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 年 7 月，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高起家坬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明确提出要大力开展游击战争，迅速扩大苏区。 10 月 18 日，中共神木南乡区委根据陕北特委的指示，在神木南乡温家川村西南山梁的独家村尚家岊，正式成立了特务队，以 7 个人 4 条枪的微弱力量，拉开了神府地区武装斗争的序幕。

1933 年 11 月 7 日，仅仅过去 20 天，神府特务队就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简称红三支队）。

1934 年 9 月 18 日，根据中共陕北特委的指示，在神木一区王家庄将红三支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三团。

1936 年 7 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神府特委在阎家山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抗日人民红军神府独立第一师（简称神府独立师）。 8 月 1 日，独立师在花石崖召开成立大会。至此，神府地区的武装力量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由 7 个人的特务队发展成 1000 多人的独立师，神府革命根据地的星星之火燎原了整个神府大地。

01

神府红军开赴抗日前线——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是年 9 月，中共中央命令神府独立师缩编为团，对外称八路军一二〇师工兵营，留第三营驻守神府，其余开赴山西晋绥抗日前线。

10 月 4 日，神府红军东渡黄河，开赴晋绥抗日前线，改编为八路军。1937 年 11 月 2 日，中央军委电令一二〇师工兵营改编为八路军总部留守兵团警备第六团，接受一二〇师领导。

当时一二〇师有彭绍辉为旅长的新三五八旅，还有张宗逊为旅长的原三五八旅，因两个八旅的番号相同，将彭八旅改为独二旅。警备六团属独二旅建制。 1940 年晋绥军区成立，独二旅改编为晋绥军区第二军分区。警备六团改为九团，受二分区领导。 1945 年九团北上绥远地区，归绥蒙军区领导。

02

频繁变动的团领导——

1937 年王兆相任警备六团团长，张达志任政委，孙超群任副团长。 1938 年初王兆相调延安学习，孙超群任团长。 1940 年孙超群、张达志调走，张鸿卿任团长三个月后调走，同年派毛少先为团长，王定一任政委，李发应任副政委。 1941 年毛少先调走，一段时间没有团长。1942 年部队调晋西北，李发应任副团长，潘振华任政委。 1945 年潘振华调走，曾长久任政委。 1945 年冬曾长久调东北。这是抗日战争时期，警备六团（神府红军）团领导干部的变动情况。

1937 年神府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晋绥抗日前线后，团部驻偏关，部队分布在平鲁、右玉、清河等地，曾参加了收复晋西北七县城的战役。 1938 年开赴平绥路南，活动在长城内外，成为开辟和保卫晋绥边区抗日根据地的主要武装力量之一。

03

警备六团与日伪交战的主要战斗——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警备六团与日伪交战的主要战斗有：马站堡阻击战、石板沟伏击战、三打厂汉营、夜袭红沙坝车站、王老沟奔袭战、夜袭辛店镇、夜袭白烟土（蒙语叫巴音图）和大庄科、黑蛇沟战斗、黄土坡战斗、八角堡歼灭战以及粉碎敌人的三路合击，横扫清水河南六据点，参加晋西北两反战役，三上大青山等大、小战斗有数百次。

夜袭白烟土、大庄科战斗是在 1939 年 8 月，警备六团在右玉西山整训一月余后，夜行 300 余里，拔除敌人两个据点，歼灭敌守军 200 余伪军，缴获全部武器装备及各种物资。战斗结束后，在通过铁路时正是深夜，部队没走大路，从一块西瓜地通过，虽然满地的西瓜都熟了，但没有一个人拿西瓜吃，充分体现了神府红军的素质和指战员认真执行群众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优良作风。

警备六团二打厂汉营时，是农历十二月二十七，寒风凛冽，滴水成冰，部队组织了由 30 人组成的两个便衣队，化装成卖鸡、鸡蛋、油、肉等农产品的农民，或是办年货的当地居民。第一组由一水道口潜入据点，第二组还未进去，战斗已经打响。这时，主力部队离据点尚有近 20 华里，听到枪声，立即跑步前进组织强攻，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非常顽强。便衣队人员弹药耗尽，敌人的手榴弹扔过来再给敌人扔回去，子弹打完用砖头砸。进入据点的便衣队员，除一名副班长负重伤失去知觉外，其余全部牺牲。

警备六团在抗战初期所处环境非常艰苦，面对十多个县几十个据点的敌人，战斗力越打越强。团首长孙超群、张达志从来都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关键时刻亲临指挥，所以部队干部的伤亡比例最大。曾在雁北、绥南牺牲的有：团参谋长秦实庵同志、一营营长贺伟同志、二营营长白兴元同志、三营教导员李子恩同志、骑兵大队长王金龙同志等指战员，他们的英雄事迹至今流传在秦晋大地。

04

永葆神府红军的优良作风——

警备六团的战士大多是神木、府谷、佳县、吴堡一带人。陕北贫穷，晋绥更苦，部队指战员吃苦耐劳习以为常。由红军到八路军，官兵一致是长期养成的优良作风，首长和战士一样，生活上从不特殊，战士吃什么，首长吃什么，有时地方上慰问些香烟一类的东西，全分给各单位，首长不留一点。部队的着装也很简单。由于战斗的频繁、行军的疲劳，除携带武器弹药外，其他什么东西也不多带。冬季没有棉花就用羊毛装棉衣，初穿上由于羊毛没有贴合，毛向里外钻，吃饭时饭碗里也是羊毛。

当时，警备六团是一二〇师最艰苦的一个团，集中起来不够一个连的毯子，白天穿什么，夜间盖什么。特别是在一间房子战斗中，团直东西全丢光。在右玉西山休整时，天当被，地作床，吃的是发了霉的莜面。团首长对大家讲，艰苦生活考验的是意志，谁如果吃不了这样的苦，谁就会被淘汰。长年不发一分钱，指战员都没有用牙膏、肥皂的习惯，有时洗衣服能向炊事员要点碱面就很不错了。部队几天不打仗就觉得苦闷、无聊，无事干。打仗就要走路，走路就是为了打胜仗。大踏步地前进后退，长途行军奔袭敌人，是这个团的一贯作风。有时连续几天、几十天，几百里、近千里地走，日夜兼程走得人精疲力尽。过封锁线时往往一夜就走 100 多里，夜间寂寞，打瞌睡是常有的事。常有人因睡觉行进中掉队，掉了队再跑步跟上。行军途中，首长的马经常给十几岁的小兵和病号骑，干部给战士扛枪、背包袱是常事。

05

拥军支前抗敌寇——

晋绥长城内外、平绥铁路两侧，是警备六团经常活动的地区。这些村庄距敌人据点很近，由于群众基础好，敌人一出据点，群众就向八路军通风报信。在那频繁作战的环境中，没有好的群众基础是不能立足的。有的游击区，地方政权达不到的地方，军队就派出了县长、区长、武装工作队、工作团等，对敌斗争，做群众工作，这样，党、政、军、民形成了坚强的抗日力量。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可靠的群众基础是战胜敌人的法宝。作为八路军一二〇师和晋绥边区的可靠后方，神府人民心系家乡子弟兵，踊跃支前打敌人。

1938 年 2 月，日寇扫荡晋西北，兴县告急，一二〇师及晋绥军区伤病员和军用物资无法转运。在这危急时刻，神府县政府动员了大批自卫军和民工奔赴前线，安全转移了伤病员及所有军用物资。特别是水手运输队，冒着枪林弹雨往返于黄河两岸，用汗水和生命保障了人员和物资的安全运输。入冬时，又先后动员了 2000 多名民工，配合部队修筑河防工事。1940 年，神府县政府总共动员担架队 14847 人，从事牲畜运输的 24257 人。 1942 年 3 月，日寇进攻府谷、保德时，盘塘渡口运输军用品人力紧张。一个多月，每天有自卫军 40 多人帮助运输军用品、伤兵。1943 年晋绥边区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中，仅有 2 万人口的三区，一次就出动上千人的担架队。三区仅有 240 多户的刘家坡乡，一次就捐献救国粮 40 余石，做军衣 300 余套、军鞋 200 余双，捐款 200 元。

在 1937 年至 1945 年的 8 年间，神府各级党组织和政府为支援抗日前线做了很多工作：动员青壮年农民参军，组织担架队转运伤病员，组织妇女为八路军做军衣军鞋，筹集军粮等。警备六团官兵也与当地群众建立了军爱民、民拥军的亲密关系，为阻击日军扫荡、粉碎国民党经济封锁、实现边区丰衣足食作出了重大贡献。

来源 /《榆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