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郑智化因为 " 连滚带爬 " 四个字，被无数人骂上热搜。有人指责他夸张，有人讥笑他矫情。可如果一个人连描述自己狼狈的权利都没有，这个社会的体面又从何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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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我在重庆，曾经和一位肢体残障女士有过一次短暂的面对面聊天。这几十分钟，也是我有生以来唯一一次和坐在轮椅上的人交流。
这位女士的经历堪称传奇，但你也可以从她身上看出中国残障人士的处境有多难。
2000 年五一假期，正是北京某大学大二学生的她，和父母到云南旅游。结果不幸遭遇车祸，车摔下悬崖，母亲不幸身亡。她虽幸存，但脊椎受损，胸部以下失去知觉，从此，再也没能站起来。
因伤休学两年后，2002 年，她不得不退学。因为学校说有规定，不能接纳她这样的残疾学生。本来，如果没有那场事故，这一年她应该正常毕业，然后像无数同时代的人一样，顺利找到不错的工作，完整享受时代的红利。
后来，她先是从网络大学拿到大专毕业证，然后专升本。2008 年，她考取四川外院研究生，毕业后进入英国驻重庆总领馆工作，并成为雅思考官。再后来，她获得美国雪城大学全额奖学金，学习融合教育。两年后，她顺利毕业，获得第二个硕士学位。
留学的经历改变了她很多。以前，她拍照发朋友圈，总要把照片中的轮椅裁掉。可留学时，教她的老师也是一位残疾人，同学中也有不少残疾者，一位脑瘫的同学甚至还想读博士。这让她意识到，残疾不可怕，更不可耻。
回国后，她从事英语培训工作。2018 年，校外培训机构要求教师必须具备教师资格证。她笔试、面试、普通话测试都顺利通过，但因为无法通过体检，最终被拒发证书。
多么励志的一个人，多么可贵的一个人。这样的经历，本该被尊重、被赞扬、被珍视。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都会为她鼓掌加油，为她大开绿灯。因为她证明了，身体的残缺并不等于精神的残缺，一个人依然可以以顽强、智慧与勤奋活出尊严与成就。
但是，你看，从她的大学到教育部门，从录取制度到资格审查，每一道门都在制度性地把她挡在外面。她不是能力不够，而是被一条又一条隐形的规定温柔又冷漠地拒绝。表面上，这些制度看起来都没问题，遵守流程，符合规范，但实际上，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张看不见的墙，把无数和她一样努力生活的人，挡在了正常人生的门外。
什么叫 " 最无人性 "？这些就是。不是拳打脚踢的暴力，而是用规章和流程，把一个有尊严而弱小的人推到制度的门外。
什么最该谴责？这些才该。那些看似合理实则冷酷的制度设计，那些拒绝为特殊人群多花一点心思的管理惯性，才是真正该被追问的对象。
我们批评时，永远应该把矛头对准那些掌握权力、制定规则、拥有修正能力的强者，而不是相反。去苛责弱者的 " 表达不当 "，而放过制度的冷漠，这本身才是最大的失德。文明的底线，不是要求弱者更懂事，而是要求强者更有怜悯与修养。
而这样的 " 无人性 "，正是郑智化所说的 " 最狼狈 " 的根源。
这次郑智化事件出来之后，我也和重庆这位女士在微信上聊了聊。她说去过不少国家，包括一些不发达国家，但她认为在国内坐飞机是最憋屈的。机场会用各种理由不让她把自己的轮椅推到登机口，还有对电动轮椅严格管控，安检的时候让她从轮椅上站起来，似乎想确认她是不是在装。这些奇葩的事情，她都遇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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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之所以谴责郑智化，用一句俗话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们没经历过那种窘迫的时刻。对于坐在轮椅上的人来说，从登机口到座位，也许距离很短，但如果中间障碍重重，那可能不亚于一场长征。
我自己有过一段 " 残疾 " 的经历，因此算是略有体会。
大约八九年前，我踢球时严重拉伤了小腿。球场到停车场不过四五百米，平时几分钟的路程，那天我却花了半小时，一点点拖着伤腿，单腿蹦跳下到地下停车场，才挪到车边。幸亏受伤的是左腿，不影响开车。接下来几天，我像一个真正的残疾人一样，拖着一条腿缓慢挪动。那几天，我突然意识到楼梯、台阶、门槛这些平日不以为意的地方，竟能成为巨大的障碍。更让我难受的，是别人投来的目光。或许他们并无恶意，但当身体失去平衡的那一刻，尊严就变得格外脆弱。
我仅仅是拉伤肌肉，暂时的不良于行，就已经变得敏感。长期坐在轮椅上的人，他们的敏感与自尊，又有几人能真正体会？
如果说那位重庆女士的经历揭示的是一种制度的冷漠，那么郑智化的遭遇，则是一种公开的羞辱。
这几天，因为用了 " 连滚带爬 " 四个字，让这位前著名歌手成了网暴对象。许多人拿空姐搀扶、地勤推轮椅的视频反复解读，咬住这个词，指责他言过其实。可是如果你多看几次那段视频，再对残疾人多点了解，你就不会把自己的无知、愚蠢和缺乏教养暴露出来。
那确实是一个狼狈的场面。对于一个长期坐轮椅的人来说，那种过程不仅是身体的困难。一个内心敏感的文艺创作者，在那一刻用 " 连滚带爬 " 来形容自己，是最自然不过的表达。" 连滚带爬 "，在中文里，有多重含义，但凡有点文化修养的，都不会抓住这四个字不放。郑智化是在夸张地撒泼吗？显然不是。最近有首火遍全网的歌，叫《没出息》，里面就有一位台湾政治人物的几句金句—— " 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 对照自己的遭遇，引用其中四个字，有问题吗？如果郑智化再文艺一点，用诸如 " 一个人的兵荒马乱 " 这样的表达，是不是众网友上来反驳，说我们明明国泰民安，不要造谣？
更可悲的是，一些不入流的官媒没有反思公共服务的缺位，反而下场批评他 " 情绪化 "" 不理性 "。还有一些所谓的大 V，则发表一些奇谈怪论，说什么这些台湾人被惯坏了，毫无感恩之心。他们的评论区，更是乌七八糟，没眼看。
这些人揪着一个残疾人的表达不放，却对制度性的冷漠避而不谈。关键是，还有乌央乌央的人跟着他们叫好，仿佛他们都排在百家姓的第一位。又悲哀，又理解。鲁迅说，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对于他们来说，似乎惟有把更弱者踩在脚下，才会显得他们看上去不是最下等的人。
公众当然可以讨论此事，但更重要的着力点，我认为应该落在两个问题上：设施是否健全，服务是否专业。
诚然，中国这些年在进步，此次深圳机场迅速道歉并宣布全面复盘，这一点是可取的。真正有价值的，是把一次舆论风波，转化为一次制度修正。从登机桥的坡度，到电动轮椅的安检方案，从机上窄体轮椅的配置，到助残服务人员的培训，每一步都不复杂，只要写进标准，就能形成进步。中国的许多改善，本来就是在公众讨论、舆论聚焦、机构回应的循环中完成的。反思、修订、改进，一步一步来，慢慢才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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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我都在加拿大生活。和中国相比，尤其是和一二线城市相比，加拿大基础设施水平已经落后很多，但是，在很多社会领域，有一说一，还是依然领先中国。比如对待残疾人方面。
在这里，残疾人不需要被怜悯，因为他们有制度保障。每个商场、地铁、学校、图书馆、政府大楼，都有完善的无障碍设施：自动门按钮、低矮柜台、宽阔通道、无障碍洗手间。停车场中最大的、离门最近的车位，永远留给残疾人。公交车司机会主动放下伸缩坡道，确认轮椅固定好才会起步。政府为残疾儿童配备专门校车，哪怕线路上只有两三个孩子，也照样派车接送。加拿大的每一份工作，入职之前都要先进行无障碍的培训，教会员工在工作当中如何与有障碍的人相处。如何尊重他们的禁忌，如何处理突发情况，都有一套非常完整的程序。
在教育领域，加拿大坚持融合教育的理念。这里没有残疾学校，所有残障学生都和普通学生一起上课。哪怕是盲人、聋哑或智障学生，也不会被隔离在外。教育者相信，最好的关怀不是分离，而是融入。让他们在同样的课堂成长，认识到自己与他人并无不同，才是真正的尊重。
在税务与福利体系上，加拿大也建立了系统的支持。符合条件的个人可以申请残疾税收抵免（DTC），显著提升免税额度。2023 年，普通加拿大人的免税额为约 1.5 万加元，而残疾人士可额外增加约 9400 加元，总额达到约 2.4 万加元。如果残疾人收入较低或无法工作，未使用的抵免额度可转移给配偶、父母或子女，以减轻家庭整体税负。加拿大的税收是出了名的高，所以这一块可以省不少钱。
在福利方面，符合条件者可领取加拿大退休金计划（CPP）伤残津贴，针对 18 至 65 岁、因长期严重伤残而丧失工作能力的人士。津贴金额随生活成本调整，平均每月可达千余加元，另有子女补贴。安大略省还设有安省残疾支持计划（ODSP），提供每月最高约 1300 加元的生活津贴，以及医疗费用和就业支持。
此外，残疾人还可建立注册残疾储蓄计划（RDSP），政府提供高达 9 万加元的补助，包括每年最高 3500 加元的储蓄奖励和每年最高 1000 加元的储蓄债券。
这么七七八八算下来，一个残疾人在加拿大是完全可以有尊严地生活，而不需要靠任何人的怜悯。
再说一个例子，加拿大曾选出一位高位截瘫市长，这个城市就是著名的温哥华。萨姆 · 苏利文在 1978 年滑雪时意外摔伤颈椎，导致高位截瘫。2005 年，他当选为温哥华市市长，成为该市历史上首位坐在轮椅上的市长。北京残奥会期间，他作为火炬手完成了火炬传递。他在任期间，住在普通公寓，自己开车上下班，经常独自巡视市区，并不需要特别照顾。2008 年，他在接受中青报采访时说，很多人都认为温哥华的无障碍设施那么多，是因为他在那里当市长。但实际上是因为温哥华本身对残疾人非常关照，有那么多的无障碍设施，才可能有他这样的市长。
如果有一天中国一二线城市，甚至哪怕是一个县，能出一位残疾人主官，相信对残疾人的尊重才不会停留在口头上。
加拿大今天的包容并非与生俱来。五六十年前，这里也曾有过和中国类似的阶段，坐轮椅的人会经常被人叫 " 瘸子 "。那时，残疾人被视为有缺陷的人，被社会隔离，被教育体系排除在外。
真正的转折，始于立法与抗争。1962 年，安大略省率先通过《人权法》，首次将 " 残疾 " 列为受保护的权利范畴，这成为加拿大社会文明的起点。此后几十年，全国各省陆续跟进，在公共建筑、交通、教育和就业领域确立无障碍标准。一次次争论、修订、反思，才换来了今天的平等与尊重。
今天，加拿大街头的包容氛围，是无数次制度修补与文化反省的结果。它让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可以平静地进入地铁、教室、球场，也让旁人学会以平视的眼光看待他，不再是怜悯，而是尊重。
郑智化在深圳机场那一幕，之所以令人难过，不仅因为他受了委屈，更因为那种委屈在中国太普遍。一个人如果连坐轮椅的权利、说出痛苦的权利都被质疑，那才是真正的残疾，不是身体的，而是社会的。
衡量一座城市的高度，不是看它有多繁华，而是看它能否让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平静地出现在人群中。不被围观，也不被怜悯，只被自然地接纳。那一刻，这座城市才堪称成熟。
希望中国多一些这种成熟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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