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五个年轻人找回「自我」的故事。

在现实生活压力和传统就业方向的包裹下，人们很容易成为客体——在大厂里做一颗没有思想的螺丝钉，在家庭中做全身心奉献的母亲，在学校里做最乖、最循规蹈矩的学生。自我价值？在这些场景里不重要。

五位身份不同的年轻人也有过类似的糟糕体验，沮丧、泄气和自我否定随之而来。而后的某个节点，他们决心改变。他们要「反客为主」，夺回自己的主体性。

如何夺回主体性，这是人类永恒的命题，探究它常常伴随挫败。但只要敢重新开始，许多事都会变得简单。左手 AI，右手 1688，五位年轻人在人工智能和数字供应链的结合下开启「轻创业」，他们打破了原有的生活轨迹，也跳脱出古板的社会时钟。最终，他们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找到了确定的自己。

文｜方适

编辑｜李天宇

年轻人们决定找回奔头

一位年轻人如何追寻自身的价值？

方菁刚毕业时，这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进互联网公司。那是 2020 年春天，「行业还没有出现颓势」，师姐、师兄们都告诉她，大厂工资高、见识多。她奋力应聘，拿到了一家在线教育企业的 offer，后来又跳去一家医美服务平台，都是主做运营。

开始很美好。对于应届生来说，互联网公司的薪资不算少。而且业务面广，入职第一年，她就差不多把中国走了个遍。人脉也变得高端，带的实习生都是海外名校在读。

但工作和感情一样有新鲜期，她逐渐怀疑起工作的价值。「在医美平台做运营，写了很多漂亮话，什么把美传递给大家呀——但本质就是想卖项目，就是把钱从这个有钱人的口袋里掏出来，放进另一个有钱人的口袋。」她说，「这没有什么意义。」

更要紧的是，她感受到了「大厂病」对自己的磨损。公司里层级复杂，很多项目决策自上而下地传达，作为最基层的员工，她唯一的能动性就是闷头干。觉得决策有不合理的地方想讨论？不可以。想提出其他建议？不可以。质疑它的可行性？更是大忌。那几年的工作经历教会她一件事，要在大厂安心工作，只有学会「课题分离」。

「当时的领导经常跟我说，你不要管这么做是不是合理，干就好了，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满足更高级领导的需求。」而她恰恰是那种珍视「自我」的人，她总是有很多想法，很多怀疑，总是渴望表达，「所以天天和领导吵架。」

身心俱疲地走到了一个人生关口。工作三年后，2023 年，方菁被裁员了。尽管生活的惯性让她很快又拿到了一份新 offer，而且来自更头部的大厂，但她的怀疑开始转向自己：要这么随波逐流地闷头干下去吗？

不做大厂的「门客」，也不做职场的过客，她决意不再打工了。推掉新 offer，买了一张去义乌的火车票，她想要有自己的事业。

同样是在 2023 年，另两位年轻白领也做出了「找回自我」的决定。

岳岳从小喜欢画画，视觉设计毕业后，在传统企业和互联网公司做过设计岗，后来又辞职出来做独立设计师。她很快发现，打工与创作是矛盾的。

「比方说你设计海报时要画一栋建筑，从美学角度你觉得这栋建筑可以弱化一些，但客户或者领导特别喜欢这栋建筑，就要你把它突出。」她是个注重纪律的员工，「一般会听他们的意见。」但这不代表她的心里不会有异动。

怎么样可以既保证生存，又保留自己的审美？怎么样为自己留下一些作品？2023 年年底，岳岳开始构思自己的文创品牌。

阿荔大学毕业后做过空乘，久站落下腰疼病，怕熬坏了身体，就辞职回了老家，误打误撞，考进法院做书记员。所有人都夸她找了一份好工作、铁饭碗，的确，在老家，考公或做老师是公认的最好出路。

只有她自己知道，她做得一点也不开心。书记员要负责开庭、记录、整理卷宗、归档等等庭审的全流程，日常的劳动细碎又繁琐。还要做大量的当事人对接工作，「其实就是做很多情绪劳动」。她好几次和朋友说，白天上班就把一天的说话份额用完了，下班后完全不想社交，只愿意在家躺着刷手机。

疲惫还能忍耐，一成不变更让她难以接受。「在这儿干一辈子，现在什么样，几十年后还是什么样——一眼望到头，没有指望。」 

2023 年端午节前夕，她看到当地景区的摆摊招商广告，决定一试。

汪常玲的摆摊故事要更极致一些。她一直在房地产行业工作，是一个「觉得忙永远比闲着好」的人，怀一胎时，她工作到了产前。转折在意外怀上二胎后，因为孕反严重，不得不辞职待产。她当时的计划是，既然已经辞了职，又有两个小孩子要带，干脆做全职妈妈三年，等孩子大了再找工作。

就此，她进入了人生的至暗时刻。比起在职场工作，她并不擅长带孩子，二胎的女儿又是一个高需求宝宝，「好不容易抱着哄睡了，一放下就哭。」她每天清醒的时刻几乎都在抱她、哄她，孩子满百天前，她没有出过家门。在哺乳、穿衣等育儿理念上，她与婆婆常起冲突。

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个废物」，当妈妈这件事几乎没有给予她任何正反馈。她开始有抑郁情绪，总是偷偷流泪，觉得这个新生的孩子剥夺了她的一切。

有一回，孩子受凉感冒，婆婆再次指责她，「她说你又不上班，只是在家带个孩子，为什么还是做不好？」她没有多争辩，凌晨打车回了娘家。

这天她自觉被逼到了生活的边缘，她必须有所改变了。

巧合的是，当时正值开学季，她家附近一所中专升了大专，扩招了几千学生。她敏锐地察觉到背后突增的商业需求。不到 30 岁的她做了和阿荔相似的决定，去摆地摊——挣钱是一方面，她更需要奔头，需要「找到生活的心气儿，找回自己的主体性」。

阿荔的摊位

一切都比想象得简单

未来需要被改变，未来也需要脱胎于想象。首先要想清楚的，是「做什么？」

全职妈妈汪常玲的设想最简单。她之前在深圳工作过 6 年，发现大商场里的手作店总是客源火爆。而这在老家湖南小城里，还是空白。于是她在 1688 平台上找源头工厂批发了一堆数字油画和石膏娃娃，装到露营车里，推到学校附近售卖。

她手里没多少钱，摆摊的启动资金是 1500 元，「我想就 1500 块，就算摆摊失败也没关系。」

阿荔和岳岳也是如此，创业的第一笔预算都不过 2000 元左右。

法院书记员阿荔摆摊后，考虑到还有本职工作，简便、好做的产品成了她最初的目标。她喜欢做些钥匙扣、手机链送给朋友们，那就继续做首饰吧！她进了鱼线、水晶、龙虾扣、玛瑙等原材料，跟着社媒上的教程，编出各种风格的手串。

设计师岳岳很快设计出了六款不同的亚克力冰箱贴。但设计好了之后找谁做呢？又要怎么售卖？岳岳对此一无所知。最后在社媒的种草下，在 1688 上找到一家「超级工厂」，她出设计图，厂家生产，她收到货后再在自己的网店出售。

岳岳设计的冰箱贴

方菁开拓的是另一种商业逻辑，她和非洲的一位代理商合作，对接到当地的小商家或是大贸易公司，再在电商批发平台上进货，承担类似「买手」的角色。和非洲客户们的交流，很大程度也可以依靠社媒完成。

几位受访者有个共识：有了个性化小单定制能力的加持，轻创业和搞副业其实没有那么困难，相应的，可以被改变的人生，也并不遥远。

「00 后」大学生董建铭对此或许有更深的体会。

他出生在温州一个经商家庭，长辈们几乎都在办厂和做电商。按照家族规律，他在大学毕业后大概率也要走上相似的路。

他上过一所有「温州衡水」之称的私立高中，每天接受早训、吃饭排队时都被要求念书。那时他期待大学是更自由、广阔的天地。但入学后他发现，大一新生仍被强制要求上早晚自习，「即使大家都是去玩手机。」他读的也是不怎么喜欢的、被调剂到的物理学。

大一下学期的一天，他走在操场上，突然就想，要不我休学创业吧。毕竟他从初中起就有创业梦，一直把马云和段永平当作偶像。

一跟家里说，父母当然不同意——大学生不读书去做生意，这怎么像话？更重要的是，生意哪有那么好做？

他爸爸那代人创业，最大的特点就是门槛高，「那时候供应网络不发达，你还没接到订单，先要把厂房、设备都投进去。」几十、上百万都有可能。即使发展到后来，出现了轻巧一些的电商行当，仍需要先租个办公室，装修好，招兵买马，再开发业务，怎么也要投一二十万。

而董建铭的起步要「轻」太多。作为家里最支持他创业的人，舅舅资助他开了个网店，只靠一台电脑、一部手机，他就做起了跨境电商。

他的网店主做帆布袋，和传统贸易不同，他接订制，只在客户交付货款的情况下才开始生产。部分产品在自家工厂生产，另一部分，就在 1688 上找愿意接小单定制的厂家，并通过「88 查」全面评估工厂实力。

他至今记得收到第一笔订单费用 700 美金的那天。是一对美国夫妻下的单，他们希望做一批帆布包，用作婚礼纪念品。时差之下，谈这笔单子时已经是中国的深夜了。他强睁着眼，等对方的回信。手机提示他收到 700 美金的付款的那一秒，他噔地从床上蹦起来。

「虽然只有 700 美金，但真是我这辈子最兴奋的一次收款。恨不得马上和所有的家人、朋友分享。」那是一种梦想成真的喜悦感，还恍惚有些不真实——尽管已经有心理预期，他还是很难相信，自己的第一个跨境单子，就这么轻松、这么简单地完成了。

董建铭在量商品尺寸

找回「我」的时刻

改变已经启动，等待成果，并没有花去这些年轻人太多的时间。

汪常玲和阿荔的头几次摆摊就反响不错，好的时候，一天大几百元收入是有的；岳岳在社媒上发的产品笔记也很快火了起来，不到一个月，网店里就卖掉了 1200 个冰箱贴，她通过 1688AI 创业的故事还登上了人民日报的版面；方菁去了广州，注册成立自己的外贸公司，第一个月营业额就达到 20 万；最高峰时，董建铭的年营业额有 300 万元。

生意有的时候就是心意，选品是外贸行业很重要的一环。过去，这是一大难事，「你得跑产业带，得靠人脉介绍去认识工厂。」最近一年，方菁开始借助 AI 选品了。

她会频繁地和 ChatGPT 及 DeepSeek 聊天，问，这件商品在非洲当地会不会有市场？最近当地流行什么？AI 工具会快速为她整理出市场信息数据，尽管有时需要二次核对，但很难想象，光凭自己收集这些材料需要花多长时间。

方菁第一次感觉到，AI 就像一个「六边形战士」：拜托它帮助自己运营海外账号也是重要的一环，发什么内容、用什么地道的俚语、怎么更有情商地回复非洲客户，都是她常提的问题。

今年 7 月，1688 推出了 AI 版 App，集成 AI 搜索、AI 选品、AI 创款、AI 图搜、AI 查企等五大核心功能，这个新的生意搭子能像老行家一样抓商机，像买手一样推荐新品，还能当「设计师」一起搞原创。

汪常玲第一次对 AI 有了沉浸式体验。对她帮助最大的是 AI 补货功能。做小商品生意，盘货、列采购清单、计算补货周期占据了她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但是 AI 可以帮你算出来，你之前的用货频率是什么样的，在多少天内补了多少货，下一个补货周期又要多久……」

她也开始尝试 AI 选品，让这个比自己强大几千、上万倍的大脑帮她列出待选商品的功能、销量，比较起来一目了然。还有 AI 广告词提炼——过去卖一盒芦荟胶，她要自己遣词造句来叫卖；现在，AI 能在毫秒之间列出这芦荟胶的特点和精华，面对顾客，她能够轻易地言之有物了。

董建铭有种期待，未来会出现「AI 智能体」，把文案、图片、商业、客服等等不同类型的大模型集合在一起，人类只要一点开始，「所有围绕产品的工作就会被串联起来，一键生成。」现在他的跨境电商团队有三个人，而在那样的场景下，或许一人就能撑起一家公司。

这样赶着时新、抱着期待，深耕在各自的路上，年轻人们也迎来了各自「自我」回归的时刻。

也许是看到了他的成功，也许是被他的执着打动，休学创业两年后的一天，董建铭的母亲在家庭聚会的饭桌上夸他：「他现在是个社会研究生了。」很委婉的语气，但说出了一位母亲的成就感。他告诉我，他的创业生涯中，最高兴的是收到第一笔 700 美金付款，最欣慰的是这次被母亲夸奖。这是他认为自我价值最高的两个时刻。

现在回头看，方菁越来越庆幸自己「逃离」得及时。这两年，她在大厂的朋友们要么被裁，要么主动离职。「很多人带着伤痕累累的心回到四五线城市，以为可以躺平，实际每天都在焦虑，不知道自己的价值是什么。好像在北京，在小城镇，自己都格格不入。」

她尤其心疼自己的表妹。表妹毕业于名牌大学，朝气蓬勃地进入一家大厂，「只一年就被 PUA 得丧失了全部热情。」第二年，她主动离职，去蜜雪冰城摇了一年奶茶。表妹告诉她，在奶茶店只做体力活，不用再应付办公室的纷扰，是一种幸福。

但这种「幸福」实在让人心酸，方菁把她拉到广州一起创业，「我每天让她看到，我们在踏踏实实做贸易——她的热情就又回来了，又有动力做脑力工作了。」同是大厂沦落人，表妹能重新快乐，她更觉得快乐。

汪常玲摆摊挣钱的第一天，入账两百多块。不算多，但一点点积累余额的那一刻，她感知到莫大的自我满足。

很难具象地形容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她只知道，把这钱拿回家，父母都很讶异，「说你摆摊真能赚到钱呀？」之前他们认为，这对于她这个曾经的房地产「深漂」有点不体面；她终于不用再问丈夫或父母要家用钱了，尽管这是亲人之间的义务，但索要者很难不看他人的脸色；虽然她还是要每天做辅食、哄孩子睡觉，还是要做那些琐碎无趣的育儿工作，但她的心境变了，「你走出门，有自己的事业，和外界开始交流了。」

她把自己的经历发上网，引得很多相同处境的全职妈妈留言，「问我摊位在哪里？东西从哪里进的？摆摊要怎么开始？」有一位同城的妈妈找到她，说自己原先是做老师的，也是受迫于没人带孩子，辞职回了家，「但她还是想赚钱。」

两位妈妈开始一起出摊，老师妈妈看着汪常玲每天如何布置与叫卖，怎么用 AI 进货——学成后，她在当地找了另一所学校，在校门口支起了自己的摊位。

汪常玲在使用 1688 的 AI 采购助手

打动自己的那些瞬间

休学两年后，事业逐步稳定，董建铭复学了。两年的经验告诉他，发展事业、改变生活，除了需要英雄主义式的冲动，「也需要非常全面的知识支撑」。他申请转到国际贸易系，从兴趣或是实用性出发，他都热爱这个专业。

阿荔从法院辞了职，开始全职做饰品网店；岳岳的文创品牌早就被上海的知名文创门店收录了；方菁的公司落地非洲本土，甚至发展出了文旅业务。

生活从来不止一种可能性。为了保全「自我」，人可以脱离别人标定的轨道，尽管这需要勇气，也可能伴随代价。

设计师岳岳有过自我羞耻。刚开始动心思辞职、做副业时，她不敢和朋友们说，「有一种很强的偷感，好像我偏离了大众路线。」而她从小到大都是乖巧、本分、按部就班的形象。有时候，哪怕是最轻微的离经叛道也让人犯难。

方菁依然在不断地自我怀疑。供应非洲的新选品遇冷的时候，质疑挥之不去，「是不是我的判断不对？是不是我做的内容方向不对？」但和在大厂时不同了，这种质疑是「痛并快乐着的」，这种质疑有所反馈——自己永远是问题最好的回答者。

方菁在非洲卸货时吃泡面

最后，我想再讲一讲汪常玲的故事。在几位受访的年轻人中，她一度是底牌最少、束缚最多的。

生一胎时，她还在深圳一家房地产公司上班。休完法定产假她就立刻回岗了，「公司担心我不回去，把我的大部分工作都交接给其他同事了。」那是她第一次感受到女性与母亲双重身份带来的职场困境。

工作受挫，她和丈夫的积蓄又难以在深圳安家，就举家回了湖南老家。斗志昂扬地找到新工作之际，她又怀孕了。除了强烈孕反之外，她还在试用期，觉得不好意思，就主动提了辞职。

而后焦虑一样样赶来。那段时间家里刚全款买房、装修，经济本就有点窘迫，全家人的神经都很紧张。她忍不住去想，真的要为了带孩子，在家空窗三年吗？三年后还能找到工作吗？这三年要一直问丈夫要生活费吗？这不符合她的性格。

生下孩子、步入抑郁的那阶段，她也想过再找一份工打。但很难，去外省打工，孩子要留守；在本地找工作，大概率只有两三千块一个月。最终的结果都不会太好。

她本可以一直这么意志消沉下去，但是她没有，最终还是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方式——摆摊。时间自由，离家近，经济效益在当年也算可观。摆摊第二年，她就用赚来的钱开起了实体门店，后来又在家人资助下开了第二家。物质的困境解决了，自洽的困境走出了，她与丈夫的家人就顺其自然地和好了。

创业至今，她也遇到过困难。因为选址、经营的不慎，第二家店开了没多久就倒了，赔了几万块。但讲起这些时她云淡风轻，近年的起伏，让她多了一种笃定感，「人生中经历的好坏都是你的经验。」她很少再焦虑或害怕。

现在，她经营着一家杂货实体店，主要客源还是学生。她不再只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全职妈妈，听说最近闪购火了，她也在考虑发展即时零售，做了个小程序，把店里有的商品都拍照上传。顾客们如果懒得出门，就在小程序上下单，满一定金额，店里会免费配送。

她仍然常去摆摊，这几乎成了她消遣的方式。

她喜欢摆摊时和往来客人的接触，喜欢摊位前熙熙攘攘的人群。她尤其喜欢和学生顾客们聊天，那是一群更年轻的、毫不设防的可爱的人，会和她讲学业上的苦恼、同学间的八卦。她摆摊叫卖从来不用喇叭，就靠嗓子喊。喇叭聒噪，不够真诚，只有喊，让她感到人与人的亲近。

她讲起摆摊以来最打动自己的那些瞬间，是学生们约定等她出摊、到摊位上挑东西。托人拿还不行，一定得和她见上面，聊着天就把东西买了。

这一刻，她确定自己被期待着，不是作为企业的螺丝钉，也不是作为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只是她自己。

汪常玲的小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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