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关于养老的热搜：

#273 万被好邻居卷走；

# 延迟退休新政落地；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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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要关注老年人的金融行为？

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老年人的金融状况和资产配置？

首先，老龄化加剧个人养老责任，长寿风险迫使我们关注资产规划。截至 2024 年，中国 60 岁以上人口占比达 21.1%，人均预期寿命逼近 80 岁，但养老金替代率不足 50%（退休后养老金 / 退休前工资）。这意味着老年人须依赖个人储蓄与资产增值来填补长达 20~30 年的退休生活缺口。

然而，根据《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报告》，现行" 预防性储蓄（precautionary saving）主导 "" 房产占比超 70%" 的资产结构，难以应对医疗通胀（年均增速约为 8%）和长期照护成本。缺乏科学配置的老年人，极易陷入 " 长寿贫困 " 的恶性循环—— " 人活着，钱没了 " 不仅是经济困境，更是尊严危机。

第二，这关系到养老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需求。根据民政部养老服务发展统计公报，至 2024 年，空巢老人已经超过一亿。在城市化进程加速和少子化趋势的双重冲击下，" 养儿防老 " 的传统观念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养老支持网络。

这种转变呈现出两个显著特征：一方面，在年轻人购房压力、育儿成本高的现状下，许多老年人仍在为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另一方面，老年人不得不拓展其社会资本获取渠道，包括社区养老服务、政府补贴政策以及新型金融工具等多元化支持系统。社会资本的重构，既需要老年人通过优化资产配置（如房产变现、商业保险）来购买社会化服务，也需要家庭朋友的财务或生活支持。

第三，金融和财务健康与中国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息息相关。生命周期理论（Life cycle model）提供了一种经济学理解。一个人如果足够理性，就会最大化自己的效用（utility），而效用是由消费决定并受制于收入的。

模型的重要结论是，个人通过对终身收入的预期（包括收入不稳定，退休后收入低等），会作出预防性储蓄、平滑消费（consumption smooth）等理性决策。模型还意味着，晚年的生活效用高低，将由她 / 他彼时是否有钱花，以及年轻时是否存够了钱决定。

多项本土研究揭示了这一关系的具体表现机制。Fan 和 Lei（2023）的研究表明，支出收入比作为经济压力指标，会加剧抑郁风险，而金融资产比率则具有保护作用，同时，老年人主观感知的资金管理困难也会直接导致抑郁症状加重。Xiang 等（2018）进一步发现，无论是通过客观测量还是主观评估，经济状况较好的老年人报告 " 自我无用感 " 的频率都显著降低，这凸显了经济资源对维持老年人自我价值感的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财务 - 心理健康关系在不同群体中存在差异，Li 等（2007）的研究特别指出，经济压力虽然普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健康状况，但对少数民族群体的影响更为深远，其日常生活能力等功能性健康指标与财务状况的相关性尤为显著，这反映出社会经济欠发达地区老年人面临的多重压力叠加效应。

这些研究共同表明，在中国老龄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改善老年人的财务状况应当成为维护其心理健康的重要干预方向。

第四，老年人面临突发风险的金融韧性亟待提升。随着年龄增长，重大疾病、失能或丧偶等风险事件发生概率显著上升，对应急资金筹措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作者通过世界银行 Findex2021 数据计算，中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在 30 天内筹集应急资金存在困难的比例达 32.8%。这一指标虽然优于多数发展中国家，但与北欧、北美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挪威、瑞典等 21 个发达经济体在该项指标上的表现均优于中国。

老年人金融状况与资产配置特征

那么，中国老年人的财务状况和资产配置究竟健康吗？中国老年人经济财务状况有预防性储蓄突出、收入结构依赖养老金和代际转移支付等特点。除此以外，还有两点金融特征尤其需要关注。

金融市场参与度低。从下表来看，中国老年人金融市场参与度极低，60~90 岁群体中各类金融产品的持有率均不足 1%。分性别看，男性在债券和股票市场的参与率略高于女性，而女性在基金和其他金融产品上稍占优势。城乡差异更为显著，城市老年人在股票、基金等风险资产的参与率是农村的数十倍。作为对比，美国约有一半 55 岁及以上人群持有股票。

表 1. 中国老年人个人金融产品持有度

来源：作者根据 CHARLS2018 计算

资产配置高度集中于银行存款和房产。储蓄习惯源于 " 未雨绸缪 " 的古老智慧，而购房情结则扎根于农耕文明对土地的依恋、儒家对 " 家 " 的重视，以及现代婚嫁习俗和教育政策（学区房）形成的独特需求。

这种文化传承本无可厚非，但在客观上造成了资产结构单一化的问题：过度集中于低风险资产虽能带来心理安全感，却也会产生抗通胀能力弱、流动性差等金融隐患。就像杜甫 " 安得广厦千万间 " 的慨叹，中国人对居所的执念穿越千年，但在现代金融体系中，我们需要在文化传统与资产安全之间寻找新的平衡。

各类金融资产、大宗商品、收藏品、数字资产、商业养老和健康保险等也可以作为养老储备。当然了，这种转型需要提升老年人的金融素养，也需要在风险承受能力与文化心理适应之间找到动态平衡点。

金融诈骗与老年人金融素养脆弱性

最近几年，各种 " 高收益理财 "" 免费领礼品 " 的推销电话、短信和传单铺天盖地，让人防不胜防。我们身边也不乏因为轻信 " 股票内部消息 " 或 " 保健品投资 " 骗局，辛苦积攒的养老钱瞬间打了水漂的例子。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诈骗手段不断升级，老年人已经成为金融诈骗的主要受害群体。许多人也许认为，这与老年人缺乏金融知识和防诈骗意识有关。

自 2004 年 Lusardi 和 Mitchell 提出 " 金融素养三大问题 "（Big Three）评估框架以来，该体系凭借其简洁有效的三维度测量结构——复利计算能力（compound interest）、通货膨胀理解（inflation）和风险分散认知（risk diversification），已成为国际学术界衡量金融素养的黄金标准。基于这一方法论，跨国比较研究揭示出显著的金融知识鸿沟：中国居民的整体表现不仅落后于主要发达国家，其内部还存在着明显的年龄分化现象。

根据下表，中国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显著落后于主要发达国家，这一差距在老年群体中尤为突出。具体而言，中国成年人（22~93 岁）的平均得分仅为 1.35 分（满分 3 分），不仅低于美国（1.64~1.96 分）、日本（1.69 分）等发达经济体，也逊于塞浦路斯（1.51 分）、意大利（1.51 分）等南欧国家。

中国 50~70 岁老年群体的平均得分骤降至 0.97 分，与美国同年龄段（2.16 分）和新加坡（2.01 分）形成鲜明对比。在中国老年群体中，金融素养还存在性别和城乡差异：男性得分（0.98 分）小幅领先于女性（0.95 分），而城乡差距更为显著——城市老年人（0.97 分）的金融素养水平较农村同龄人（0.87 分）高出 11.5%。

表 2. 基于 " 金融素养三大问题 "（Big Three）的跨国比较

来源：作者文献综述

可是，提升老年人的金融素养真的可以预防金融诈骗吗？所谓 " 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最新实证研究揭示了中国老年人防诈骗的认知困境：高金融素养可能会增加诈骗受害风险。

Mao 和 Liu（2023）基于 12100 户家庭的结构方程模型发现，教育、城市户口和家庭金融资产通过提升金融素养间接提高了诈骗受害概率。这一发现与 Yu 等（2022）的研究形成印证：高金融素养和风险偏好程度会增大中老年人受骗风险。

这些证据共同指向一个反直觉结论：基础金融知识的积累若缺乏配套的防诈教育，可能使老年人陷入 " 能力陷阱 " ——他们因具备基本的金融操作能力而成为骗子的目标，却又不足以识别复杂诈骗手段。这与 Wang 等（2025）的发现形成呼应，即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老年人更有可能成为网络欺诈的目标，尽管不一定会遭受经济损失。

Xiao 等（2021）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当人们主观金融素养认知超过实际水平时，会表现出过度自信（financial literacy overconfidence）。过度自信的消费者更容易相信异常高回报投资信息，更可能接受 " 高回报低风险 " 的诈骗话术。这些现象挑战了传统 " 知识即防护 " 的金融教育假设，提示我们关注两个关键领域：一是警惕金融素养带来的过度自信陷阱，二是在金融教育中强化反诈骗专项知识与技能的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