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浩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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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大风新闻 7 月 16 日报道，广西河池的韦先生，在广东打工，2020 年 1 月 1 日凌晨 5 时，刚刚出生 6 个月有的二儿子，因出现咳嗽、咳痰、流鼻涕症状，前往佛山市南海区第七人民医院就诊。由于迟迟等不到医生，7 时 56 分左右，孩子状况恶化，医护人员这才介入抢救，最终因抢救无效死亡。

韦先生说，此前，他认为孩子的夭折与此前在家附近诊所开的药有关，便投诉诊所。维权大约两年时间，最终法院判诊所赔偿 2 万元。

2022 年 6 月 17 日，他向南海第七医院投诉。次日，他便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一名律师，姓邓，称可以帮忙去处理。最终，医院赔了 88.8 万元，律师拿走了 55 万元。对此，韦先生认为，律师好像骗了他。

而面对记者的采访，韦先生代理律师邓某表示，案件起初没收费，但不是风险代理，案件按照司法鉴定，本应给次责赔偿，他们努力让韦先生获得了主责赔偿。案件处理差不多了，双方签订了正式协议，确定了 55.5 万元律师费，结果后来韦先生反悔了。

很显然，邓某的收费行为，已经远远超过风险代理的最高收费比例 30%，达到了 62.5%。即便邓某不认可是风险代理，其行为也属于风险代理，必须执行风险代理的相关规定，按照最高风险代理比例执行，退还向被代理人多收的费用。如果其中有一些特殊费用开支，则可以视情况处理，但风险代理费用不能超过赔偿款的 30%。

由于此案已于 2024 年 8 月 27 日投诉到广州市律协，律协也已经受理，相信会给韦先生一个公正的处理结果的。

那么，此起案件，除了邓某违反规定高收费外，还有什么值得反思的问题呢，是否隐藏着比邓某高额收费还要可怕的问题呢？

毫无疑问，这起案件，反映的不只是邓某的高额收费，还有法院在处理此起案件中的行为，以及调解委做出这种调解的依据，亦即如果邓某不介入，韦先生就只能得到医院的 2 万元赔偿，而邓某介入后，为什么一下子达到 88.8 万元这么高的赔偿呢？难道只是邓某有能耐吗？

韦先生说，他文化水平低，不太懂得怎样要求赔偿，也不会打官司。纵然如此，医院可以耍赖，法院应当维护公平、维护正义、维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呀，为什么判决与调解的结果相差如此悬殊呢？

这就需要回顾一下，法院的判决结果，是否符合法律要求，有没有对案件进行深入调查和全面了解，特别是对孩子的死亡过程有没有进行认真调查与鉴定。按照 2 万元的赔偿结果，就应当是医院方面没有责任，而只是同情性地给予慰问，而非赔偿。

而邓某介入之后，相关的鉴定过程却完全向着有利于韦先生的方向发展，最终的赔偿结果，也与法院的判决结果有天壤之别。那么，必有一方是存在问题的，或法院方面不认真负责，或调解方面为了息事宁人，给对方放水。不管是什么原因，都必须把事实说清楚，而不是只关注律师收费。

我们说，律师高额收费的问题，可以由广州市律师协会解决，也相信广州律协能够解决好这个问题。但是，法院与调解委之间结果相差悬殊的问题，则远比律师高额收费重要。因为，它事关公民在法律面前能否受到公平对待的问题，事关司法机关形象和公信力问题。如果法院的判决严重不公，那公民守住公平底线的基础在哪里呢？最后一道防线都被撕碎了，还如何让公民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如果不是法院的问题，那调解委做出这样的调解，又想传递什么信号呢？是邓某纠缠卫生行政管理机关和医院了，还是医院原本就没理，应当予以赔偿。

所以，希望当地有关方面能够介入，就法院的判决与调解委的调解进行再审，看一看到底哪个环节有问题，问题有多大，如何纠正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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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谭浩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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