一样的学习方式。没有人带，有时候听到别人在干这个，她去试一试，看到别人在干那个，她也去试试。她发现自己无论穿着、谈吐还是能力上，都不如别人，就很挫败。后来她考虑过考中文系的研究生，因为从小喜欢看各种小说，又发现中文专业找工作难，也没了下文。

另一个是在上海交大念法律的罗伟，他和崔珊是类似的情况。大学因为英语成绩不好，他错失了保研名额。第一轮采访，他在上海一家专利销售公司工作，第二轮和第三轮采访，他回了河南老家，也在一家专利公司工作，仍旧很挣扎，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看上去他们的经历都挺个人的，遭遇的挫折有性格的成分，有偶然的因素，但崔珊和罗伟念的都是法律专业，法律是一个你勤奋、努力，也不一定会有很好表现的专业，它需要很多软性技能，比如你的资源，你的辩论能力，和别人打交道的能力，甚至知识的丰富程度都会影响你在这个专业的表现和就业。而刚才提到的保研的同学，很多都是理工科专业，无论是写论文，做实验，他们以前积累的技能，在大学仍旧能用。

谈到法律专业的时候，崔珊和罗伟都说，这个专业离自己很远。罗伟从农村出来，父母都是农民。他从小看父母种庄稼，种多少，卖多少，他能理解制造业这种从无到有的行业，但完全不能理解法律的价值。他举了一个例子，两个人互扇对方巴掌，因此打官司打了好几年，他问我，这件事情的价值在哪里？

后来，罗伟去了一家帮人申请专利的公司，做销售工作，经常会有负罪感。访谈的时候我们坐在一家咖啡馆，他指着桌上的咖啡说，这个咖啡成本5块，我得卖你10块我才能赚钱。但如果是卖粮食，成本5块，我卖给你10块，我就觉得在亏欠你。

另一个访谈对象李晓，在清华大学念艺术史。她也说，每次听老师讲那些瓶瓶罐罐的历史，就觉得很无聊。之前我做过一个预访谈，对方是同一个专业家境较好的学生，她就觉得这些课程都很有趣。

很多时候，出身对人的影响恰恰就是无意识的。我们对于某类知识是否有兴趣，有亲近感，不仅跟专业背景、性格、喜好有关，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你的出身、成长环境，以及你从小接触的事情。

就像布迪厄说的，阶层对人最重要的影响是不平等的分类系统。当你处于系统里结构性弱势的位置时，你会始终受到这个不平等分类系统的控制和影响，你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有形、无形的限制，缺乏资源、支持、能力、品味，你一直被否定，也一直在否定自己，始终需要成为「他人」，又无法真的变为「他人」。

能走到今天，每个受访者都付出了非常多。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付出的相对较少呢？

这里面充满了「机会」和「偶然」。有一个访谈对象陈逸，他高考后本来想选的是机械工程专业，因为觉得这个专业是制造业相关，我们又是制造业大国，以后肯定能找个好工作。后来他阴差阳错被分去了信息工程。采访时他说，还好被分去了这个专业，不然机械工程毕业，收入完全没法跟信息工程比。

另一位学生唐达，刚入学的那段时间，他非常挣扎。挣扎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大学必修计算机课程，老师上来就教编程，但他在之前连电脑都不知道怎么开。他觉得北大校园很大，一开始上课总是换教室，他根本找不到方向，骑着自行车都找不到。后来他能够成为系里的优秀毕业生，因为他遇到了一个特别好的老师，不仅非常关心他，还让他参与实验室项目，并且发了文章。也是因为这段经历，他才变得自信起来。

从这个侧面可以看到，弱势背景的学生抗风险能力是非常脆弱的。很多时候，这些「机会」和偶然的事件会很大程度影响他们的整个生活，甚至是人生。但如果是优势背景的学生，他们拥有更多来自家庭和社会的资源，受到随机事件影响的程度更小。

这也是优绩主义的欺骗性。崔珊和罗伟的挣扎，并非因为他们比其他访谈对象更不会规划、适应能力更差，而是他们之前的积累并不是法律专业所需要的能力。而陈逸和唐达，看似依旧能用优绩主义去适应大学、获得想要的东西，但实际上这不是优绩主义有效，而是他们恰好碰到了能让优绩主义奏效的环境。

图源剧集《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

「好学生」的身份

今天我们经常提到「小镇做题家」，多少有些否定的意味。但我想问，为什么相比优势背景的人，他们更容易被优绩主义规训？

调研中，林晔讲到高中生活，曾引用过《论语》里的一句话来说明自己当时的处境，「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她解释说，只要你成绩好，哪怕家境一般，社交能力不强，没有其他爱好等等，在当时都不是问题。因为只要成绩好，你就会像北极星一样，所有的人和资源都会聚集到你的身边。

很多访谈对象都会讲到，成绩好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唐达说，从小没什么擅长的，不会表达，不会爬树，农村里受欢迎的技能他都不会。小时候看电视，别人跟他说话，他甚至都听不见，其实就是一根筋。如果不是成绩好，别人完全不会觉得他聪明，还会觉得他呆傻。另一位受访对象谷月也讲过类似的话，「每个人都有生活的意义、存在意义，成绩好对我来说就是存在的意义。」

这是过往的生活经验告诉他们的。当你一路都是这么走过来的，你就会一直想要抓住这个「人生意义」。

另一方面，我的受访对象也会说，「成绩好」为什么重要，是因为「我什么都没有」。梁臻形容自己从小就是一个非常有雄心、非常勤奋的人。他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欲望，我们渴望的东西，都跟我们的生活背景有关。因为我缺乏，所以我想要更多。如果我出生在非常好的环境下，我也想到处去旅游，什么也不干，我也不想这么勤奋努力。」

布迪厄在谈到阶层影响时，提出过一个概念，叫「象征暴力」。很多时候，起点的不同并不是通过压迫性的方式作用于我们，而是通过我们以为的「理性选择」来规划我们的未来，生产不同的人生轨迹。所谓性格、欲望、憧憬、想象，很大程度上与我们所处的社会位置相关，是社会结构的内化。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后续的选择和决定。我们的过去就是这样被嵌入到了未来中。

在17位受访对象里，女生姜耘的家庭是最困难的，小时候家里连米都要向别人借。小学六年，她成绩不好，性格内向，从来没什么人关注她。直到初中，她遇到一位数学老师，她当时数学不错，这位老师对她很照顾。从那以后，她就一直努力让自己的成绩变得更好，她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别人的关注。

中文里，我用「好学生」的身份来形容他们，在英文中，我用的是high-achieving students，直译是「高成就学生」。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是真的对学习感兴趣，「好学生」只是工具，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这个工具才对他们那么重要。

在他们追求高成就的过程中，策略也可能发生变化。尤其当好成绩不再能给予他们预想的社会流动机会，许多受访者会转向另一种更为适应性的方式。梁臻后来说，他上了大学之后发现，你努力不一定成绩好，成绩好能做大学老师，又怎么样呢？你的收入和生活依旧不能保证你过得很好。

姜耘学的是环境工程专业，刚入学，老师就给大家打气，说这个专业是朝阳行业，尽管现在就业不太行，以后会越来越好。但姜耘从学姐那里得知，毕业后很少有人从事相关职业，基本都去了「四大」。那时她就意识到，规则变了，专业学得好不好和以后的工作没有多大关系。在当时的环境，做金融、做咨询能够带来更多收入，她开始把自己的重点放到校外实习上。

她先是去了一家非常大的人力资源公司，后来被公司老板介绍去了摩根士丹利实习。她在大学期间还去香港大学交换了一个暑假。毕业之后，她去了一家猎头公司工作。

看起来，好像大学里不再追求好成绩的学生超越了优绩主义，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在适应另一个场域里的优绩主义。优绩主义在大学前的「标的」是好成绩，大学里是好的成绩加好的简历，大学之后可能就是高收入的好工作。刚刚讲阶层的「象征暴力」，它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潜移默化地定义着你所以为的「好」。

当然，许多优势背景的学生也会受到优绩主义的规训。但是「好学生」很少是他们唯一的身份、不得不去抓住的「人生意义」，也更不会以这样单一的眼光看待大学的环境和生活。在以后的人生中，他们可能也拥有更多资源和机会去突破优绩主义的框架。

对弱势背景的学生来说，大学教育本应最能帮助他们突破优绩主义的限制，去培养和开发自己的个人兴趣、爱好和多元的技能，去体验和探索应试之外的教育资源、环境和可能，但因为刚才提到的种种「象征暴力」，他们在大学里依旧会被优绩主义所捆绑，用优绩主义去规划大学和之后的人生。当他们走出大学，意识到优绩主义的破灭，他们已经很难改变自己是谁、自己可能成为谁这样一些事情。

图源剧集《未知的首尔》

「共同关系」

在我访谈的17位学生当中，有三位很早就表现出了极强的灵活性和解放性。我将他们称之为「例外中的例外」。

刚才提到的林晔，从小对画画有非常强烈的兴趣，也有这方面的天赋。上了大学，她参加了一个设计类的社团，社团里的同学会和她分享更多设计相关的信息、技能。最早她给我的自传目录就和别人的很不一样。有抬头，有格式。她说，这些都是社团的社长教给她的。

对林晔来说，成绩从来不是最重要的，至少不是生活的全部意义。除了画画之外，她还喜欢音乐，小说。和很多弱势背景的孩子一样，小时候她不太会跟别人社交，但初中开始她就参加学校的兴趣社团，认识了更多人，见到更广阔的世界，慢慢学会如何与人打交道。

可以看到，她的选择，既没有受制于阶层的限定，也不是优绩主义许诺的未来。她提到《论语》的那句话，也是她对优绩主义的反思。

当林晔谈到为什么她从小就能意识到自己对绘画和艺术的兴趣，并且能够不断开发它，她说，虽然父母是工人，但小时候看到她喜欢画画，就给她报绘画班。即使很快没办法负担学费，父母还是一直鼓励她追随自己的兴趣。后来决定出国学交互设计，这是她以前从来没有想象过的选项，但因为大学里认识的朋友们，她知道了交互设计专业，又因为旁听课程的同学和老师的帮助，她才决定申请这方面的研究生。

郭兴和杨一帆也是如此。杨一帆从小打篮球，一路上，篮球社团的朋友给了他很多帮助和影响。郭兴从小就喜欢交朋友，不喜欢结交成绩好的，就喜欢那些调皮捣蛋的，他解释说，因为这些孩子更真诚，不功利。上了大学后，他在学校的一个行政办公室实习，带他的老师对他非常好，事无巨细地关心他，帮着他一起规划未来的学业。

这些不是「资本」，不是他们有意经营、希望有一天会有用的社会或者家庭资源，而是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微小善意，是这些善意让他们有更多的自我意识、改变的勇气和能力，以及理解他人、享受生活的心境。

第一轮访谈，我只知道这些访谈对象都很有能动性，追问这些能动性的由来，很多人都提到父母的影响。我一度觉得，是这些父母给他们提供了能动性资本。前面提到的陈逸从小在农村长大，周围很多朋友很早就辍学了。他说他也在想，为什么自己会更有能动性？

他用了「基因突变」的比喻。成长过程中，他观察周围的朋友，有的父母酗酒、打架，有的家庭关系不好，但他的父母没有这些「坏习惯」，给他提供了很好的环境。他觉得，每一个阶层里边一定会有「基因突变」的人，他就是接受了这种突变，到了最好的大学上学，以后在大城市工作，虽然过程里会经历痛苦，有很难消化的东西，但至少可以为下一代创造更好的环境。这就是突破。

但后来我发现，这些家长的品质之所以能被定义为能动性「资本」，是因为他们展现出来的品质跟优绩主义的标准是一样的，而那些不符合优绩主义标准的品质就不会被看到，也不会被认为是「优秀的」、「有能动性的」。比如梁臻在讲到自己为什么能够突破时说，因为我妈妈就是这样的人，努力，而且灵活。但提到爸爸和其他人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他们是不聪明的。其实他还是在用优绩主义评判周围的人。

林晔聊起父母，表达出的是另一种逻辑。她不会觉得父母不够聪明，反而认为父母身上的共情和善良是更重要的，父母从小给了她「很好的启蒙」，从而使得她很早就知道要抓住身边一切可能的联系和资源。这样的启蒙是可以传递的。林晔在第二轮访谈的时候说，她的朋友中，也有不会做规划的，自律性不强的，但她觉得，每个人的成长步骤和路径是不一样的。她自己可能在自律性上成长得更快，但在社交技能上成长得更慢，就像曾经她的朋友等待和支持她在社交能力上的成长，她也需要等待和支持朋友在自律性上的成长。

这也成为我在这项研究中最重要的发现。真正将这三位同学和其他人区别开来的，并不是他们的能力更强，拥有更多的资本，而是生活中遇到的「共同关系」，它可能是家人的支持，老师的帮助，朋友无条件的交流。

如何建立共同关系呢？其实，共同关系本来就有，它一直在我们的生活里，不需要建立，它就是我们的家人、老师、朋友、同事、陌生人。我们觉得没有共同关系，是因为我们一直在用阶层、优绩主义等等分类体系分割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被偏见遮蔽，就会看不到共同关系。

也因此，我们需要学会容纳「不舒服」，甚至主动寻找「不舒服」。共同关系是与多样化的人的关系，是多样化的，一定是异质性的。与跟我们不同的人相处，接触到我们常识之外的事情，会让我们很「不舒服」。但就是这个不舒服才能让我们有更多自我意识，意识到自己的偏见，意识到生活可以有多样的活法，人生可以有多样的意义。这可能也是批判研究和理论研究之所以必要的原因。

这本书的英文版出版后，有一个人大的学生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她说，我的研究讲出了她成长过程中的很多困惑。她曾经长期受优绩主义的影响，但是一次出国的经历改变了她，她认识了更多不一样的人，这些际遇帮她打开了新的经验和新的视野。她有一句话讲得特别好，她说，很多时候，或许只有流动性才能对抗结构性。

某种意义上，共同关系带来的就是一种流动。它不一定要是多么坚固、亲密的关系，可能就是一些对待他人的微小善意。就像流水冲刷石头那样，这些善意可能没办法在短时间消灭石头，但它至少能让石头变得更小。

图源剧集《未知的首尔》

「他们是我的17位作者」

回头来看，这项研究是有点讽刺的。

最开始，我是为了「不」字做研究，想要找到那些「例外」，但在书的最后一部分，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我们不应该只看到「例外」，以及这些「例外」是怎么突破的，而是应该看到这些「例外」所折射出来的不合理的规则。

从学校走向社会，我的很多受访对象都会经历优绩主义的「破灭」。姜耘毕业后，去了一家猎头公司，她发现周围的很多同事并不是名校毕业，但业务能力很强。一开始，她会感受到落差，觉得这家公司没有奖赏学校所认可的能力，但后来她逐渐意识到，好学历只是给人的第一印象。学历只能证明你在优绩主义的系统里是优秀的，但不能证明在其他方面你比别人优秀。也是从那时开始，她对优绩主义有了一些反思。

我也会想到自己的经历。我出生在安徽的一个小县城，从小成绩一直很好，大学考到了南京大学，后来保送去了上海交大，再之后去了英国读博士。所以刚开始看到那些报道，我自然而然会觉得不服，这些报道和研究没有讲出我的故事，也没有讲出我身边人的故事。

去英国读博之前，我像我的很多采访对象一样，受优绩主义的规训而不自知，就像我一直笃定精英大学的弱势背景学生就是最有能动性的。

直到现在，我都很感激在英国读博的经历。刚开始念博士，有位老师就对我说，很多中国学生喜欢天天待在自习室，吭哧吭哧干。但是好的质性研究，需要你有好的心情，需要你这个人是丰富的。还有学长跟我说，我们要做有趣的研究。

以前，我从来没想过有趣这件事，更不会把研究做得有趣看作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也没想过，人是可以更丰富的，学习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的导师就是一个很丰富的人，他有很多兴趣爱好，他也一直在做新的研究、学习新的理论、开拓新的领域，他说他不想重复自己，他希望在研究中成为新的自己。可能就是在这种耳濡目染之下，我的生活里不再只有学习，周末的时候，我会去看话剧、展览，听与我的研究完全无关的讲座，和朋友漫无目的地聊天、散步、逛街。这些看似和学习无关的事情极大程度地启发了我。

现在回想，这一路，我始终都和17位受访者站在一起。

刚刚讲起来，我的人生经历似乎挺顺利的，但每个阶段，我都受到很多人的帮助。刚念硕士时，我没想过出国，就觉得可能会在国内读博士。是我的硕导问我，你在国内念博士，毕业之后要去哪里工作？他也一直耐心包容我的各种不成熟和随性，肯定我在研究上的每一个小进步。后来在另一个老师的聊天中我才知道，原来出国也可以申请奖学金。这位老师在出国申请上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决定申请博士，我还是有点挣扎的，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样的话题，是我舅舅提醒我，有很多关于寒门无贵子的讨论。他觉得我们都是社会流动的受益者，也应该去看看更多人的经历。我的父母从小到大支持我的每一个决定，为我提供力所能及的所有帮助，他们也是我生活中大大小小事情的倾听者和鼓励者。

后来做博士论文的研究，每个阶段，17位受访者都带给我鼓舞、启发。做质性研究，很多时候仰仗的就是访谈对象的善意。所以在一篇文章的致谢中，我专门写下：他们是我的17位作者。我在这本书的致谢里也特意感谢了我的访谈对象。

博士论文是青年学者做的第一个长期性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你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如果它不是你真正感兴趣的课题，有无数个让你退缩的理由。

最开始我把博士论文初稿交上去，导师觉得写得不够好，他说写得太描述性了。当时我只写了这些学生如何利用优绩主义突破阶层限制。导师问我，如果优绩主义只是给他们提供了社会流动机会，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他认为我没有提供分析，也没有提供新的洞见。

那是我博士第四年的下半年了，真的一筹莫展。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吃饭，我和他讲了最近的苦闷，他问我：你的这些访谈对象真的有选择吗？他们要么留在原地，要么接受这个系统的规则。就是这样一句话，我忽然意识到，我仍然在为优绩主义辩护。也是因为这句话，我找到了那个阶段的突破口。

所以对我来说，这项研究不仅是我做的第一个质性研究，还是我自己在这个阶段的人生感悟和人生看法。而我所拥有的东西，我自己的突破，正是每一个人对我的微小善意的结果。

图源剧集《晨时空虚》

幻灭之后

刚开始做这项研究，还没有「小镇做题家」，更没有人提「优绩主义」这个概念。这两年，相关讨论越来越多，尤其是优绩主义，很多人都在批判，有时候和学生聊起来，他们觉得这种批判说出了他们的心声。我会发现，无论是弱势背景，还是优势背景的学生，大家对优绩主义都产生了某种破灭感。

但是破灭之后，没有人告诉大家，合理的是什么？当你觉得优绩主义还有效的时候，它至少让你觉得有想要追求的事情，有奋斗感，面对挫折和困顿的时候，你不会那么容易败下阵来。现在，这件让人感到兴奋的一点点东西也破灭了，很多人就会觉得虚无。

同样的，有「小镇做题家」这个概念之前，提起这个群体，大家都会觉得很厉害，引以为傲。它也许是一种幻觉，但至少能消解掉一部分自卑感。但是现在呢，上了好大学又怎么样？你就是个做题家。我最近也在想，身为学者，我们一直在拆解，在呈现不合理的一面，但没有人告诉学生，我们究竟该怎么办。这对学生会有影响。

新书出来后，和不同的人交流，给我带来了更多的启发。有一次我在华南师范大学做新书分享，最后提到如何不受优绩主义的影响，我就说，我们还是需要有自我的兴趣和召唤。一位同学说，「我就觉得我没什么自我，我也很难找到自我」。

后来我意识到，当你过于强调人要有自我的追求，可能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暴力。就好像每个人都要去追求个性，追求自我，没有自我，你就不够好。我也在想，当大家对优绩主义祛魅了之后，大学的意义、社会流动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那场活动上，华南师范大学的孙碧老师说了一个观点，我特别认同。他的原话是：你可以暂时没有发现自我的兴趣，自我的专长，但它不影响你去阅读，去生活，去体验，去联结，去享受这个世界。

很多研究都会提到，阶层对人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自我排斥。它的意思是说，我们的选择从来不是中性的，在各个选项里，我们会首先去判断，什么是我该去想的，什么是我不该去想的。比如几乎所有访谈对象，在大学最开始的时候，都没有想过出国的可能性。听到这个词，他们就觉得是别人的事情。其实很多国家的项目都可以申请奖学金，但是大部分人会在了解这件事情之前，就首先排除了这样一种可能性，认为这不是「我这样的人」应该选的。

我记得刚见到谷月时，她非常挫败。其实她的成绩很好，专业前三，已经确定保送北大。但她的几个室友，成绩没她好，实习经历没她丰富，都收到了国外很多顶尖大学的offer。她的落差感很大。后来她看网上一个类似经历的帖子，评论区有一条留言：很多时候是你让自己陷入到了这样的处境中，你一直在自己限制自己。她觉得，这句话击中了她。

但就像前面提到的林晔，她能够下决心出国，正是因为大学的朋友告诉她，如何申请奖学金，如何准备出国的事宜，她提前做了准备。还有一个受访对象杜鹃，也是在朋友的帮助下，得知可以申请奖学金项目去法国留学。

所以「共同关系」为什么重要？它能带来新的经验，打破这些我们无意识的自我排斥，让我们不带标签地去体验这个世界，更开放性地去接受这个世界的好。前面提到法律专业的崔珊，我当时问过她，有没有人能够帮你？她说，其实是有的，但我的性格不喜欢麻烦别人，所以最后没有人真的帮到我。

这几年，我的观察中，很多弱势背景的学生还是会表现出很强的自我排斥。如果说这项研究对我的生活有什么改变，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我希望能在生活中帮助我的学生改变这种自我排斥。我会更有意识地去识别他们的心态，和他们讨论未来的规划，定期组织读书会，鼓励他们尝试新鲜的事情，做感兴趣的研究，不要只为了最后发表的结果，要做真正能够联结自己，改变自己的研究。

有些学生也会告诉我，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很难，做理论性、批判性的研究很难，不敢浪费时间。我会不断用我的经历和故事跟他们讲，你在研究里体验过自我的投入、挣扎、破碎、幻灭之后的重生，你感觉到自己在研究里真真切切的成长，感受过这种赤诚面对自己和他人的体验，与别人携手找到出口的过程，你就会明白研究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要做研究。哪怕最后你体验过的事情没有得到发表，你都确切地知道这个体验有价值，且它一定会被懂得的人看到，对懂得的人产生影响。

就像之前我写过：我们的生活可能充满了割裂、分层、污名和象征暴力，但也充满了微小的善意、理解、支持和联结。这个世界的善意越多，不公就会越少；联结越多，分裂就会越少。跨越不平等，需要的不是「我」，而是我们。

最后，我也想说，「共同关系」并不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它可以是你通过阅读和作者建立的关系，可以是你跟自然的关系，可以是你和他人的关系。只要在这段关系中，你能感受到自己不是被利用的，不是被分裂的，不是被判断的，而是始终被理解、始终被支持，始终在成长，你就是在共同关系中。我也相信体验过共同关系的人，也会自然而然地想要更加主动地去创造共同关系，将我们享受过的好分享给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更联结。

金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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