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候，风头正盛的埃隆 · 马斯克曾经言辞激烈地抨击 F-35 战斗机制造商无视无人技术的迅猛发展态势，断言有人驾驶战斗机面对武装无人机 " 毫无胜算 "。马斯克对无人机时代崛起的预测固然来自他一贯秉持的技术沙文主义，却也获得了战争实践的积极回应。

随着俄乌冲突进程的加剧，双方组建了专门的无人作战系统与反无人机特种部队，利用无人机进行集群攻击、自杀式袭击和远程打击。这场被媒体称作 " 无人机竞赛 " 的战事足以表明，无人机事实上已经从遂行军事任务的辅助性工具逐渐变身为决定性武器，这就预示着未来战争将更加依赖信息化和智能化或无人化技术，无人机部队在军兵种体系中的作用将愈发重要。

毫无疑问，无人机作战模式的大规模运用正在将战争导向一个全新的时代，同时也提醒人们，到了该对战争的本质，尤其是战争方式的变革作出深度伦理思考的时候了。法国新锐哲学家夏马尤（Grégoire Chamayou）推出的《反思无人机》（下引此书只注页码）一书可谓正当其时，媒体将其开拓性成就誉为" 第一部从哲学的角度系统全面思索无人机理论意义的著作 "，似有推显阐微之功，让人不禁生发出探讨的兴致。

一

这部新作体量不大，却蕴藏着夏马尤敏锐的思想触角和厚实的哲学功底，不仅考察了无人机的来源、战术谱系与技术特征，以及远程作战的暴力性质对传统战争概念造成的威胁，还特别着意将我们引领到拆解军事斗争机制的思域，即透过无人机所造成的战争形势去洞悉军事活动，审查这种新型战争方式究竟在哪些方面改变和重构了现存的社会关系，以便形成 " 一个批判性武器理论最终的纲领 "（20 页）。

这样，夏马尤的无人机反思就超越了单纯的军事伦理学范畴，进入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规范性论域，通过暴露无人机的实践困境和理论薄弱环节，实现解构技术沙文主义的目的。不过，兴许是为了接续时下科技伦理的流行话语和新兴媒体传播的需要，亦或许考虑到增强著作的可读性，夏马尤选择从一个符合大众口味的道德性话题开始，一步一步演绎他的批判性武器理论。正是借助道德话语的形式，本书欲最终实现对武装无人机作为政策工具的理论批判。

同夏马尤的理论策略一样，其批判对象亦有着浓郁的道德情结。无人机技术之所以能够顺利被军方接受并快速转化为新型作战力量，就是依靠某种形式的道德论证。

一些支持者宣称，无人机是人类有史以来 " 最道德的武器 "（21 页），其理据在于：无人机的军事化应用旨在将战争杀戮最小化，这种 " 无风险战争 " 最终有望实现 " 零伤亡 " 这一人道主义目标。

毕竟，人类苦于永久和平愿景之不得久矣，于是在和平主义者与军事主义者之间，萌发出一种更加务实而理性的构想：如果非要诉诸武力，是否可以选择道德性的作战手段，来使得战争更加人道一些？考虑到战争胜负越来越取决于技术创新及其军事化运用，人们自然将希望寄托在最新的技术性能上，无人机应时而起，自然而然就被寄予了道德厚望。

由此，无人机不仅仅鼓舞了一种新的死亡伦理的积极想象，其军事化前景更是被纳入技术操作层面。美国机器人专家罗纳德 · 阿尔金（Ronald Arkin）是力举研制 " 致命自主机器人 " 的倡导者之一，他坚信机器人战士在一些苦难的情况下能够较之于人类更加人道地行事，在战场上比人类士兵更有可能表现得合乎道德，因此自主武器系统的开发成功将成为人类重大的人道主义成就。

按照这一设想，包括无人机在内的自主武器有着远远超越人类的 " 精准度 "，数据驯化可以让它们严格遵守战争规则行事。这些无人技术的支持者相信，在 " 道德调节器 " 的作用下，先前被投喂的战争法等规范性数据将内化为自主系统的 " 良知 "，这种 " 机械超我 " 会仔细审议其他程序发出的行动指令，并通过规范逻辑进行转换，最终确保军事行动可以被道德接受。

最终，他们乐观地预测，由于机器人没有情感也没有激情来扰乱它们进行自主道德判断，它们得以像冷血杀手一样不折不扣地遂行军事任务。显然，在那些看好人工智能军事化前景的人看来，伦理学家关于人工智能体无法复刻人类情感和激情的担心完全是多虑了，恰恰相反，军事智能体越是有望摆脱人性化因素的消极干扰，就越是能够采取真确的人道主义行动。

如何看待这些煞有介事，但又极具道德迷惑性的论调？夏马尤意识到，战争形态的演变关乎人类命运，而当今军事行动的成败愈系于技术革新，故所有关心人类命运者，必当直面技术力量带来的道德风险。因此，他要为之做出的反思，就不是像堂吉诃德那样同风车作战，而是要切实挑战技术沙文主义者的道德乐观主义迷思。

二

武装无人机拥趸针对军事技术精准度的庆祝似乎来得太早了。在夏马尤看来，这一主张至少还需要接受以下两个关键性环节的质询，其中最大的问题或在于支撑该主张的方法的错置，即误将武器的形态与功能混为一谈。

作为一款新型飞行器，武装无人机较之于传统轰炸机的打击精度确乎是大幅度提升了，其战术目标再也不可能造成 " 二战 " 时德累斯顿轰炸（Bombing of Dresden）那样大规模的无差别伤亡，而只是精准捕杀某些特定对象。

但是，对打击精准度的正确评估，不应该是对比过去和现有的武装飞行器来评判何者更加先进，而应该对比当下具有同样功能的其他武器。无人机不是用来实施 " 地毯式轰炸 " 的，而轰炸机也不是用于 " 定点清除 " 的武器。这意味着在遂行 " 精准抓捕本 · 拉登 " 这一军事行动中，不是要在无人机和轰炸机之间进行选择，而是要在无人机打击与具有同样功能的常规武器之间做出决断。

面对当下具体的军事行动，" 何种功能 " 较之 " 何种形态 " 在武器的选择上具有道德优先性，因为对于武器来说，实质性的性能是比形式上的类别更根本的属性。夏马尤想提醒我们：单就实现精准打击这一功能而言，无人机可能并非最先进的武器，因而不能代表着一种 " 非凡的潜在道德进步 "（158 页）。我们不能只看到技术的进步，单凭先进技术手段解决人类社会的复杂问题，而更要关心借助技术手段来行动的目的与意义，否则就有可能陷入 " 手段证明目的 " 的不义迷思当中。

其次，所谓 " 精准度 " 并不是一个十分精确的概念，其间存在着语义上的诸多含混之处。精确度究竟是指无人机射击瞄准的准确性，还是指打击范围的精准和打击目标的充分识别？

作为一款备受赞誉的 " 道德精密设备 "，武装无人机自始至终无法绕开这些梦魇一般的追问。比如，一个显见的困难就是 " 击中目标 " 和 " 只击中目标 " 之间的区别，捕食者无人机发射的 " 地狱火 " 导弹的杀伤半径大约二十米，这意味着该范围内除了特定打击目标之外的人都有可能沦为陪葬品。

此外，由于将人类的战争经验和战场感受排除在外，无人机在识别具体打击目标时倾向于秉持一种基于怀疑猜测的认知论，而非基于事实陈述的认知论，它们往往通过穿着、外貌或是否携带武器等可以通过图像传导的外在表象来识别谁是战斗人员，如此一来便威胁到了传统正义战争所赖以立基的区分原则的适用性，使得 " 战斗人员 " 概念的原始内涵趋于瓦解，最终催生出 " 疑似武装人员 " 这一全新的令人费解的概念。

职是之故，无人机并没有像宣称的那样缔造了军事史上的神话，相反却因其问题丛生的 " 精准度 " 迷思，有可能沦为笑话。这就无怪乎夏马尤奚落，" 无人机实际上是一种实施无差别攻击的新型武器 "（167 页），而绝非科技向善的产物。

这样，在支持者看来作为 " 最道德的武器 " 的无人机，在夏马尤那里却成为引发 " 无美德战争 " 的元凶。为此，夏马尤一再提请我们注意，在无人技术的视界中杀戮主体与受害者之间事实上形成了一面隔离墙，将二者置于无法互相感知的场域，从而导致了人与人的疏离状态。

在传统战争中，无论规模如何之大、战况如何惨烈，杀戮的阻力总是很大的，因为当我们与敌人四目相对时，敌人的面容会清晰地映入我们的眼帘，我们会清楚地感知到对方的性别、年龄、肤色，还有紧张、愤怒和恐惧，此时我们不会否认那个即将被我们杀戮的人同我们一样也是人类的一分子，因而会多少使得实施暴力行为有所顾忌，有些心存愧疚。

事实上，从众多战争亲历者的回忆录中可以获知，军人精神创伤的一个源头就是忘不了那张因痛苦和愤怒而扭曲的 " 恐怖的脸 "。与之相比，无人机战争则希望尽量剔除人性的因素，让远程杀戮变得干净利落。

根据无人机摄像头生成的操作性图像，操作人员只需要瞄准图像中影影绰绰的无面目 " 小人 "，点击鼠标即可完成作战任务，而那些不幸被选中作为定点清除对象的人却永远无法看到操作人员对他做了什么。杀戮者连心理上的那一点点不安都被封存了起来。

这样，由于无人机作战主体将自己从 " 双手沾满鲜血 " 的传统杀戮者的形象中解脱了出来，就可以在心安理得地宣称身体免于被污染的同时，亦卸下道德败坏的重负了。杀戮不再是负累，更非罪恶之举。

然而，杀戮者不会因此就生活在一个纯粹的道德世界中，他们的道德经验是分裂而扭曲的。以前，长期处在军事化道德世界中的军人能够形成稳定的统一性道德感知能力，他们会被告知杀人是一种美德，战争铸就崇高而无畏的英雄伦理精神。

现在，战场不在远方，而是就在眼前。这种时空的无限压缩，逼迫着作战主体必须在军事社会与平民社会之间极速转换角色，一名无人机操作员可以上午是冷静的杀手，晚上即摇身一变为和蔼的父亲。无疑，这种战争与和平两种状态之间的频繁切换，会给军人造成极大的精神困扰，造成身份紊乱和认知失调。

面对如此困境，若要高效地履行职责，就必须让人具有更多的机器思维，即在遂行作战任务当中自动将人身上具有的温热的情绪感受和情境感受屏蔽掉，让人们能够自动分隔情绪，得以在 " 工作 " 与 " 居家 " 两种不同模式中毫无违和感地自由切换。

显然，要疗愈这种精神分裂症，人们所需要的能力就是这样一种 " 实用的美德 "，一旦拥有该能力，就能够把一些事情放在一边，以便 " 将自己和自己所犯的罪行分割开来 "（140 页）。

不可否认，精神分割似乎是一种 " 善恶分两边 " 的道德判断能力，但同时也是一种简单粗暴地将整体世界进行简单拆解的破坏能力：在这种非此即彼的世界中，如果说上帝与魔鬼的永恒战争尚且只是想象中的战争，而人与人之间的缠斗却注满了真实的人类历史进程。然而，正如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的，当前人类需要培育的不是这种分离的意向，而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的能力。

三

在笔者看来，该书最精彩的部分在于，作者不留痕迹地捍卫规范伦理学基本立场的同时，更着意将读者引入到对于人之为人的本质，以及人类文明究竟走向何处的深思当中。夏马尤从黑格尔 " 武器是斗争者自身的本质 " 的观点出发，将人与武器统合起来进行反思，不满足于回答 " 我应该做什么 " 的行动伦理，而是去追问 " 我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 这一更为根本性的哲学人类学问题。

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名新锐的思想者，夏马尤没有一味地陷入创造新概念或活络新话语的自恋当中，而能够对前人已有的成果做出积极回应，使得自己的哲学反思始终能够获得来自思想史的资源给养。比如，他没有回避政治哲学家迈克尔 · 沃尔泽（Michael Walzer）在思考战争正义性问题时表达的社群主义道德立场，而是希望沿着他的思考将其批判理论的触角更进一步推进到文明论的视域中。

在《正义与非正义战争》中，沃尔泽曾列举五个 " 未开一枪者 " 的案例来阐明 " 一个人享有生命权利究竟意味着什么 " 的意涵，这些人面对的敌人或者看起来滑稽可笑，或者正在洗澡，或者大便后提着裤子，也有的陶醉在阳光中优哉游哉吸着香烟，但正是这些升腾着的生活气息在刹那间唤起了他们深藏于心的同类感，再也让人无力扣动扳机。

在此，夏马尤接过沃尔泽的话题，将之引申并推进为一种超越人道法和军事道德的伦理学思考。在他看来，沃尔泽提到的那位参加 " 一战 " 的意大利军官埃米利奥 · 卢苏（Emilio Lussu），乃是不自觉地践行美德伦理学的典范，当他说出 " 战斗是一回事，杀人是另一回事 " 的观点的时候，完全已经超出了战争规则所赖以确立的伦理底线，而自觉进入探求人性、人之本质和文明意义的道德高度。

最终，夏马尤归结道，卢苏式的美德实践不只是一种面对主权者的私人抗争，更有一种唤起面对国家暴力时的普遍拒绝的道德姿态，这意味着那些 " 未开一枪者 " 所挑战的国家暴力，不仅在于它使 " 我们 " 成为什么样的人，还在于它所预设的 " 我们 " 是怎样的人（226 页），因而必须加以严肃对待。

必须承认，在无情冷酷的国家暴力和战争机器面前，所有的生命都是脆弱的，每一个失去的生命都值得纪念和哀痛。

遗憾的是，巴特勒不得不在《脆弱不安的生命》中告诉我们，那些因为参与战事而失去的生命并不能得到公平对待，对于有些生命的逝去我们感到特别悲痛甚至愤慨，而对于另一些生命的消逝却要淡漠得多，甚至感到死有余辜。战争的背景板上写着的，不只是善与恶的逻辑，更加清晰的线条是人与非人的界线。

因此，几乎所有帝国暴力都诉诸文明与野蛮的二分逻辑，极力推崇军事力量的不对称原则，于是生命脆弱程度的不平等最终被演绎为当代战争的一个显著标志。运笔至此，夏马尤特别提醒我们，军事力量的不对称及由此带来生命脆弱程度的不平等，曾经是西方文明殖民时代奉行的暴力准则，如今更趋极端化了。

当今奉为圭臬的战争原则乃是 " 零伤亡 "，它以保证自己阵营的参战人员之生命无虞为最高道德准则，声称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己方人员的损失。战争是拥抱死亡的艺术，但现在，我们借助无人机技术可以做到让战争远离死亡。然而，只杀戮敌人而不被杀的战争无疑是一种空想，这种建立在技术乌托邦上的想象不可能最终实现让战争远离死亡的目标，而只会加剧生命脆弱程度的不平等。

生命的脆弱性彰显出整体社会的脆弱性。夏马尤引用一组数据说，鉴于如今美国十七至二十四岁的年轻人中，75% 的人因为学历低、身体素质差以及有犯罪记录而无法参军，剩下的选择要么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士兵候选人的综合素质，要么改变战争方式，以便减少军队对人的依赖性。

无人化技术的发展为后者提供了契机，武装无人机适时地解决了这一社会矛盾。然而，新型战争方式的崛起是以对社会脆弱性的弃之不顾为代价的，对于极小一部分人 " 零伤亡 " 或 " 无风险 " 的承诺，并没有推动改善大部分人的社会福利，反而令他们的处境更加危险了。

诚然，夏马尤主要是从伦理视角切入来反思军事技术的发展态势的，但这种理性审思并未停留在战争伦理层面，而是逐渐延展到对于国家道德与政治生活的省思，进入对人类命运的关切。

在生成之初，政治主权理论就处在一种两难之中：一方面承诺要保护人民的生命，另一方面又要让他们赴死来保卫国家的安全。这种对主权的理解难免困于吊诡逻辑中左右为难，以至于保护性主权与战争主权之间的关系纠缠，成为现代政治哲学必须背负的十字架。

乍一看，在和平时期主权者保护我，而在战争时期我保卫主权者，国家与人民之间似乎各得其所，二者互为支撑。但是，在和平与战争的不同状态中，国家与人民的具体关系却又截然不同。在和平状态下，只要主权者的庇护向下抵达人民，人民便向上服从国家意志，这是一种双向回馈式的互惠关系，而战争状态则打破了这种互惠关系，变成了人民通过自身的牺牲来保护国家安全。

面对如此困境，国家意识形态必须做出正面回应。最终，国家发现最直接有效的办法便是改写 " 牺牲 " 的内涵，将之从生命意义系统中剥离出来，不再像以前那样将之视作一种积极的死亡伦理规范来看待，也不再将其作为一种积极的道德力量和生活方式。

于是，现代民族国家为 " 顺应 " 人民的呼声，不费周折地将 " 安全 " 树立为社会核心价值观，由此逐渐衍生出一种厌恶死亡的伦理态度，顺便将保卫肉体生命视作政治生活的第一要务，而不管这种对于生命的理解是如何极度的空洞贫乏、何等的挂一漏万。

无人机战争所推崇的 " 无风险战争 " 或 " 零伤亡 " 等理念，可谓恰逢其时。这样一来，主权者便实现了双赢，即 " 不管在战争中还是和平时，都能对内行使权力 "（202 页），既兑现了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承诺，又维护了自己发动战争的特权。

行文至此，夏马尤实际上已经将我们引入到对于战争体制的政治伦理反思语境中。确如巴特勒一眼洞穿的，战争征用并深深伤害了 " 脆弱不安的生命 "。这使夏马尤意识到，必须将生命的脆弱性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予以澄明，方可抵达摧毁战争主权的源头。

在国家与人民构成的伦理关系中，恰恰是人民生命的脆弱性构成了对于国家权力的批评和限制，而不是反过来，国家通过战争来暴露和征用这种脆弱性。事实上，那些历史进程的冷静观察者，总是反复提请人们不可忽视 " 谁的战争 " 这一根本性问题。

因此，任何想象无人机将带来美好道德前景的良善的人，都不应该迷失在 " 无风险战争 " 的玫瑰色光环中，而是时刻要保持质询的姿态，去问问 " 这场战斗是经我同意的吗 "，或 " 这究竟是谁的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