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时候重新理解泡沫。

在某种意义上讲，" 泡沫 " 并非只是单纯的市场狂热或金钱游戏，它更是一种 " 以信念加速未来到来 " 的文化现象，是一场拥抱未来的信任实验。

最近看到两份资料，一本新书《Boom: Bubbles and the End of Stagnation》 （《繁荣：泡沫与停滞的终结》），一份《金钱的艺术》作者摩根 · 豪泽尔合作基金的投资复盘，都视角清奇，试着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探讨一下新时代的泡沫和风险取向。

在多数大众认知里，" 泡沫 " 往往与荷兰郁金香狂热、房产投机或庞氏骗局画上等号，既荒诞又危险。

但是，美国科技投资公司 Anomaly 的两位合伙人拜恩 · 霍巴特和托比亚斯 · 胡伯在他们的新书 《Boom: Bubbles and the End of Stagnation》 （《繁荣：泡沫与停滞的终结》，以下简称为繁荣）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观点：这些 " 近乎疯狂 " 的昙花一现，实际上可能正是人类社会最需要的 " 试验场 "。

在他们看来，一些历史上推动人类技术大跨步的关键节点（例如美国曼哈顿计划、对互联网与半导体的早期狂热等），无一不是某种形式的 " 泡沫 " 驱动出来的。

两位作者将 " 泡沫 " 视作一群志同道合者的 " 深度合作 "：他们往往认为自己掌握了某个尚未被大众认可的真理，因而抱团聚集，朝着那个充满想象力的目标孤注一掷。

即便外界质疑，他们也能通过内部的 " 认知封闭 " 式自信迅速达成协作、投入大量资源，加速把未来拉近到眼前。一旦目标实现，他们便可彻底重塑行业格局；即便失败，他们也往往为下一轮创新留下了经验或技术积累。

之所以说我们普通人 " 不够泡沫 "，是因为人类对于风险和失败的恐惧，使得许多人宁可选择将大量资金投向稳健的指数基金或低波动资产，而不愿进入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的领域。

霍巴特与胡伯认为，正是这种对冒险的畏缩，扼杀了不少 " 可能颠覆未来 " 的机会。他们呼吁，需要有人甘冒风险去推动 " 伟大事业 "，因为哪怕只有极少数成功，一次成功就足以改变世界。

" 泡沫 " 带来的最大驱动力，在于形成一股极短期内的 " 资源汇聚 "。

可以想象，一家早期创业公司，如果只是孤军奋战，往往很难在短时间内招揽足够的专家、资金和社会关注度；但当一股 " 跟风热潮 " 出现，资本和人才便可能蜂拥而至，一些看似疯狂的产品就能在极短的时间里得到验证或失败。

这种 " 速成式 " 繁荣常常以泡沫破裂告终——市面上最常见的例子也多是此类。但在霍巴特和胡伯眼中，这些破裂也未必都是坏事。因为 " 崩盘 " 意味着过去的假设证明不可行，催生行业冷静反思，为下一步的真正突破扫清障碍。

摩尔定律的启示

曾任仙童半导体和英特尔联合创始人的戈登 · 摩尔（Gordon Moore），在 1965 年发现集成电路上的晶体管数量每隔一年半就翻一倍。最初，这只是基于对现象的归纳，但业内却把它升格为 " 定律 "，并且各方愿意信守——芯片制造商敢于大举研发更高性能的芯片，而软件开发商也提前布局需要更多硬件算力的新应用。

在这种 " 你做硬件，我做软件；你越做越好，我就用得越多 " 的互相拉动中，半导体行业才得以呈爆炸式成长。可以说，这就是一次 " 泡沫式乐观 " 与集体协作的成功案例。

为什么现在缺乏这种 " 快速合力 "？

当我们回顾 2020 年全球新冠疫情时，不少人认为，整个世界其实急需一次 " 医疗与防疫技术的泡沫 " ——快速检测试剂、可自检多病毒的家用套件、空气过滤系统乃至疫苗产能扩张，若能像半导体行业对待摩尔定律那样大规模投入、深度协同，也许就不会出现之后的种种被动。

然而现实往往是，企业在真正扩产后，却无法得到订单支撑，甚至政府部门的审批与资源调度也没能进入 " 泡沫模式 "。结果是失去一次大力升级公共卫生防控能力的契机。

这说明，" 泡沫 " 并非只关乎商业投机或初创企业的投融资，而是一种协同机制。如果没有某种程度的 " 集体狂热 "，资源便难以在短时间内集中，创新也便会一再延缓。

风险投资行业似乎天生与 " 泡沫 " 紧密相连：许多初创企业的崛起恰恰需要外部资金大举涌入，帮它们快速验证技术和商业模式。但也正因为风险过高，许多 VC 倾向于 " 分散投资 "，也就是以较小的单笔资金押注多个项目，以期在其中捕捉到某个 " 超级赢家 "。

然而，如同霍巴特和胡伯所说，那些真正改变世界的突破，常常需要来自外部和内部的 " 双重信仰 "。一方面，创业者得自我催眠般地投入；另一方面，投资人也要拿出具备足够分量的资本，才能 " 把不可能变成现实 "。

怎样的资金配置才最适合推动这一过程？这是 VC 领域永恒的难题。

分散还是集中

从传统角度看，分散投资可以降低风险，因为无论哪个项目失败都不至于让基金全军覆没；而集中投资，即 " 少数大额下注 "，一旦踩中超高回报的爆款项目，回报率就会令人惊叹。

对于不同的基金规模、不同阶段的企业来说，这个抉择也不一样。早期天使投资往往单笔较小、数量偏多，因为信息不透明、失败率高；成长阶段投资则有更多投后跟进和尽调机会，可以考虑加大单笔下注，或者跟投某个表现极佳的项目。这些操作细节都需要基金管理者有灵活的策略。

风险与收益的幂律分布

风险投资中有一句流行的观点："VC 回报遵循幂律分布 " ——极少数投资往往贡献了绝大部分的基金收益。也因此，找到那家潜在的超级黑马，往往比多投几家中规中矩的公司更能带来指数级回报。

在理想情况下，如果投资人有强烈的信念（conviction）认为某家公司具备成为 " 独角兽 " 或 " 十角兽 " 的潜质，那么集中砸下重金，也就更有可能收获超预期的回报。

在尝试将风险投资这门 " 艺术 " 转变为 " 科学 " 时，人们提出了许多数学工具来辅助决策，包括凯利准则、幂律模型和蒙特卡洛模拟等。它们确实能提供一定指导，但也存在各自的局限。

凯利准则（Kelly Criterion）

核心思想：凯利准则能帮赌徒确定在每一次赌博中 " 最大化长期收益 " 的最佳下注比例。引入投资场景后，它似乎能告诉我们，给每个创业公司应在基金中分配多少资金。

局限性：

• 它假设我们知道 " 成功的概率 " 和 " 回报率 "，但实际中这些数据往往扑朔迷离；

• 它还假设可以连续复利投入，但 VC 基金通常被锁定 7~10 年，无法随时调整。

幂律概率方法

基本思路：给一个 " 可能带来 20 倍回报的公司 " 设定 5% 的成功机会，假设不想错过这种公司就必须投资足够多的标的，否则错过概率会随着投资标的数目不足而直线上升。以此来推导需要投资多少家公司。

局限性：

• 把退出结果简化成 " 要么爆发要么归零 " 过度理想化，忽略中间那些表现平平但可能会产生一定收益的项目；

• 设定的失败阈值往往相当主观。

蒙特卡洛模拟（Monte Carlo Simulation）

核心方法：基于成功率、退出倍数等假设，运行大量随机场景模拟不同配置下的收益分布。

局限性：

• 模拟结果依赖输入假设；如果输入的数据或参数有偏差，最终也会产生极大误差；

• 历史回报并不能完全代表未来，比如只要加入对 Facebook、Uber、Google 等超级投资案例的数据，均值就会被极端拉高到一个看似 " 可怕 " 的数字。

这些方法的启示是：数学能帮助我们获取一些大方向上的指引，但无法绝对告诉你何时要 all in，或者何时要见好就收。 具体投资决策还取决于当下的市场环境、团队信任、条款谈判以及个人或机构的战略考虑。

谈到高信念投资，最近看到一个经典案例：摩根豪泽尔的 Collaborative Fund 在 2015 年拥有一支 2500 万美元的基金，却做出了一个在行业内看来 " 异常大胆 " 的决定：

把其中 20%（也就是 500 万美元）一口气投给了一家初创公司。几乎没人预料到，这家公司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就为基金带来了超过 1 亿美元的回报，相当于把基金本身的价值翻了四倍。

它是怎么做到的？

幂律结果： 并不是每一次大赌注都会成功，但风险投资回报分布本来就极具极端性：那支基金成功捕捉到了 " 极少数的爆发性机会 "。

信念驱动： Collaborative Fund 当时非常看好该团队的综合素质和市场走向，认定它有潜力成就一番大业。正如书中所提到的，" 泡沫 " 的一大特征是相信 " 未来被提前拉近 "。有了这种强烈信念，才敢下重金。

专注度与资源投入： 较大的持股比例意味着你在公司董事会、战略制定和人才招聘中更有话语权，可以倾注更多资源，与创始团队深度绑定。这样一来，你也更容易做出精准的后续投资决策。

失败了又会怎样？

专注式投资的痛处： 万一公司最终走向失败，那么占了基金 20% 的押注可能直接拖垮整个基金，伤害到 VC 机构的声誉和未来募资能力。

应对策略： 在极度信念的基础上，依然要有完善的尽调机制与风控措施，对企业发展节点进行评估和跟踪。 Collaborative Fund 之所以敢做这个决定，显然已对项目前景、团队执行力和市场需求做了深入调研，也留出必要的后续跟投或止损预案。

对比常见的 " 广撒网 " 模式，高信念、大额下注的做法在风投圈并不多见，却往往在幂律分布中诞生出耀眼的收益。而在霍巴特和胡伯的语境里，这种做法也正是对 " 泡沫思维 " 的某种实践：你要有足够的 " 疯劲 " 去相信这个目标，并愿意为之投入超越常规的资源。

回顾这两条看似不相干的线索——一个是关于 " 泡沫 " 的热情洋溢与协同创新，另一个是风险投资领域对集中押注与分散策略的讨论——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其实都有一个共同核心：" 高风险、高回报的极端下注究竟值不值得？如何在其中平衡理性、信念与协同？"

霍巴特和胡伯在 《繁荣》 中期待更多人能 " 甘愿受骗 "，即愿意投入到某个 " 明知风险巨大但可能带来惊喜 " 的冒险过程。

这种呼吁并非鼓励盲目吹牛或金融欺诈，而是呼吁更多人能突破对失败的恐惧、对未知的排斥，去创造那些只有 " 集体信念 " 才能完成的巨大工程与技术革命。

就像戈登 · 摩尔发现的那道 " 晶体管翻倍曲线 "，正是这股 " 看似疯狂 " 的信任与协同，才把预言变成了自我实现的产业定律。

另一方面，豪泽尔基金所表达的风投观点则提醒我们，无论怎样的狂热都得有一定的专业度与科学性辅助。

凯利准则、幂律模型、蒙特卡洛模拟等方法虽然各有不足，但至少告诉我们，" 赌注 " 应当建立在相对理性的评估基础上；在选择专注投资还是分散投资时，也要考虑到基金的规模、LP（有限合伙人）的容忍度以及团队自身的投资能力。过度冒险会危及生存，而过度保守则往往错过真正的超级机会。

综上所述，在这个竞争愈演愈烈、技术更迭越发迅速的时代，" 泡沫式 " 的快速汇聚与冒险可能依然是催生重大突破的关键机制。正如 Collaborative Fund 的那笔 500 万美元大额下注所显示——当你足够看好一个项目，并有能力沉下心来为之护航，便能在幂律世界中收获惊喜。

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不能将一切都寄托在数学模型或宏大叙事上；大胆的行动需要真切的信念，也需要在关键时刻拉下理性的刹车，把盲目的激进与严谨的判断相结合，方能把一次 " 泡沫 " 锻造成真正的创新浪潮。

也许，下一次影响全球的重大进展，就会诞生于一场我们尚不知晓的 " 泡沫 " 中：一群人认定了一种尚未被普遍认可的未来，并彼此深信不疑。有人拿出了超越常规的资金，有人拿出了全部的时间与才华。

他们放弃了对外界的无休止解释，把注意力全部投向了自己所坚信的那个终局。在外人看来自负又愚蠢，但在他们内部，这就是用双手把 " 可能 " 变成 " 现实 " 的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讲，" 泡沫 " 并非只是单纯的市场狂热或金钱游戏，它更是一种 " 以信念加速未来到来 " 的文化现象。风险投资人或其他资金方，则在其中扮演类似催化剂的角色：当理性的可行性研究与非理性的热情交融到位，彼此激发，或许就能迸发出影响几代人的强大动力。

当然，这个过程随时可能失控，甚至酿成巨大失败，但回顾人类的技术史，许多里程碑往往正是从一次又一次的冒险与挫败中淬炼出来。

正如霍巴特和胡伯所说：真正值得追逐的 " 泡沫 "，从来就不是简单的金钱游戏，而是一场拥抱未来的信任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