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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女 " 风潮折射出观众对复杂女性角色的渴求，但这只是起点而非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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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看完《花漾少女杀人事件》的观众，想必都很难忘怀张子枫的表演。

无论是在戛纳的小规模放映，还是如今面向全国观众的正式公映。观众对影片本身的评价或许见仁见智，但对担纲女主角的张子枫却是清一色的好评—— " 张子枫贡献了她职业生涯最具突破性的表演…… "

" 张子枫完美去诠释什么叫最纯的脸演最疯的人干最狠的事儿。"

" 最大惊喜是张子枫绵里藏刀的生理性表演，她将角色的受控、压抑、隐忍、嫉妒、追求极致烙印在身体上。"

巧合的是，今年恰逢电影《唐人街探案》上映十周年。

十年前，电影里思诺那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微笑，让观众初次见识到张子枫瘦弱的身体里蕴含着的惊人表演能量；十年后，在《花漾少女杀人事件》中，这种能量终于历经涅槃全面爆发，引领着她跨入更为广阔的表演天地。

江宁，天才少女的 B 面

《花漾少女杀人事件》是一个关于天才少女的故事。

但不同的是，这个故事讲述的是天才少女的 B 面，是荣耀之后长久的低谷、是掌声过后深深的失落、、是在好胜心与失败感之间日复一日挣扎的煎熬。

张子枫饰演的江宁是一名花滑运动员，少年时曾拿过比赛冠军，如今却因发育关遭遇训练瓶颈。而她的母亲王霜（马伊琍饰）身兼两职，既是她身边唯一的亲人，也是严苛的教练。

正如戛纳评委会所言，" 这是一部心理惊悚片 "。整部电影的观影体验犹如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而创作者带领观众探索的，正是江宁那深不可测的内心深渊。

为了强化这种 " 心理惊悚 " 的效果，影片通过层层递进的反转，将江宁的暗黑特质逐步展现。

电影开场，江宁在冰面上滑冰，绕着王霜滑行兜圈。观众跟随着摄像机看到江宁的身姿、动作、表情……然后是眼睛，那是一双迫切渴望得到关注的眼睛。冒险由此开始。

作为旁观者，最初对江宁的情绪是同情。她身上那种被东亚式母爱和优绩主义压迫到临近窒息的处境，是许多观众都能共情的。

但随着钟灵的出现——这个各方面都更符合 " 天才少女 " 定义的竞争对手，江宁的嫉妒逐渐失控，而这种扭曲的心理竟被母亲王霜当作激发她潜能的工具。

从在冰场上动手脚，到举报钟灵吸毒，直至最终完成杀戮……江宁的心一点一点地崩坏，这场心理冒险的危险气息也越来越浓重。

在那些被刻意放大的呼吸声中，在一次次对准江宁面部表情的特写镜头里，观众得以窥见江宁对王霜病态的占有欲和对胜利超乎寻常的执念。

冒险还未结束。临近结局，全片的最大谜底揭晓，江宁这个人物再次反转。

那个夺走王霜注意力的天才少女钟灵，只存在于江宁的想象之中，是她在高压的心理状态下分裂出的另一个人格。

但那些执念与欲望却是真实的——为了独占母亲的关注，江宁甚至不惜主动造谣，以此来逼退队里的潜力选手。

一颗青春躁动又被各种不安包围的心有多敏感，又有多危险？《花漾少女杀人事件》试图呈现的，正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而这个命题能否打动观众，既取决于导演的叙事水平，也尤为考验张子枫的表演功力。

从开场望向母亲的小心翼翼，到后来的焦虑、阴郁、疯狂，再到结局时的脆弱与和解……这同样是张子枫作为演员的冒险，而她的完成度有目共睹。那些曾经贴在她身上的 " 国民闺女 "" 国民妹妹 " 等标签，在江宁锋利的冰刀旋转下被碾成碎片。

尽管《花漾少女杀人事件》的票房表现稍显逊色，但于张子枫的演艺生涯而言，这部影片注定意义重大。

" 国民妹妹 " 的转型路

张子枫的转型之路走得并不容易。

很长一段时间里，童星出道的她是 " 女儿专业户 " ——在不同年代、不同背景的影视剧中，反复扮演形象雷同的女儿角色。

2018 年，电影《快把我哥带走》上映，以 3.75 亿的票房成为年度黑马。次年，她与彭昱畅又以兄妹档的身份加盟综艺《向往的生活》，" 国民妹妹 " 的标签从此深入人心。

短期来看，这样的定位确实提升了张子枫的国民度和曝光率；但长远而言，却限制了她作为演员的职业发展，尤其是突破固有形象的可能性。

《大众文化的女性主义指南》一书曾以韩国女演员文根英为例，揭示 " 国民妹妹 " 称号背后的隐性暴力：" 后来连媒体都对文根英指手画脚：‘你的这样那样’‘如果要公开恋情的话，要这样做才行，怎么能那样呢’。因为你是女性艺人，也是我们的‘妹妹’，所以你就是我们可以干涉和管束的对象。"

作为内娱的 " 国民妹妹 "，张子枫几乎复刻了同样的困境。

2022 年，张子枫疑似恋情曝光，在社交平台上引发轩然大波，许多网友以 " 家长 " 姿态审判她的私人生活；2024 年，张子枫和胡先煦主演的电影《穿过月亮的旅行》上映，最先引发争议的，也是预告片中的亲热戏片段，不少观众评价为 " 小孩演大人 "" 性缩力满满 "。

显然，当张子枫试图撕掉标签、拓宽戏路，" 国民妹妹 " 的光环已成为阻力而非助力。

纵观张子枫近五年的影视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观众对自身形象的固有认知，在男性视角占据主导的创作下继续饰演功能型角色。比如《志愿军》系列电影中饰演高级参谋李默尹的女儿李晓；《危机航线》中饰演男主高皓军的女儿小军。

某种程度上，这类角色是男性角色和现实世界之间发生冲突的 " 中介 "，而非具有独立性的主体。

另一类则是尝试走出形象舒适区的探索。

《穿过月亮的旅行》是长大的 " 妹妹 " 步入成人生活；《我的姐姐》从女性视角出发，讲述一个被困在 " 女儿 "" 姐姐 " 身份中的女孩如何活出自我；《花漾少女杀人事件》则以锐利的笔触剖析东亚中产家庭女性内部的结构性压抑，拍出了母女之间的共生与压迫。

事实证明，后者才是她演技的试金石：《我的姐姐》让她成为了最年轻的华表影后，《花漾少女杀人事件》则刷新了她的欧洲三大电影节履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花漾少女杀人事件》不仅是一部个人突破之作，更是对东亚女性生存境遇的一次深刻观照。

它让观众看到，张子枫早已不再是那个被定义的 " 妹妹 "，而是一位能够驾驭复杂人性、用细腻表演解构女性困境的演员。这样一部电影的意义，远超奖项与票房——它标志着一位女演员的觉醒，也映照着无数女性的共同挣扎。

为什么又是 " 恶女 "？

张子枫的转型并非个例。近年来，影视圈刮起了 " 恶女 " 风，不少女演员凭借此类角色成功突围。

电视剧领域，《长月烬明》中陈都灵饰演的叶冰裳、《云之羽》中卢昱晓饰演的上官浅、《莲花楼》中王鹤润饰演的角丽谯等角色都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助力演员快速提升认知度。近期热播的日剧《同我的丈夫结婚吧》中，同样是 " 恶毒女二 " 江坂丽奈讨论度最高。

电影市场也可见这一趋势。《消失的她》中的蛇蝎美人文咏珊、《默杀》中的暗黑少女王圣迪都凭借极具张力的表演赢得观众认可。《血观音》更因 " 全员恶女 " 的设定被影迷反复考古。

" 恶女 " 标签的流行，让这类人设成为了影视宣发的新晋 " 流量密码 "：有的要重点营销，没有的也要想方设法蹭热度。

影评人詹姆斯 · 纳雷摩尔在《黑色电影 ：历史、批评与风格》一书中谈到，" 蛇蝎美人的出现与社会的进步、女性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女性自我认知的重构密切相关。"

内娱的 " 恶女风 " 背后，同样有着多重成因。

其一，在长期被 " 傻白甜 "" 圣母心 " 等单一女性形象轰炸后，观众对此类人设模板已深感审美疲劳。对比之下，性格复杂、行事果决的恶女类角色自然更加具有新鲜感和吸引力。

其二，随着女性主义思潮的发展，观众渴望看到更具力量的女性形象。《长月烬明》中叶冰裳的 " 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值得我去爱 "、《莲花楼》中角丽谯的 " 那我就成为天下第一，让他成为天下第一女人的男人 " 等台词广为流传，正因其精准回应了这种期待。

最后，娱乐消费方式的多样化，也要求影视作品用更加极致的人设、更有噱头的字眼来抢占观众的注意力。

这种审美转向恰与女演员的转型需求不谋而合。但需警醒的是，创作不应止步于贴标签。我们乐见银幕上出现更多元的女性形象，更期待看到有血有肉、超越刻板印象的角色塑造。

结语

张子枫凭借 " 恶女 " 江宁一角成功转型，既是演员勇于突破自我的 " 应然 "，也是顺应当下影视创作中观众审美变化的 " 必然 "。值得庆幸的是，当这届观众开始青睐复杂立体的女性形象时，她凭借多年淬炼的演技，恰逢其时地交出了一份高分答卷。

而站在更加宏观的角度上，" 恶女 " 风潮所折射出观众对复杂女性角色的渴求，也只是转向的起点。

对于演员来说，只有打破标签，在 " 恶 " 的表象下挖掘人性深度，才能真正成就令人难忘的人物与作品。

对于创作者而言，只有不再追逐流行符号，回归创作本质，国产影视才有可能在漫长的寒冬后迎来百花齐放的春天。

— THE END —

撰稿 | 方头狮

责编 | 拂风

主编 | 栗子

合作 | 乌鸦 & 牌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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