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卑与超越》， [ 奥 ] 阿尔弗雷德 · 阿德勒 著   [ 英 ] 艾伦 · 波特   编，刘邦春   田王晋健   译，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出现的高频词汇是孩子（761 次）、合作（259 次）、兴趣（215 次）、爱（225 次）、自卑（176 次），个体心理学创始人阿德勒以超越自卑为主题讲述了与人合作、培养社会兴趣和关爱他人的重要性。合作能力不仅是预防神经症倾向的天然屏障，更是健全人格发展的基石。人生的每个难题（社交、职业和性）本质上都是合作的试金石。以被溺爱的儿童为例，其自我中心的思维模式会延续至校园生活。这类儿童仅对能获得教师特殊关注的课程产生兴趣，只吸收他们认为有利的知识，他们可能会成为学习上的尖子生。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社会情感发展的缺陷将逐渐显现为适应能力的全面危机。当首次遭遇挫折时，他们往往选择逃避责任和独立性培养，最终在人生考验面前陷入束手无策的困境。因此，阿德勒呼吁父母、教育工作者和社会重视儿童合作能力的培养。人的性格不是恒定不变的，也不是被动地受环境影响，我们是自己行为的主宰，人生都是自己塑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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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时期的早期记忆具有独特的心理学价值，它们犹如一扇窗口，让我们得以窥见个体人生观的雏形及其形成环境。在众多记忆片段中，最早期的记忆占据着特殊地位，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这些记忆凝结着个体对自我与环境的最初认知框架。它们不仅记录了人生第一次完整的自我评价，更包含着对周遭世界的基本判断，以及个体对生活要求的原始理解。这种认知犹如人生的第一幅心理地图，奠定了后续发展的基础坐标。其次，这些记忆标志着主观世界的发端，是个人自传体叙事的开篇之作。分析这些记忆时，我们往往能发现一个鲜明的心理对照：一边是对自身脆弱性的原始感知，另一边则是对力量与安全的本能追求。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从心理学视角来看，所谓 " 最早记忆 " 是否确为时序上的第一事件，甚至是否真实发生，都不影响其研究价值。记忆的真正意义在于个体如何诠释这些经历，以及这种诠释如何持续影响着当下的认知与未来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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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可以举几个关于早期记忆的例子，看看它们如何巩固了 " 人生的意义 " 的概念。" 咖啡壶从桌子上掉下来，烫伤了我。" 人生就是这样！这段创伤记忆折射出当事人将世界视为危机四伏的生存场域。持有这种记忆的女性往往表现出：根深蒂固的无助感；对生活危险性的过度评估；潜意识的受害者心态（" 他人理应为我的安全负责 "）。如果她在内心深处责怪其他人没有给予她足够的关心，我们也不应该感到惊讶。竟有人粗心大意，让如此小的孩子置身于如此危险之中！另一份早期记忆呈现了一个类似的世界图景：" 我记得自己三岁的时候从婴儿车里掉了出来。" 伴随着早期记忆的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梦，" 世界就要迎来末日了，我在半夜醒来，发现天空被火照得通红。众星都掉了下来，地球要和另一个星球相撞了。但就在撞击前的那一刻，我醒了。" 当被问及是否害怕什么时，这位学生回答说：" 我害怕自己的人生会失败。" 很明显，他的早期记忆和反复出现的梦起到了泼冷水的作用，让他确信自己害怕失败和灾难。

一个 12 岁的男孩因为遗尿和不断与母亲发生冲突而被送到诊所，他给出的早期记忆是，" 妈妈以为我迷路了，跑到街上大声喊我的名字，她非常害怕。其实我一直藏在家中的橱柜里。" 在这段记忆中，我们可以解读出一种认知：" 人生意味着——获得关注需要通过制造麻烦，安全感来自操纵他人的情绪，被忽视者可以通过欺骗获得重视。" 他的遗尿行为实质上是：维持关注度的有效策略，验证母亲焦虑反应的实验，确认 " 被担忧即安全 " 认知的循环强化。同前面的例子一样，这个男孩很早就感觉到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危险，他的生存策略是这样演化的：早期危险感知→发展出 " 危机制造—获得保护 " 的互动模式→形成依赖性人格特质。

一个 35 岁女人的早期记忆如下："3 岁那年，有一次我去地下室。当我身处黑暗中的楼梯上时，一个比我大一点的表哥打开了门，跟在我后面下来。我非常害怕他。" 在这段记忆中，她似乎不习惯与其他孩子一起玩耍，尤其是与异性相处时，她会感到特别不自在。我们猜测她是独生女，结果证明这个猜测是正确的；而且她 35 岁了仍然没有结婚。

下面的早期记忆显示了更高层次的社会情感：" 我记得妈妈让我推着妹妹的婴儿车。" 然而，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个迹象，即这个人只与相对较弱的人相处时才是自在的；而且她对母亲还存在依赖。家里如果有新生儿诞生，最好让大一点的孩子也参与到照顾新生儿中来，让他们对新生儿产生兴趣，并让他们分担照顾新生儿的责任。如果他们愿意合作，他们就不会觉得新生儿分走了父母对自己的关注，从而降低了自己的重要程度。

对陪伴的渴求，未必源于对他人的真诚关注。例如，当一位女孩回忆童年时说道：" 我常和姐姐及两位女性朋友一起玩耍。" 表面看来，这似乎展现了一个正在发展社交能力的孩童形象；然而，当她坦言自己最大的恐惧是 " 被独自留下 " 时，我们得以洞察其行为背后的深层动机——对孤独的恐惧，而非对联结的真正向往。这一矛盾暗示着关键问题：她的社交行为可能并非源于自信的独立人格，而是对依赖的隐蔽需求。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审视她行为中缺乏自主性的蛛丝马迹。

阿尔弗雷德 · 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 — 1937）是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个体心理学创始人，与弗洛伊德、荣格并称 " 心理学三大巨头 "。他幼年体弱多病，与佝偻病和肺病作斗争的经历影响了他对 " 自卑与超越 " 理论的思考。1902 年他加入弗洛伊德的 " 周三心理学社 "（精神分析学派的前身），后因反对其 " 性本能决定论 " 而自立门户，创立了个体心理学学派。

理解人生意义的过程，实则是解锁完整人格的关键所在。尽管性格恒定论者常宣称人的本性难以改变，但这种观点往往源于对生命真谛的片面认知。正如我们的研究所示，若不能识别最初的根本性认知偏差，任何理论探讨或临床干预都将徒劳无功。真正的转变之道，在于培养更具合作精神和勇气的生存方式。

合作能力不仅是预防神经症倾向的天然屏障，更是健全人格发展的基石。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儿童合作能力的系统培养：要为他们创造与同龄人自由互动的成长空间，在共同游戏和协作任务中发展社会情感。任何阻碍这种发展的因素都可能造成深远影响。以被过度溺爱的儿童为例，其自我中心的思维模式会延续至校园生活。这类儿童仅对能获得教师特殊关注的课程产生兴趣，只吸收他们认为有利的内容。随着成长，这种社会情感发展的缺陷将逐渐显现为适应能力的全面危机。当首次遭遇挫折时，他们往往选择逃避责任和独立性培养，最终在人生考验面前陷入束手无策的困境。

此刻苛责他的不足为时过早，唯有当他亲历这些缺陷带来的后果时，我们方能施以援手。正如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从未接触地理知识的孩子在地理考试中取得佳绩，同样，我们也不能期待未经合作训练的孩子在面对需要协作的任务时表现出色。然而，人生的每个难题本质上都是合作的试金石，每一项使命都必须在人类社会共同体的语境下，以促进集体福祉的方式完成。只有那些理解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的人，才能勇敢地面对困难，并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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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教师、父母和心理学家能够理解人们在赋予人生意义时可能犯的错误，并且自身也能避免重蹈覆辙，我们就有理由相信，那些缺乏社会兴趣的孩子将能更清晰地认识自身能力与人生机遇。面对困境时，他们不会轻言放弃、寻求捷径、逃避责任或推诿他人；不会苛求特殊关照与怜悯，也不会因受挫而怀恨报复，更不会质疑：" 人生有何意义？我能得到什么？" 相反，他们会坚定地说：" 人生需要我们自己塑造。这既是使命，也是我们力所能及之事。我们是自身行为的主宰。若需革新或更替，我们责无旁贷。" 当人们以这种独立而协作的姿态面对人生时，人类社会的进步必将永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