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笔下 " 公私仓廪俱丰实 " 的开元盛世，尽显大唐繁荣气象。然而安史之乱如惊雷炸响，八年祸乱山河破碎。战后唐朝陷入内外交困：民生凋敝、藩镇割据，朝廷疲于平叛与制衡；朝堂之上党争不休，宦官势力坐大。曾经 " 万国衣冠拜冕旒 " 的盛世荣光，在风雨飘摇中渐成历史追忆，大唐王朝自此转向后期。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唐朝后期的皇权究竟是如何运作的？皇权在面对诸多困境时，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来维护自身的统治？叶炜教授的《唐后期皇权问题研究》一书，为我们揭开了这一时期皇权运作的神秘面纱。

《唐后期皇权问题研究》，叶炜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叶炜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在《唐后期皇权问题研究》中，他另辟蹊径，从政务决策与君臣关系中皇权能动性的角度，深入考察唐后期皇权的表现形式和行使方式，为理解这一时期的政治格局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他在书中指出，唐后期皇权行使的方式，既包括直接干预异姓爵袭封等公开层面的显性权力，也包括皇帝有意识地通过对信息控制、议题控制及人格依附关系构建等隐藏性权力的综合运用。这种研究视角的独特性，能够更加全面、深入地解释唐后期皇权的实际运作情况，看到那些隐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权力博弈和政治智慧。

皇权对政务信息的掌控：从被动到主动

唐后期皇帝对于政务信息的掌握，发生了显著的变革。安史之乱前，唐朝的政务信息奏事强调层次和程序，注重皇帝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分功。各级官员按照既定的制度和流程，将政务信息层层上报，皇帝主要通过这种程式化的信息传递方式来了解国家事务。然而，安史之乱的爆发打破了原有的政治秩序，使唐朝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信息控制方式显得效率低下，无法满足皇帝及时掌握政务动态、应对复杂局势的需求。

为了加强对政务信息的控制，唐后期的皇帝开始压制程式化、固定化的沟通形式，转而强调与大臣以个别或小范围的方式直接沟通。这种直接沟通的方式，使皇帝能够更加迅速地获取第一手信息，及时了解政务的实际情况，避免了信息在层层传递过程中的失真和延误。同时，皇帝也可以通过与大臣的直接交流，更加准确地传达自己的意图，确保决策的有效执行，从而增强了对政务的掌控能力。

这种变化在谏官身上十分明显。唐后期，谏官被赋予了特殊的疏奏特权，他们可以越过宰相及所在机构，将奏疏直接呈递给皇帝。这一特权的赋予，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唐后期藩镇割据严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复杂多变，财政三分后，各种新问题层出不穷，这些问题都需要及时请示最高统治者。赋予谏官疏奏特权，能够使皇帝绕过宰相等中间环节，直接获取来自基层的信息，从而更全面地了解国家政务的真实情况，及时做出决策。

谏官可以将地方藩镇的动态、民生疾苦等重要信息直接告知皇帝，使皇帝能够及时掌握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应对。这种信息直达的方式，不仅加强了皇帝对政务信息的控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宰相的权力，使得皇权得以强化。

议题控制：皇权的隐形之手

如果说对政务信息的掌控是为了应对多变的局势，那对议题的控制，则是皇权生长出的隐形双手。在唐后期的政治博弈中，皇权对议题的控制深刻影响着国家决策走向。唐代集议是重要政治决策方式，涉及国政、人事、律法等核心领域，参与人员覆盖朝堂各层级，程序严谨规范。皇帝虽不全程参与讨论，却通过关键节点介入掌控全局。

从议题源头来看，集议议题多由皇帝或宰相提出，这赋予皇帝天然的主动权——若想推行某项政策，只需抛出对应议题，便能引导讨论方向。

在集议过程中，皇帝更有多重手段干预。通过指定支持自身观点的官员担任主持人，皇权得以把控讨论节奏、协调各方意见、限制发言时间，确保会议朝着预设目标推进。这些看似细微的权力运作，实则将集议变为皇权意志的延伸。皇帝借此在不破坏制度形式的前提下，悄然塑造着政策走向，展现出唐后期皇权在复杂政治格局中，以柔性手段维系统治权威的独特智慧。

叶炜在《唐后期皇权问题研究》中重点分析了元和七年（812 年）的一个案例。

元和七年的集议是唐后期皇权对议题控制的一个典型案例。所讨论的是唐后期面临的一个严重经济问题——百姓按户等高低交纳户税钱，而唐朝政府铸造铜钱供不应求，导致 " 钱重物轻 " 的现象日益突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唐宪宗在元和七年组织了一次关于货币政策的大规模集议。

在这次集议中，唐宪宗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性调整，巧妙地控制了集议的过程和结果，实现了自己的政策目标。他在议题的提出上占据主动，明确将货币政策作为集议的核心议题，引导大臣们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在集议过程中，他通过指定支持自己观点的官员主持会议，有效地掌控了讨论的节奏和方向，使得讨论能够朝着他期望的方向进行。

除了直接控制集议的过程和结果外，皇帝对议题的搁置也是一种重要的决策方式。《唐后期皇权问题研究》指出，在河朔藩镇继承问题和牛李党争等复杂的政治问题上，皇帝常常采用搁置议题的策略，以避免矛盾的激化，维持政治局势的相对稳定。

叶炜认为，皇帝对议题的搁置并非是无所作为，而是一种在复杂政治局势下的策略性选择。恰恰是搁置议题，让皇帝能够在各方势力之间保持平衡，避免矛盾的激化，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处理政治问题。

强化人格依附：构建权力的忠诚纽带

皇帝对政务信息越主动，对议题参与越多，越容易表现皇帝的个人风采。

在唐后期，皇权的稳固不仅依赖于对政务信息的有效控制和对议题的巧妙掌控，还通过强化大臣对皇帝的人格依附来实现。皇帝通过一系列制度性和个人性手段，构建起与大臣之间的私人性关系，使大臣在情感和利益上更加紧密地与皇帝联系在一起，从而增强了皇权的权威性和稳定性。

皇帝通过多种方式赋予官员 " 天子私人 " 的身份，使官员在心理和行为上更加倾向于皇帝。在地方与中央的公文往来中，皇帝对地方的批答往往带有浓厚的私人色彩，这种批答方式使地方官员感受到皇帝对自己的特殊关注，从而强化了他们对皇帝的忠诚。皇帝在批答中可能会询问官员的个人生活、家庭状况等，这种看似私人的关怀，实际上拉近了皇帝与官员之间的距离，使官员产生一种被皇帝信任和重视的感觉，进而更加忠诚地为皇帝效力。

叶炜发现，中央决策群体中，皇帝也通过恩宠等方式赋予官员 " 天子私人 " 的身份。翰林学士作为皇帝的近臣，经常参与机要事务，与皇帝保持密切的接触。皇帝对翰林学士的恩宠有加，如赏赐财物、给予特殊的荣誉等，使翰林学士们深感自己是皇帝的亲信，从而在政务决策中更加坚定地支持皇帝的意见。这种 " 天子私人 " 身份的赋予，不仅增强了官员对皇帝的个人忠诚，也使得皇帝在政务决策中能够得到更加有力的支持，进一步巩固了皇权。

叶炜提出，唐后期袭封制度也有相应变化。唐前期异姓爵的袭封制度相对稳定，爵位往往可以世袭。而唐后期，皇帝将世袭性的家族待遇转化为皇帝个人临时性的赏赐，这意味着大臣能否获得袭封以及获得何种程度的袭封，完全取决于皇帝的个人意志。

这种变革使得大臣们更加依赖皇帝的恩赐，为了获得和保持家族的荣誉与利益，他们不得不更加忠诚地侍奉皇帝。在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中，大臣们会积极表现，以争取皇帝的认可和赏赐。这种对皇帝个人的依赖，加强了大臣与皇帝之间的直接关系，使大臣在人格上更加依附于皇帝，从而增强了皇权对官僚阶层的控制力。

探寻唐后期皇权的真实轨迹

叶炜在《唐后期皇权问题研究》中指出，唐后期皇帝对决策干预能力的加强，并未使皇权得以脱离官僚机构，而是使皇权的行使与官僚机构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一观点揭示了唐后期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即皇权与官僚机构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

在唐后期的政治实践中，制度、政策的顺利出台与推行，有赖于君臣之间的共识。皇帝虽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在实际决策过程中，往往会以试探或预设议题的方式争取宰相或重臣的支持。例如，在一些重大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皇帝会先与宰相进行私下沟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在达成一定共识后，再通过正式的集议程序来确定政策。这种非正式的协商成为皇权有效运作的重要机制，也体现了皇权对官僚机构的依赖。

叶炜的研究对传统史学观点提出了挑战，尤其是对宫崎市定的唐宋变革论中关于唐代 " 贵族政治 " 向宋代 " 君主独裁 " 转变的观点。宫崎市定认为，唐代是贵族政治的时代，皇帝的权力受到贵族的制约，而宋代则是君主独裁的时代，皇帝的权力得到了极大的加强。然而，叶炜通过对唐后期皇权运作方式的深入研究，指出宋代皇权的运作方式其实早在唐后期便已形成，宋代的政治体制并非与唐代截然对立，而是唐代政治制度发展的延续。

唐后期皇权运作方式的变化，不仅揭示了唐后期政治格局的复杂性，也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皇权制度的演进提供了新的视角。从唐后期到明清时期，皇权在不断强化的过程中，始终与官僚机构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中国古代政治的面貌。

这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揭示了唐后期皇权的真实面貌，更在于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皇权制度的演进提供了一个关键的切入点。它让我们认识到，皇权制度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化，不断调整和演变。唐后期皇权的发展变化，是中国古代皇权制度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