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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阵，在一个美国大学辩论现场，共和党少壮派，预备役总统理查 · 柯克被人远距离开枪打死，这在美国引发了巨大反应，川普政府几乎所有高管都参加了理查 · 柯克的追悼会，那场面是人山人海，极尽哀荣。美国社会这种动不动就干掉政治人物的事儿太多了。甭看美国历史上暗杀事件层出不穷，好像成了美国政治一种特有现象，其实，这种公开场合弄不过你，暗地里把你干掉的事，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也屡屡发生。

◇   图为相关新闻截图

比如晚清民国时期，在中国政坛上就兴起过一股暗杀风，在清朝灭亡的路上，革命党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在晚清最后十年，革命党们除了频繁的制造起义以外，还针对满清官员进行了频繁的刺杀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暗杀行为也成了压垮清王朝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甚至到了民国建立以后，这种动不动就干掉政敌的行为也成了一种 " 时代风气 "。那么，革命党都进行了哪些刺杀行动？应该如何看待革命党这些行为？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说起来，在孙中山这些人一开始起事的时候，还是想用武装起义干革命的。说白了，就是利用地方会党或者发动新军，然后一鼓作气占领当地府衙，最后扩大战果形成燎原之势。不过，不是谁生下来就会闹革命的，武装起义这种掉脑袋的活儿，更不是谁都能干的。最起码，你得有群众基础吧？没老百姓支持，你闹革命需要的人力，物力都没办法解决。就算有群众支持你闹革命，那还需要准备周密长远的计划，训练有素武装人员，源源不断的武器装备，这些才是造反闹革命最基础的东西。

◇   图为 1895 年的广州起义形势图

不过，对当时的革命党人来说，这些条件基本都没有。在那个识字率不到 2% 的社会，你给老百姓们讲革命，讲满清的残暴统治，他们是听不懂的。没有群众基础，就没法儿找到足够多的人跟你走，跟你干。更何况，那些会党和新军也不靠谱，就拿 1895 年广州起义来说，当时说好几时几刻就起义，结果，当地会党拿了钱之后不办事，毫无契约精神，一哄而散。孙中山的起义还没开始就失败了。也正是由于种种不确定因素，让革命党的起义活动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眼瞅着，革命工作钱花了不少，最后总是一地鸡毛，这些革命党开始感到沮丧和失望。于是，他们转而寻求另一种更为简单，成本较小的方式——刺杀。他们认为，刺杀只要少数勇敢果断的人，给他们一些简单有效的工具，再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和地点，就能对清廷造成重大打击。因此，刺杀就被革命党人视为一种可以快速达到革命目标的 " 捷径 "。

◇   图为青年时代的汪精卫

不过，一开始，孙中山的左膀右臂之一，同盟会元老汪精卫，对刺杀行为特别不赞成，他说：" 革命是何等伟大的事业，想以刺杀一二宵小之徒而唾手得之，未免太天真了！" 汪精卫这话虽然说得大义凛然，但眼见这几次起事接连失败，同志们惨遭屠戮，他的思想也开始变得激进，成了一个 " 流血以溉同种 " 的暗杀主义者。平常革命党要是杀个县太爷，弄死个道台，就算这事儿干成了，那也没啥影响力，逮住以后也是一个死。那还不如干一票大的，直接把朝廷的主心骨干掉。于是，汪精卫就盯上了摄政王载沣。不过，刺杀载沣的风险很高，弄不好把自个儿搭进去，连摄政王的正脸都没看见。所以，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同盟会高层都劝汪精卫别以身犯险。比如 1910 年，胡汉民就写信给汪精卫，说：" 暗杀之事不可行 "，但汪精卫却不以为然，他说：" 至于暗杀，不过牺牲三数热血同志之性命，何伤元气之有？" 同年 3 月，汪精卫和黄复生、喻培伦等人想用炸弹干掉摄政王载沣。结果，事情失败后汪精卫被捕，并在监狱里写下那首名诗："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   图为爱新觉罗 · 载沣

除了经历了种种失败后，让革命党倾向于暗杀这种手段以外。当时的时代思潮也对革命党的暗杀事业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晚清这些革命党人中，很多人是留学日本的青年知识分子，这帮人在日本接触到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阅读了不少俄国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品，对俄国的 " 虚无党 "、" 民粹党 " 刺杀沙皇的英勇事迹钦佩不已，并加以仿效，崇拜。俄国人这种闹革命的方式方法，也对这些留日学生产生了影响。这种对暗杀手段的推崇，当时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民报》所有 57 幅图画中，涉及到无政府主义与暗杀的就有 20 幅，占了三分之一还多。再比如后来的国民党元老之一的张继，这位还在自己的文章里说：" 羡暗杀手段，其法也简捷，而其收效出神速。以一爆裂弹，一手枪，一匕首，已足以走万乘君，破千金产，较之以军队革命之需用多、准备烦、不秘密、不的确者，不可同日而语。" 从革命大业来说，前有俄国人先进经验可以学习，后有国内起义屡遭失败的现实处境，综合下来，任谁也算得明白这笔账，暗杀比起义那是好处大大滴。于是乎，革命党纷纷组成暗杀团体，形成一股暗杀风潮。

在这些暗杀团体中，最有名当属黄兴、杨毓麟组成的 " 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 "，这里面的成员包括蔡元培、章太炎、陈独秀等等后来在教育学术上颇有成就的知识分子。为啥这些知识分子也主动掺合这档子事儿呢？简单来说，近代以来，这些知识分子都是最先接触西方思潮的一批人，这些人也最容易走上革命道路。再一个，跟古代那种有膀子力气，拿把刀就能搞刺杀不同，在近代你要想安炸弹，玩狙击，没点知识那真是不行。蔡元培认为，暗杀需要自制方便、秘密、快速而且容易伪装隐蔽的武器。根据这些限制，一开始，蔡元培把目光放在自制液体化学毒药上，后来蔡元培又觉得这玩意用起来还是不太方便，容易被人发觉，要是能改成固体粉末就更好了。于是，就去书店买了一批药物学、生药学和法医学书籍，带回来亲自领导研究。

◇   图为蔡元培

蔡元培是个学霸，22 岁就中了进士，虽说之前没学过理科知识，但不耽误他融会贯通，很快就在这个领域颇有成就，还用自己研发的毒药毒死了一只猫。然而，蔡元培在试验的过程中又发现，给满清官员下毒，最麻烦的是怎么接近他们，只要能接近他们身边，那时候，用不着非得下毒，用啥办法都能搞暗杀。这样一来，比起用毒，还是用炸药更好，不用接近他们，只要远远的扔出去炸弹就行了。随后，蔡元培又把研究目标转到了炸药上。

也是在这段时间，革命党人先后展开了 3 起暗杀事件，革命党万福华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易本羲、王汉刺杀练兵大臣铁良，虽然这三次行动最终都失败了，但在当时，也制造了相当大的社会轰动。眼看刺杀行动社会反响这么大，影响这么广，革命党决定趁热打铁。革命党人吴樾着手准备炸弹，完成朋友王汉未竟之志，炸死铁良。结果，等到吴樾把炸弹准备完后才发现，由于清廷地方大员屡屡遭遇暗杀，现在铁良身边那是戒备森严，无论居家还是出门都有大批警卫人员随行，一时无法下手。

◇   图为吴樾烈士遗像

于是，吴樾把暗杀目标瞄上了出国考察的五大臣，这五个那也是 " 清廷的股肱之臣 "，干掉这五个也一样。1905 年 6 月，清政府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和商部右丞绍英五人出国考察宪政。革命党或许是担心清政府立宪改革后继续统治中国，或许是怀疑五大臣考察的动机，于是决定对他们进行暗杀。9 月 24 日，五大臣率大批随员离京启程时，吴樾带着蔡元培做的炸弹进入正阳门车站，乔装随从登上专车，将炸弹安在车厢里。不过，蔡元培做的炸弹威力是够了，但稳定性不够，稍微有点动静就会炸。结果，五大臣一行人在准备启程之前先换火车头，车身在和车头挂钩的那一刻，引发震动，炸弹被触发。吴樾还没来得及撤离，就被当场炸死。端方的两个随从也伤重不治，另外两位大臣载泽、绍英受了轻伤。

革命党这次暗杀行动虽然没有炸死五大臣，但迫使他们的出访日程延期，更大的影响是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有人赞扬吴樾等人是 " 民族英雄 "，有人批评五大臣是 " 卖国贼 "，有人质疑清廷的宪政诚意，有人呼吁加速推进革命进程。这次暗杀事件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政治暗杀，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一次政治暗杀。

◇   图为徐锡麟烈士雕像

当然了，在这些暗杀行动中，有些也不是孤立的，而是配合武装起义一起进行。简单来说，就是在武装起义打响之时，先派一位勇士对清朝的军政首脑进行刺杀，颇有些 " 擒贼先擒王 " 的味道。比如 1907 年 7 月 6 日，光复会成员徐锡麟在安庆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上，乘点名之机，拔枪射杀安徽巡抚恩铭，恩铭被当场打死，革命党成员也立刻拿起武器发起安庆起义。只是这次起义，最后还是在安徽军警的绞杀下宣告破产。

再比如 1911 年，革命党准备在 4 月 27 号这一天发起黄花岗起义，为了打乱清政府的指挥，减轻武装起义的压力，大家决定在起义前，先把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干掉。就在革命党发愁没有机会下手的时候，著名飞行家冯如宣布，准备在 4 月 8 日搞一次飞行表演，届时大批广州官民会一起前往参观。革命党人温生才四下打听得知，到时候李准也去看热闹。择日不如撞日，这些革命党人决定利用这次机会把李准干掉。随后，革命党人温生才提前准备好了枪支弹药。到了 4 月 8 日这一天，温生才左等右等，都没见到李准的影子。直到日落时分，才见到一队护卫们前呼后拥地簇拥着一座八抬大轿耀武扬威地穿过人群，人群里也有人喊：" 提督大人来了。" 温生才以为八抬大轿里坐的一定是李准，立马从人群里冲出来，三步并作两步来到轿子前掀开帘子，对里面连开 5 枪，里面的官员当场毙命。人是被打死了，不过，温生才这次刺杀行动也成了弄巧成拙。

原来，这轿子里坐着的并非广东水师提督李准，而是署理广州将军孚琦。这位爷只管当地的旗民事务，他不管城防。等于说，他的死对于广州防务没任何影响，而李准那边得知革命党是冲自己来的，立马命令全城加强戒备。结果，等到黄花岗起义的时候，由于清军早有准备，革命党打得是异常艰难，最终起义宣告失败。

除了革命党直接刺杀清廷高官以外，还有一部分暗杀是革命党在起义失败后对清政府的报复。刚才提到的李准，这位在广州水师提督的的位子上任职多年，前后几次镇压革命党起义，几乎每次镇压完事后，李准都会遭到革命党报复，但幸运的是他每次都能逃过一劫。而且，李准在镇压革命之余，还有精力巡视南海，在西沙群岛、东沙群岛升旗立碑，宣示主权。直到今天，南海诸岛中的一块岛礁还被命名为 " 李准滩 "，以做纪念。

除了李准被革命党报复以外，革命党对其他清廷地方督抚也是同样待遇。比如在 1906 年，革命党发起萍浏醴起义，南京那边的会党也在同一时期起事呼应。不过，这次起义在两江总督端方的镇压下失败，南京的革命党杨卓林不甘心失败，于是怀揣炸弹准备炸死端方。结果，端方早有准备，他在城中遍布密探，以革命党的身份招摇过市，吸引真正的革命党上钩。杨卓林碰见密探后不知是计，还以为遇到了同志，就把自己的刺杀计划全盘托出，结果被捕。

◇   图为铁良（1863 年 4 月 5 日— 1938 年 6 月 8 日），字宝臣，穆尔察氏，满洲镶白旗人。清朝末年军事及政治人物

甭管革命党搞得这些刺杀最后成没成，这些刺杀确确实实给清朝官员们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比如练兵大臣铁良就曾经托人私下和革命党谈过，让革命党开个价，保住自己的命。不过，革命党的主张是杀掉一切满贼，这次谈判自然泡了汤。再比如，端方在五大臣出国考察的时候就差点被炸死，等到两江总督任上，又遭刺杀未遂。等到 1907 年，安徽巡抚恩铭遇刺后，端方更有兔死狐悲之感。长期生活在这种风声鹤唳，高度紧张的环境。可以说，身边有一点动静就能让端方，端大人胆战心惊。

◇   图为端方

有一次，江宁布政使陈伯陶有事求见端方，正赶上天气燥热，陈伯陶俯身从靴子里拿折扇。古人穿的靴子比较宽松，这里边既然能放得下折扇，就能放匕首、放手枪。就在陈伯陶取扇子的时候，端方猛然一惊，下意识的以为陈大人要宰了自己，赶紧从座位上蹦起来。那边陈伯陶抽出扇子，看见端方这番举动，非常诧异，就说：" 取扇子乘凉而已，帅座何故惶恐如此？" 当然了，被革命党的刺杀影响的，也不止端方一个。

◇   图为广州水师提督李准

前面提到广州水师提督李准，这位在武昌起义后，不仅赶紧联系革命党领袖胡汉民，还兵谏两广总督张鸣岐，劝说陆军统制龙济光反正，最终促成惠州开城，迎胡汉民为广东军政府都督。可以说，要是没有之前那么多次暗杀，李准大概率不能主动和革命党洽谈，广州革命易帜也不能这么痛快。可以说，清末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不仅大大加速了清政府的垮台，甚至掀翻清政府的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也是源于一次暗杀行动。

话说，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政府被迫启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并授予他南北议和的权力。结果，袁世凯 " 挟和议以自重 "，大耍两面手法，一方面以北洋军的优势兵力压迫、诱使革命军妥协；一方面又借革命军挟制清帝退位。为对抗辛亥革命，满清皇室贵族良弼、铁良、载涛、载泽等人秘密召开会议，组织宗社党，要求隆裕太后坚持君主政权，反对共和。1912 年 1 月 26 号，革命党人彭家珍对良弼实施暗杀，良弼伤重身亡，他一死宗社党彻底没了主心骨，没有了宗社党的支撑，隆裕太后也没了主意，在袁世凯的一顿忽悠加威胁下，隆裕太后只好带着小皇帝宣统退位，清朝彻底灭亡。

◇   图为彭家珍烈士遗像

虽说革命党的暗杀行为给推翻清王朝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这种行为毕竟是非常规之举，一旦习惯了这种非常规，就极易形成路径依赖。所以，到了民国成立后，这种暗杀之风丝毫不减，针对的对象也从满人转向了政敌。

第一个尝到暗杀苦果的革命党人就是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当时，他和上海都督陈其美围绕浙江都督问题起了矛盾，陶成章甚至放出话说：" 浙江都督给谁都不能给陈其美 "。于是，陈其美就指使蒋介石把陶成章暗杀在医院，这也是蒋介石第一次在历史中留下名字。当然了 ，陈其美也在 1916 年被张宗昌派出的杀手程国瑞暗杀。第二个受害者是主持缔造民主宪政的宋教仁，他在上海沪宁火车站被洪述祖派人刺杀。

◇   图为陶成章

◇   图为宋教仁遇刺后的遗像

在这些被杀的民国大佬里面，有一位叫汤化龙的，值得多说两句。这位不仅是辛亥革命的元勋，还一度做过民国众议院院长、段祺瑞内阁内务总长，结果在 1918 年 9 月，被中华革命党成员王昌刺杀于加拿大，王昌无路可逃，随后饮弹自尽。说起来，汤化龙堪称是共和首席元勋，1911 年武昌起义后，汤化龙任湖北咨议局议长，当别人都在想如何整军备战时，汤化龙主动找到西方国家驻武汉领事，表明革命军会保证侨民人身和财产安全。于是，列强宣布在武昌起义中持中立态度。从侧面说这是列强对湖北革命军的认可，将其视为与清政府同等地位。正是有了外交认可，清军在攻打湖北革命军的时候，往往投鼠忌器，不敢伤到外国租界和侨民，而清军在战场上的逡巡不前，才让湖北革命军声名大振，得以进一步扩大影响力，从而把革命浪潮蔓延到全国，所以说辛亥革命能成功，汤化龙功不可没。

◇   图为汤化龙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功臣，由于和袁世凯、段祺瑞的北洋政府走得近，担任北洋政府的众议院议长，因此遭到革命党的敌视，终遭暗杀。而且，汤化龙远赴北美考察的背景，正是由于当时段祺瑞解散国会，研究系失势，宪政前景一片灰暗的时候。汤化龙这才想出国看看西方国家的宪政制度是怎么运作的，人家是怎么搞政党政治的。他想通过学习西方民主模式，给中国制定一部真正可行的宪法提供依据。可以说，这时候段祺瑞和汤化龙的矛盾，比国民党和段祺瑞的矛盾还深。可是，国民党这边却散步谣言，说是段祺瑞派汤化龙出国，是向六国银行集团借款买军火，来打广东护法军政府。按理说用这种方式结果掉政敌，传出去好说不好听，正常都应该不要声张，可国民党却把凶手王昌的遗体运回国内，以党礼厚葬于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侧，号称国民党党葬第一人。只因为汤化龙的立场不一样，就使用如此手段，国民党实在是难称体面。

◇   图为王昌墓

革命党在晚清的暗杀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推动了革命的进程。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正所谓 " 马上可以打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 "。到了民国，都是共和国了，还靠暗杀是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的，诚如梁启超所言：" 实力不存，虽日日暗杀，决不足以动政局；实力既存，则无须暗杀，而政局自不得不变。

1923 年初，曾经和蔡元培一起研究炸弹的陈独秀也对暗杀革命进行了反思，他说：" 暗杀只是一种个人浪漫的奇迹，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科学的革命运动必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 历史发展进程证明，单纯依靠暗杀的激情，革命是不能够取得胜利的，因为革命不只是需要破坏旧秩序，更需要破坏后的建设，建设就需要新的法治建设、制度建设、组织架构建设，这些建设都需要一群社会精英冷静下来，用协商的方式商讨出大家都能接受的结果。如果还用暗杀解决掉和自己立场不同的人，那么结果商讨不出来，建设新秩序就更无从谈起。所以，这些革命党们以身涉险，抱着必死的决心挑战和对抗腐朽的清廷，不惜用自己宝贵的青春与热血去换取民族的出路，当然值得肯定。不过由于习惯了暗杀，而导致民国建国后极端行为频频出现，与文明社会的发展渐行渐远，也同样值得后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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