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租房高峰来临。新近进入社会的年轻人,有着更强烈的边界感,更在意个人权利与生活秩序。
不少人控诉,自己遭遇了潜伏的 " 合租刺客 ":卫生习惯成谜、过度占用公物、陌生异性随机出入 …… 第一印象良好的室友,总在签约后才亮出真面目。
室友间的冲突,往往缺乏调停的责任主体。当一方的权利边界开始扩张,另一方的边界遭到挤压,坚硬的意识彼此碰撞,冲突也开始更多显现。
夏日的一个晚上,八点多,张晴在北京市海淀区一套三室一厅房子的卧室里,听到墙外传来男人说话的声音。
第一瞬间是疑惑。这是全女合租,男声在客厅里出现得很突兀。然后是不适。从学校到公司宿舍,张晴前 27 年的人生从未跟陌生男人同住过一个屋檐。这声音让她害怕。
通过门外的对话,张晴辨认出是一位室友带了男友回来。这晚,她和另一位室友在各自的房间里,没有做声。
不准带男性回家过夜,是入住前大家的协定,也是张晴跟中介提的要求。这套房子是 27 岁的张晴工作一年后,搬出公司宿舍,花两千多租下的十几平次卧。她的工作是医疗研发,工资一万元上下。
通勤十几分钟,有个小阳台,第一次有了自己一个人的房间,她还算满意。而男人出现在张晴入住这个房间的一周之后。
合租是一种处境,是大多城市年轻人们在经济限制下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然而跟陌生人合租就像一场豪赌。带异性回家、不收拾厨房、过度占用公物,这样的室友就像刺客,不靠谱处总要在入住后才能显现。
暑期是年轻人开始租房的高峰,一部分在校生流动到异地实习,大批应届毕业生搬离宿舍,开始了租房生活。这代年轻人有着更强烈的边界感,更在意个人权利与生活秩序。合租生活中的摩擦变得更加明显。
2022 年 3 月,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布了一起案件,合租的两人因用电费用分摊不公的问题发生口角,并产生肢体冲突,两人互将对方告上了法院。2023 年 3 月,浙江省宁波市司法局公开了一起案例,两位合租者因琐事发生争执,其中一位将另一位的电脑显示器毁坏,并将他的笔记本电脑扔出窗外。
Vera 跟室友的矛盾没有升级到肢体冲突的程度,但合租中琐碎的摩擦,也是她对合租生活深恶痛绝的原因。Vera 今年 29 岁,从上海一所双一流高校研究生毕业 2 年了,现在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工作。
一年前她刚来北京的时候,花 3600 元租到一套两居室里的主卧。她对房子很满意,跟另一位女性室友相处也很愉快。
图|合租时,Vera 房间里的书柜和小夜灯
后来,那个室友工作调动要搬走,她们一起在社交平台上找转租舍友。帖子里注明了,限女生,要爱干净,不能养宠物,不能带男生回家过夜。
新的合租女孩来的时候,穿着打扮很精致,说话也很爽快,一切看起来都很合适。
但一周后,异样的端倪开始显现。新室友用完厨房后从不收拾,油腻的锅碗瓢盆可以堆在水槽里泡一两个星期;快递很多,基本每天五六个,堆在客厅或家门口,过一两周才会拆掉拿回自己房间;用完的厨房从不打扫,夏天一到,不仅有虫子出没,连地面都变得粘脚。
自从那位室友住进来,Vera 再也没用过冰箱。一打开冰箱门,各种腐烂的异味交织着扑面而来," 感觉要被熏感冒了 "。
各种各样的食物毫无章法地挤在一起,吃了一半的冰淇淋蛋糕,烂掉的蔬菜,豆腐,榴莲,塞满了整个冰箱,有时打开门还会有东西掉落。
张晴也曾发现,带男友回家的那位室友,在夏天把鸡蛋放在冰箱上面,直至生虫。刚开始,大家都找不到小虫的来路,把冰箱清理了好几次,还是源源不断,越来越多。直到后来散发出恶臭,张晴才发现那盒鸡蛋。拿下来一看,上面爬满了密密麻麻蠕动的蛆虫。
张晴猛地一阵反胃,赶紧把那盒鸡蛋扔进了垃圾桶。那位室友不在家,张晴只好忍着恶心自己收拾,先拿杀虫喷雾猛喷一阵,再拿抹布和纸巾把冰箱擦干净。
不讲卫生的室友让张晴崩溃。她忘不了她此前在公司宿舍合住时的类似经历。走进厨房的一刻,先是惊吓,随之怒从心头起。一片狼藉。灶上的锅积着厚厚的油垢,灶台上全是溅出来的油,墙上也是。台面四处散落着食材,辣椒、菜叶子、粉条。洗碗池里堆着脏碗,菜叶子米饭堵住了下水口。
张晴手里拎着菜,一时间无从下手。犹豫了一会儿,她先把自己买回来的菜填进冰箱——冰箱也被塞满了。然后一点点把灶台擦了,残渣扫了,洗碗池清理了。
收拾完,张晴在宿舍群里说了一句," 大家以后做完饭打扫一下 ",无人回应。
那晚,在隔着房门确认了男士存在后,张晴决心要做出一些行动,声明自己的边界。
第二天,张晴刚好在客厅碰见那位室友。她直言不讳地提出要求:" 下次带男生回来提前跟我们说一声,我们做个准备。" 室友很快就答应了。
不久,张晴在客厅迎面撞见了那个男性,她穿着居家的睡衣,里头没穿内衣。
默认 " 全女合租 " 以来,张晴一直有个习惯,就是回家后第一时间脱掉内衣,换上宽松的睡衣。此刻出现的状况在她意料之外。她感到惊恐、羞耻,一瞬间手足无措,不知该往哪走。
后来,张晴发现她的男朋友又来了好几次,一次都没有提前说过。张晴感觉在自己的家里彻底失去了 " 不穿内衣 " 的自由。
张晴不知如何再次与这位室友沟通。出于经济原因,拮据的年轻人通过空间的共享和让渡,分摊生活成本。共享之下,边界的侵犯也开始发生。
不侵犯他人,是需要付出努力的。与他人公摊成本的另一面是要为共享空间里的他人负责,这意味着失去了自我的一部分自由,不能随意带异性回家,不能不及时收拾厨房,不能占用太多共用空间。
当一方的权利边界开始扩张,另一方的边界遭到挤压,坚硬的意识彼此碰撞,冲突就开始显现。
而合租的尴尬之处在于,室友间的约定,没有一个对此进行监督的责任主体:无论是房东、中介,发生冲突时,大多都只会说 " 这是你们自己的事 "。室友是否遵守约定,最后只能寄望于对方的人品,缺乏别的保障。
25 岁的刘星试图使用更激进的方式捍卫边界。在一次脱掉外裤,拿着换洗衣物准备去浴室的半路,她又一次撞见了从房间里出来的室友男友。
这是她 2025 年 4 月换到北京朝阳区一处四居室的一周后。入住前,刘星从前任租客那里得知,这套房是 " 全女合租 ",合租协定不能带男人回家过夜。
前两次,刘星都忍了,以为这位男友只是临时过来,不好说什么。这次她爆发了。在群里 @那位室友," 前任租客有跟你约定不能带男生回来吗?" 女生没有回复。
后来,室友们看到她男友出入,问过她。她说,男友只是有时候来做饭。其他人也不好再多说。再后来,室友们发现,这位男士根本就是长期居住在这里,跟大家共用一个卫浴。
刘星很生气,当初看中这个房子,就是因为她不愿接受和陌生男性同住一个屋檐、共用一个卫浴的生活。
2024 年 8 月,多家媒体报道了发生在上海闵行区的一起案件,女性租客被同住的男房东放在浴室的微型摄像头偷拍了一年之久。陌生男性在密闭空间中的出现,会带给独身女性很强的不安全感。
她去找中介。中介推诿,说这是你们自己的协定,与我无关。她又去找另外两位女生室友。其中一位在群里表达了声援,另一位私信了刘星,她也很不满,但她租期要结束了," 不然我也闹 "。
刘星不打算放弃。她通过问把房子转租给她的前任租客,联系到那位室友所在房间的前任租客,让对方去问她,为什么不遵守约定?
后来,中介决定出面调停。那对情侣最后同意,男方会在每晚 12 点前离开。刘星反应过来,这等于是钻了 " 不过夜 " 的空子:每晚 12 点前的任何时候,他在房子里的出现都是合理的。
刘星彻底没了办法。但一番抗争下来,中介、两位前任租客、全部室友,各类主体都参与其中,给对方带来了多方压力。
刘星发现,男士的出现逐渐有了收敛。以前,他把这里当自己家一样,会在公共区域说话,会在饭点在厨房忙活很久。后来,他出现在厨房的频率明显减少,即使在,也会把厨房的门关上。只要公共区域有人,他不会再开门出来,几乎碰不上面。
在又一次被冰箱里掉落的东西砸到之后,Vera 也开始划立边界。她提醒对方,不要在冰箱里放太多东西,及时消耗库存。
对方扣了一个 "1",简洁冷硬,一个多余的字也没有。后来却依旧没有改变。Vera 不愿引起冲突,只好自己退让,之后都不再使用冰箱和厨房了。
Vera 觉得,这些被侵犯的 " 小事 " 决定了她生活的质量。可是,坚决地捍卫又显得自己 " 矫情 "、" 事儿 "。张晴也感觉,在两个个体的权利边界发生冲突时,总是更强硬的那方在最后占据优势。她不愿意因为这种 " 小事 " 跟人闹矛盾,怕太强硬,显得不近人情。
后来的合租生活,几乎全靠张晴的忍让,才以 " 相安无事 " 的面貌继续下去。每次出门前,她都要先确定其它房间的动静,确保客厅没人。出去匆匆把要做的事完成,她马上回到自己的房间,锁上房门。
直到一个月后的一天,那位男友打开了张晴另一位室友没锁的厕所门。
室友把当时的情况转达张晴时,声音和手都在发抖。两人都感到深深的恐惧和愤怒。张晴终于决定强势一些,在群里发火:" 以后你男朋友过来就尽量别出房门了,怎么能把这里当自己家一样?"
那位室友反倒很生气," 你们是不是太过分了?" 后来张晴发现,当天,那位室友就和男友一起,悄无声息地搬走了,没有道歉。
2025 年 6 月,在工作的第三年,张晴也从房子里搬走了。
由于医疗行业不景气,这一年,她被降薪 20%,到手有时不到 8000 元。灰心下,她辞了职,回到贵州老家,以撤退的形式,彻底告别了合租生活。
图|张晴在贵州家中拍下的窗外夕阳
在容忍之下,他者的权利边界不断扩张。当自己琐碎的权利边界被持续侵犯,Vera 感到严重不适。
《青年研究》在 2024 年曾刊发一篇文章,讨论青年合租中的边界协商。文中提到,这一代年轻人的边界感在增强,这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传统社会的机械团结使得个体对群体保持着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解放初期的北京,人均住宅使用面积不足五平米,大部分人都住在单位分配的集体宿舍里,未婚的年轻人过着几人一屋的群体生活。在那个时代,个人无论在物理上还是精神上,都融于集体之中,很难有边界之谈。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年轻人的租房方式不断演变。从 2010 年前后,人均五平米隔断的 " 蚁族 " 群租,到群租被整治后,近年兴起的公标准化合租,再到 Z 世代追求的独居自由与边界感战争——青年居住理念的变化背后,是代际间个体生活逻辑的分化。
这一代年轻人,越来越不愿为了更宏大的理念、为了未来的发展而牺牲当下。他们拒绝重复蚁族的生存叙事,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关乎独立与自我的尊严博弈。
Vera 记得自己在上海读研究生时,跟同专业的两个室友住一个宿舍。室友们的生活习惯令她窒息。有一位室友,床位上支撑蚊帐的钢管已经垮塌,她无意修理,每天可以在不成型的蚊帐里安睡。
衣服总是随意地搭在床位旁的横杠上,鞋子东一只西一只地扔在宿舍地板,甚至可以把新鲜的樱桃直接散落在地上,摆在鞋子旁边。卫生间的洗手台上全是瓶瓶罐罐,各种杂物,台面上黑乎乎一层,全是霉菌。
图|Vera 的研究生宿舍
她觉得很崩溃," 为什么她们可以忍受这样毫无秩序的生活?" 她改变不了她们,只好自己搬去朋友家借住。
工作合租之后,噩梦重现。为了 " 生活的秩序能掌握在我自己手里 ",Vera 最终痛下决心,选择花大价钱独居。
Vera 说,住糟糕的房子就像一种底层诅咒。这不是初入社会时的过渡状态,结合很多人的工资情况来看,这可能就是底层生活的标配,是必须忍受的一部分。
毕业两年,在北京工作近一年后,Vera 不愿再在住房上将就。她感觉如果太多琐碎的地方需要忍受,生活本身也会变成一种消耗。
Vera 计算了一下,目前互联网公司的工资到手 10000 元左右,在规划下,她每个月会存下 3000 元。明年,她预期会有幅度可观的涨薪。
2025 年 7 月初,Vera 在朝阳区北三环一带挑了一个 6000 块的一居室,40 平左右,一室一厅,离公司很近,通勤只要十几分钟。房租有一定压力,但可以接受。
独居的生活让 Vera 满意。房子宽敞,客厅和卧室分割开来,Vera 能感觉到个人空间的延伸。
家不是一个只用来睡觉的地方,客厅里,她可以干点别的,看看书,处理点工作,也可以布置上自己喜欢的东西。朋友来了,可以一起在客厅打游戏、弹吉他。
Vera 最喜欢占据房间一半面积的大床。回家后,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香香的,洗去一身班味,往床上一倒。床垫很软,又有支撑,弹性很足,会先把人微微地弹起来,再陷进去,可以裹着被子滚来滚去。
开上空调,打开小夜灯,放一首自己喜欢的歌,伴着夏季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Vera 获得一种难得的静谧舒适。忘掉外界的一切,躲进小屋成一统,这是她每天最幸福的时刻。
年近三十的这一年,她每个月提取公积金,不打算买房。也不打算结婚成家,恋爱都不打算谈。大学时的恋爱让她对男人灰心,他们太幼稚,给她带来无尽的烦恼和消耗。
还有一层原因,自己的生活已经左右支绌,不能再增加多一个人的经济成本了,更别提结婚之后还要照顾老人孩子。把自己的生活秩序掌握好已经很不容易,她不想再去做 " 这么麻烦的事 "。
她喜欢一个人的生活。她把对亲密关系的期待转移到了别的事物上,音乐、游戏、二次元,这些东西能滋养她,不会辜负她。
最近有段时间,她工作压力大,感觉苦恼。现在的工作本来是 Vera 很喜欢的领域,她离开上一份在基金公司的工作,降薪加入现在的互联网公司,就是为了逃离过于务实的氛围,追求更理想的人生。
但喜欢的事情成为工作后,又多了新的痛苦。要背上 KPI 的压力,要自我工具化,只为了一个能量化能变现的结果。bug、需求、KPI,这些折磨细小而绵长," 像鞋里永远倒不干净的沙子 ",Vera 说。
每天,她感觉心里压着怒火,但在办公室无法发泄。她为自己找到一个纾解工作压力的方式。
熬到下了班回家,Vera 把衣服全脱光,裸着去浴室洗澡,再放一首重金属音乐。这是她最喜欢的音乐类型,这样激烈的表达能帮助她对抗生活中的消极和荒谬,重拾力量与勇气。
她喜欢日本的一个乐队 Knosis,有一首歌《厄災》,歌里唱到,"Gotta be killed to be born again,So I'm here to give thanks to my life of pain(人唯有被杀死才能得到重生,如此我在此感谢我痛苦的往日)"。
她跟着音乐甩头、蹦迪、嘶吼,这样的时刻,Vera 感到彻底的释放和自由。
图|周末,Vera 会去看喜欢的乐队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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