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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在小区楼下健身,怎么比登天还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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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谁让你在这里健身的?"

作者 | Felicia

编辑 |   陆一鸣

生活中由健身引发的矛盾,很多时候都是 " 地盘战 "。

去年 4 月,上海市崇明区的居民投诉噪音扰民,民警到了现场,发现广场舞团队和交谊舞团队两拨人正在各自公放音乐,似乎哪一方先不堪噪音自行离开,即代表放弃广场东南角这块 " 好地 "。

较量的本质是抢夺有限的公共空间:这个广场久经使用,除了东南角,其他地方的地面有些凹凸不平,灯光也不够明亮。直到商圈负责人承诺修整地面、调节灯光,矛盾才得以平息。

(图 /pixabay

类似新闻早已屡见不鲜。2017 年,洛阳王城公园篮球场事件曾引起大范围的社会讨论,为了篮球场晚上 7 点的使用权,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和打篮球的年轻人吵得不可开交。前者表示他们相约在篮球场跳舞已经有四五年;后者则说对方霸占了篮球场,导致自己下班后想打球太难,市区里免费开放的篮球场实在太少。

晚上 7 点,是老年人和年轻人都想占领的黄金时段。老年人想在早上和晚上进行锻炼,是因为下午要接孙儿放学;而上班的年轻人,则只有晚上的时间可以休闲。

2025 年 7 月 4 日,广东广州。夜幕降临的天河公园里,既有人在休闲,也有人在对着手机练习健身操。(图 /sam)

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在让人们生活便捷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迷思——在密度越来越高的城区,哪个群体有权占领珍贵的健身空间?而有限的公共空间,能否承托起人们对于 " 好生活 " 和 " 好身体 " 的期望?

" 人均 3 平方米 " 之后

2025 年,健身已成为备受重视的全民公共卫生课题。" 像你这样大的肚子,是我们主要的目标。" 全国两会期间,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上海)主任张文宏的这一句话广为传播," 体重管理年 " 也因此被更多人熟知。不仅官方媒体喊出 " 国家喊你来减肥 " 的口号,社区也获得了健身场所的 " 指标 "。

其实,全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在过去 20 多年有了明显增长—— 2003 年仅为 1.03 平方米,2013 年为 1.46 平方米,而 2024 年涨至 3.0 平方米。但就不同城市、区域而言,想达到 " 人均 3 平方米 " 的难度也不一样。

以上海不同行政区的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数据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为例:崇明区为 8.13 平方米、奉贤区为 4.02 平方米……徐汇区为 1.45 平方米、虹口区为 1.10 平方米、静安区为 1.01 平方米、杨浦区为 1.43 平方米。

为了帮助人们减掉 " 大肚腩 ",政府也在想方设法 " 变 " 出健身场所——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的一份通知里明确写到杨浦区 2035 年的目标: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1.8 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58% 左右,每万人拥有体育健身组织不低于 55 个,市民体质达标率达到 98% 以上。

《中国式社区》的作者王德福是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从 2015 年至今,他去过三四十个城市,深入调研有关中国式社区。与健身群体相关的矛盾,他听说过,也见证过不少。

(图 /《我的后半生》)

2015 年,他调研的第一站是南京,当时社区里的公务人员就曾与他聊起关于跳广场舞的烦恼。当时,市民热线接到了不少关于广场舞噪音的投诉,为了化解跳广场舞的叔叔阿姨和周边居民的矛盾,社区甚至邀请公益组织引导双方开会,参考 " 罗伯特议事规则 ",让每个人有序、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诉求,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共识。邻里之事很难有个准确的定论,只能在相互尊重的情况下,尽量互相了解,双方有所妥协。

王德福有时还会遇到啼笑皆非的状况。某个社区里的居民在休闲健身方面的需求比较多,有跳广场舞的、民族舞的、交谊舞的,等等。为了争夺社区里有限的室内活动场所,几个团队之间闹得不太愉快,甚至还会竞相向社区举报其他团队的问题。

王德福发现,发生在小区内的矛盾,物业和社区承担了主要的调解角色;而发生在小区外的公共空间的矛盾,则常常处于自生自发的状态,一般由不同的群体自行处理,除非产生了剧烈的冲突,那么民警会来协调,否则就会约定俗成,形成某种常态——简单来说,就是先占先得。

2025 年 7 月 5 日,广东广州。在天河体育中心的健身区,市民一起打乒乓球。(图 /sam)

但这种 " 约定俗成 "" 自生自发 " 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问题?中国式社区中的公共空间矛盾和冲突是否具有特殊性?

我们和王德福聊了聊他对中国式社区中健身群体的观察。关于矛盾如何形成与解决,他也分享了自己的想法。

老城区,更难有健身空间

《新周刊》:根据你的调研和观察,城市里哪些地方更容易产生关于健身空间的矛盾?

  王德福  :比较典型的事件确实经常发生在老城区。

第一,老城区的居住密度本来就比较高;第二,老城区的空间规划得比较早,如果附近的广场和公园比较多还好一些,但如果步行可到达的公园、广场不足,那跟群众的需求就会有矛盾;第三,老城区的居住群体相对老龄化程度高一些,而老年人利用户外的公共场所锻炼身体的需求也高一些,上班的年轻人可以通过付费的方式去室内健身房、体育场馆等,老年人一般更倾向使用公益的、无偿的室外公共场所。

新城区的健身空间供给会好一些,一些新式小区会配套建设不同功能的健身场所,甚至周边还有网球场、羽毛球场、篮球场。出于安全的考虑,这些体育场所是被围合起来的,跳广场舞的人很难进入篮球场、足球场里,空间的边界清晰一些。

《新周刊》:老年人偏好室外活动,而年轻人更偏好在健身房健身。你认为这样的健身生态的形成,可能受哪些因素影响?

  王德福  :不同年龄段人群的生活方式、对身体锻炼的需求不一样。年轻人健身,对专业化要求比较高,强度也比较大,要依托于专业的设施,甚至需要有人来指导;相对来讲,老年人更需要强度不那么高但是参与性比较强的群体性健身活动,同时也是文艺活动、社交活动,但主要目的还是锻炼身体。

(图 /《欢迎光临》)

《新周刊》:中国式社区里," 扭扭乐 "(扭腰器)这样的简易健身器材很常见,社区在设计和规划健身、活动场所时,是否会更多地考虑老人和小孩?便民健身器材的选址有什么原则?

  王德福  :嵌入小区、广场边缘的简易健身器材,一般都是由体育部门投入建设的,尽管并非单独为某类人群设计,但确实是老年人和小孩用得比较多。有些城市里的便民健身器材也升级了,很智能化,可以计步数、看心率,这些就更贴合年轻人的需求。

至于这种便民健身器材的选址,在老小区,居民对于小区内部场地的产权意识不是很强,一般社区会组织居民征求意见,放在场地比较开阔、没有招致太大反对意见的地方;但在较新的小区,如果建成时没有落实,再改造场地就涉及公共场所用途的改变,需要经过业主的表决同意,可能会有业主反对。

中国式社区里,居住群体的生活差异性比较大,诉求比较难以统一,简易健身器材更多是老年人和小孩在使用,如果其他居民不计较就没事。有的居民则更希望将公共区域改造成停车位或绿地,大家还能共享,如果摆放健身器材,可能只便利了一部分人。

老旧小区改造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老年人想增加健身器材,年轻人想增加车位,有的人则想加张桌子、凳子,供大家坐着聊天。这种需求的差异不是很好处理,需要有人来组织大家商量。

(图 /《小小的我》

《新周刊》:核心城区的建筑密度越来越高,人群也非常不同。城市、街道、社区是否尝试制定规则,给不同年龄段的人设置合适的体育场所?另外,在社区设备、空间利用这些方面,你有没有观察到一些比较新鲜的形式?

  王德福  :在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上面,倒没有优先考虑的说法,但确实会聚焦一老一小的问题,不一定围绕着健身,也有老年食堂、嵌入式的养老服务中心这样的生活服务。

就新建的小区来讲,开发商在规划时会预留公共活动的空间,但怎么使用就属于社区治理的范畴。有些小区会设置社区健身房,设备跟专业健身房是差不多的,但是不同城市之间以及同一城市内不同小区之间的差异比较大。

比如一些三四线城市,我调研时感觉某些社区的运营意识还不是很强。小区里的专业化健身空间是无偿给居民使用的,但管理、维护都需要成本,这样反而是不可持续的,而且这也会和周边市场化的健身机构形成不公平的竞争。所以我一直主张,只要有条件,社区可以探索嵌入式的健身场所,让居民低价有偿地使用,使健身房可持续运转,也可以吸引一些中青年人参与到社区活动中,增加彼此的熟悉和了解。

我曾经去到北京市平谷区某个小区,发现经过居民的协商,这个小区的健身房以一种混合经营模式运营。一些普通的健身器材(如跑步机),小区居民(业主)可以在特定的时间段无偿使用;而一些比较专业的健身设备,则需要付费让教练来指导使用,这同时可以预防健身时的意外受伤。 

此外,我还观察到一些小区在业主委员会的组织下,居民共同商议自筹资金,将高层住宅楼架空层改造为小型健身场所,设置乒乓球桌,并配备各类简易健身器材,同时制定使用和管理规则。这样既优化了空间使用方式,方便了居民健身,也提高了居民公共责任感与参与性。

《新周刊》:财政支出预算有限的情况下,你认为在城市里建设大型的公共体育场所更好,还是社区的体育便民措施和组织更好? 

  王德福  :我个人认为,有限的公共资源的配置应当向中小型公共体育场所倾斜。这要与小区和社区的有机更新紧密结合,在了解居民需求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和优化小区内部和周边的现有空间,既要通过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方式,将便民体育场所建设好,又要运营好、维护好。同时,社区基层组织动员和引导居民组建多样的健身社团,因地制宜地开展更多类似 " 村 BA"" 村超 " 等参与性强的社区体育活动。

过一种新的邻里生活

《新周刊》:中国式社区和西方式社区对比,健身空间和场所在理念或设计上似乎非常不同。 

  王德福  :一个关键的区别,就是中国城市里的封闭式小区比较多,除了一些老小区是开放的,2003 年住房市场化以来,房地产开发商比较倾向于建造封闭式的小区。在西方,社区的主流形态是街区制,走出了公寓的大门,外面就是城市的公共空间。

在美国,这种封闭式社区叫作门禁社区,一般都是经济收入比较好的少数优势阶层才会住进去。而这些年住建部门一直在推动完整社区建设,就像我们过去在单位大院一样,单位里面什么设施都有,完整社区的理念也是希望把小区打造成能够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的空间,配套了不出小区门也可以享受的休闲健身空间,而且有一部分设施是全民健身公益性质的,属于公共服务范畴。在一些西方国家中,如果居民有这样的需要,就要到公共空间(如公园、城市绿道、社区活动中心),或者去市场化机构付费使用。

2019 年 10 月,湖北武汉。公园锻炼区内,市民表演倒立行走等高难度动作。(图 / 视觉中国)

"15 分钟生活圈 " 的理念很早就提出来了,而这几年,大家更加发现社区的重要性,一旦发生意外情况,我们能够在步行范围内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这一点很重要。这就是所谓的社区韧性的体现。

《新周刊》:你在书里提出,中国城市住宅空间呈三元关系—— " 公共 "" 半公半私 "" 私人 "。对比西方 " 公共 "" 私人 " 的二元边界,这样的情形是否可能导致关于空间的矛盾更频发或更复杂?

  王德福  :是的。小区内部的公共区域属于 " 半公半私 " 空间。它对于小区居民来说是公共的,但是对于外部居民来说又是私人的。而居民在小区公共空间内的活动——老人跳广场舞、小朋友骑自行车,会产生负外部性的影响(如噪音、撞到行人等)。

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案例是我在上海某老小区调研时遇到的一次比较激烈的冲突。那个老小区的中心花园里有个小广场,广场上有一条种植着花卉和藤蔓的露天长廊,老人们找了些塑料布、编织袋,封了顶,将那里改造成一个下雨也能跳舞、打牌、下棋、聊天的场所。然而周边居民对此意见特别大,附近两个住宅单元的居民一直投诉,认为除了有噪音之外,老小区的空间本来就比较有限,由于附近没有公厕,一些人就在中心花园里露天大小便,影响很不好。

一方面,居民对公共空间有需求;而另一方面,城市人口密度太大,空间不足必然会产生公共活动和私人生活之间的矛盾,互相产生干扰是很正常的事。这都是社区治理应该解决的问题,不能只靠居民自发形成秩序,需要有人来组织,所以我们也需要政府建设更多的城市公共空间。

《新周刊》: " 半公半私 " 空间出现的侵占现象,可能由于过去乡土社会、大院生活当中,人们对这种公共空间有使用权意识。你认可这种说法吗?对此,社区怎么协调才能使居民对空间和环境满意?

  王德福  :在中国式社区里,人们对 " 半公半私 " 空间的使用意识也有业主自治、居民自治的因素。使用秩序的形成,需要通过社会自治来达成,也需要一个过程。

(图 /《欢迎光临》

我总体感觉,这些年类似广场舞扰民等矛盾好像比过去少了。现在学生要中考、高考,一些社区会主动加强宣传和引导,让大家将声量调低一点,不要影响别人休息,还有人 " 发明 " 了特殊的音响设备,用上它,只有跳舞的人能够听到音乐。不过前期确实有冲突比较多的阶段。

我们中国人要重新学会过邻里生活。过去中国人的邻居都是熟人,出现事情,大家有办法商量。进入都市社会,生活压力比较大,人们的情绪更容易失控,小的摩擦可能会升级,所以人们需要重新学会跟陌生人做邻居。这需要一个过程,前提是大家先制定规则,知道规则,然后让规则有效落地。所以需要社区组织大家来制定规则,做好宣传引导,围绕公共事务进行讨论,从而让邻里相互了解彼此的需求。

比如小区改造的时候,这块空置的公共场地是变成羽毛球场,还是加几张乒乓球桌?这些都是小区里重要的事情。大家共同解决它们,了解彼此的需求,从而也了解到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不一样的,才能增加大家相互的包容度和理解度,理解这种差异,才能慢慢养成和谐共处的生活习惯。

运营:鹿子芮;排版:箱箱

本文原载于《新周刊》

总第 687 期《健身役:谁在定义身体之美  》

原标题:《学者王德福:在中国式社区,怎么 " 挖 " 出健身空间?》

687 期杂志已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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