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印度经济发展很快，也引起了全球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印度学者拉古拉迈 · 拉詹和罗希特 · 兰巴合著的《打破常规：印度特色的繁荣之路》，就是分析印度经济发展模式与前景的新著。程亚文围绕这本书，以中国为参照系来审视印度的发展路径，从全球史、资本主义周期、地缘政治等多维度切入，不仅分析印度的可能性，也指出其局限，尤其是对 " 全球化逆转期 " 印度处境的判断，可谓切中肯綮。另外，结尾提出 " 龙象共舞 "" 全球南方 " 等更具合作性与前瞻性的构想，也具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

地球是个大村庄，村里面原先不起眼，现在突然光鲜起来的人家，通常都会免不了被村里人评头论足一番。最近几十年来被议论最多的国家是中国，这个曾经的 " 老大难 " 国家，无论经济增长速度还是经济总量，世纪之交一路赶超百多年前的 " 八国联军 "，进而甚至直逼世界老大，一时让 " 村 " 里人充满好奇羡慕，也夹杂着些许妒忌恨。

最近几年来，" 老米 " 下架，" 新米 " 上市了，世界舆论纷纷转向唱好印度，认为印度将是 " 下一个中国 "。一些研究印度的中国学者，也调整了以往对印度的看法，从 " 瞧不上 " 切换到 " 不可小视 "，原先认为印度五十年也赶不上中国的声音大为减少。从事实层面论，印度近些年来经济增长的账面数据的确较为显眼，制造业的发展潜力和势头也让人刮目相看。

尽管印度被热捧，但不看好印度前景的声音仍显著存在。知名发展经济学家普兰纳布 · 巴德汉（Pranab Bardhan）分析认为，在 " 新印度 " 愿景笼罩下，印度经济的发展根基极不牢固，面临基础设施不足、教育和职业培训不够、公共卫生条件落后，以及环境消耗过度四个主要障碍。

曾任印度央行行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主任、现任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拉古拉迈 · 拉詹（Raghuram Rajan）和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罗希特 · 兰巴（Rohit Lamba）合著的《打破常规：印度特色的繁荣之路》（Breaking the Mold:India ’ s Untraveled Path to Prosperity，以下简称《打破常规》）一书也认为，近年来印度的经济成就被高看了，印度虽然可能是二十国集团中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

然而，自前总理纳拉辛哈 · 拉奥和前财政部长曼莫汉 · 辛格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启动改革以来，过去十年（指二〇一三至二〇二三年）的经济增长却是最差劲的，中长期来看，印度的就业环境极其糟糕，下层中产阶层苦苦挣扎，增长的公平性不见好转，女性劳动参与率停滞在低水平；两位作者甚至认为，印度自二〇一三年以来的经济增长率和 GDP 被高估了，是改变了对 GDP 的测算方法的结果。

一、以中国为方法

如何判断印度会不会是 " 下一个中国 "？需要以一定的标准来衡量印度的发展前景。印度与中国都是世界少有的超大规模国家，将这两国放到一起进行比较极为常见，近年来更是如此。《打破常规》一书也不例外，书中提出对印度来说，" 最合适的比较对象可能是中国 "，两国曾经有着相同的起点，"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当，人口规模也相近 "；虽然该书作者认为印度无法模仿中国的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崛起，" 印度绝不会是下一个中国 "，但书中在谈论起印度的现状与未来时，又处处以中国为参照。

印度会不会成为 " 下一个中国 " 的问题，其实包含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印度会不会产生中国式的 " 经济奇迹 "，像中国一样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并成为世界主要大型经济体。另一个是，印度如果成为 " 下一个中国 "，会不会重复中国走过的道路，这条道路印度能否走得通。

以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历程为参照来评论印度的未来，因此较为恰当，虽然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看来，" 印度模式 " 不同于 " 中国模式 "，但从国家发展与全球经济政治体系的关系看，太阳底下没有新鲜的东西，印度与中国共享了很多共同点，正如当代中国的发展，与以往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有诸多相似一样。

1975 — 2006 年，中国（以蓝线表示）、印度（以红线表示）的人均 GDP 增长趋势，以及与世界平均水平（以绿线表示）的比较。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中印人均 GDP 的差距逐渐增大，进入 21 世纪，这一趋势更加明显（来源：researchgate.net）

如何以中国为参照来评判印度？这就要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做出基本描述和评判。中国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各种意见林立，并无一致看法，但有两种流传较广又相互对立的观点特别值得关注：一种是，中国走的是自主发展的道路，通过前三十年的政治重建构建起充沛的国家能力，在此基础上再推进经济改革。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看，经济发展走过了先与世界体系隔断，再与全球经济连接，先培育国内市场（内循环），再加入国际市场（参与 " 国际经济大循环 "）的路径，其总体过程与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美国的工业化过程类似。

对这种模式而言，全球化并不都是利好，如果参与的时机、方式不当，一个国家不仅不能获得发展，还有可能被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中心—边缘关系锁定，被固化在全球产业链的底层和担负为发达国家 " 劈柴担水 " 的角色。

正是由于在全球化进程中牢牢捍卫了国家自主性和掌握了发展主动权，中国才在充分吸收全球化带来的利好的同时，又避免了全球化的负外部性，包括外资主导中国发展进程、发展资源分配失衡引发社会和政治动荡等。

另一种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发展，不过是 " 沾了全球化的光 "，是乔万尼 · 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所说的资本主义积累周期和资本的全球扩张产生的结果，国际资本和西方国家市场对当代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在这种解读中，中国选取的是联系型发展战略，" 与国际接轨 "" 融入人类文明主流 "" 参与全球化进程 " 是其表现，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利用国际资本、技术、经验和市场。这几乎是所有国家追求发展的不二选择。

1985 — 2000 年，内地的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流入量（单位：10 亿美元）变化情况。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迅速增长，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略有下降，此后又再度回升（来源：imf.org）

以此评价最近四五十年来印度的经济表现和发展成就为何不如中国，可能是两个原因：一是内因，很多人指出，印度没有如中国那样经历较为全面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重建，国家内部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统一性还十分薄弱，促进经济发展的政府体制机制及相应的国家能力还没有形成。从国家—社会关系来说，印度长期以来缺乏国家自主性，" 旧制度 " 的大量存在，明显阻滞了印度的工业化。

二是印度的发展还受到了能够汲取的外部资源的限制。从以往美国、日本、德国的工业化经历及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东亚国家的发展经验看，近代以来的国家发展，高度受制于外部经济政治条件，当外来资本及相关政治力量选定一国作为 " 盟友 " 时，按阿瑞吉的说法，该国就可能成为资本接受国，从而出现经济繁荣。

印度以往并不是全球资本的最大逐利空间，而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 " 有幸 " 被全球资本选中，这既因于中国一些相对突出的内部因素，比如政府能力、市场规模、人口素质、基础设施等，也因于某些有着不确定性的外部因素，比如中国的经济增长进入快车道起于冷战接近结束之际，美国出于政治考虑有意推进与中国的全面经济合作。

二、印度的可能未来

二十多年前，印度的发展前景就曾被一些人看好，但并没有成真。在近年来再次被高看时，印度是否真的已时来运转？

以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第一种解读方式为参照，需要考察当前印度的发展模式，是否真的实现了自主发展，不随全球化的波动而自成动力。考察的重点就变为印度是否通过一定的政治建设，形成了既能大量吸收全球化有利资源，又能规避全球化负面影响的政治机制，即驾驭全球化进程的机制。

包括考察当前印度的经济发展到底是由其国内市场决定，还是国际市场决定；其对国际贸易、国外投资、技术引进的依赖到底有多大。如果真的掌握了发展主动权，其巨大发展潜力被有效激发，印度的发展前景也可能是没有上限的。

印度现总理纳伦德拉 · 莫迪执政后对国内社会、政治的改造，似乎正在形成这样的机制。评论员毛克疾认为，自二〇一四年出任印度总理后，以莫迪为首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印度国家能力的构建，同时从社会整合能力、政治治理能力、经济调控能力三个方面发力，最近十年来印度国家能力已显著提升。

如果上述分析为真，可以认为印度已为其经济崛起塑造了新的必要政治前提，却仍然难以保证一定能够获得可观的经济发展。原因在于，从中国的经验看，国家发展既要有必要条件，也还需要充分条件。

中国以充沛的国家能力为前提加入全球化并始终保持了发展主动权，这是必要条件，但又对全球资本、技术和市场产生巨大吸收力，从而得以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有利资源，这是充分条件，这两方面都不可忽视。如果在打造强大国家能力的同时，却不能吸引全球资源参与印度的国家建设，印度的发展前景仍可能如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埃塞俄比亚的表现。

以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第二种解读方式为参照，由于全球化或资本的全球扩张其实是每一时代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全球经济政治空间的重组，西方资本从中国市场撤出而转向印度，的确可能为印度造就一时的繁荣，但也会给印度的发展设置上限。

一旦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认为印度的发展已威胁到其权力优势，那就会撤出资本、断绝技术交流、不再出让市场，印度的发展就会遇到很大困难。当代中国的经济崛起所处的两个重要外部条件乃是：一是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在七十年代后期与中国达成政治和解，甚至选择中国作为对抗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的 " 准盟友 "。

二是当时刚好处于资本主义周期的扩张期和全球化的展开阶段。阿瑞吉和卡尔 · 波兰尼（Karl Polanyi）的研究都认为，近代以来一些国家的工业化和超常经济发展，都出现在资本主义的扩张期和全球化的推进阶段，一旦资本主义进入全球收缩期和全球化进入逆转阶段，外来投资减少、外部市场压缩，国家发展将极为困难。

印度近年来备受关注，主要原因正是因为中美交恶，不少人认为这将使美印靠近，美国将把以往输出到中国的资本、技术转移到印度，后者将因此复制以往中国的经济崛起经历。这是误读了中国复兴的经验。

当前印度的发展处境与中国经济崛起阶段其实大为不同。四十多年前美国选择对华单方面开放市场、中国主动加入全球化潮流，是在全球化的扩张期，美国愿意用开放市场、提供技术、推进人文交流等与中国交换政治利益，但今天已处于全球化的逆转期和资本主义周期的收缩期，当前美国纵有再大的政治利益需求，也不再愿意以牺牲经济利益来交换政治利益，印度想重演当年中国从美苏对抗中赢得发展空间的故事、从中美交恶中获得发展机会，已经不太可能。

在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很多美国政客眼中，正是因为以往美国为寻求政治利益而对其他国家单方向开放市场和提供其他发展资源，才导致当前美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困境，对来自其他国家的交换经济、政治利益的提议，自然不会再感兴趣，而是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这已表现在了近期美印关系的 " 急转直下 " 上。

出乎印度以及其他国家的预料，特朗普政府对印度施加了比中国还要高得多的关税。《打破常规》一书对此也做出了分析，认为 " 美国和中国争夺地缘经济优势地位的冲突加剧，可能给印度带来机遇 "，但又从另一些角度指出印度可能无法利用这种 " 机遇 "，包括对投入品的关税依然居高不下，物理距离难以克服，区域贸易的重要性远高于与遥远地区的贸易，在全球化逆转期，美国公司更可能选择 " 近岸外包 " 以规避经济成本和地缘冲突风险，因此，" 印度并不必然会在友岸外包和近岸外包的全球潮流中大获其利 "。

那么，印度的出路何在？《打破常规》一书认为，以往中国、韩国等的成功，初期都是将剩余农业劳动力投入到出口导向的低技能制造业，在获得一定的技术和资本积累后，再转向高技能制造业和高技能服务业，但印度已无通过这种 " 标准路径 " 获得经济崛起的可能。

主要原因是世界已无空间容纳另一个与中国规模相当的制造大国、全球制造业保护主义日益严重，以及由于 " 微笑曲线 " 的存在和分工细化导致的制造业利润率的大幅降低。两位作者给印度经济开出的药方，是应追求跨越式发展和以服务业为主的道路，" 创造出世界一流的创意和产品，再依靠出众的企业或组织将其推广到全球。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曾走过这条道路，但印度可以一试 "。

为何可以把以往发展中国家的经验都抛到一边？两位作者认为，" 没有其他哪个发展中大国曾跳出标准路径，从农业直接跃进到高技术服务业，但印度做到了 "。这一构想很有想象力，但印裔美籍经济学家阿绍卡 · 莫迪（Ashoka Mody）批评它忽视了印度高质量大学教育基本盘极为狭小的事实，他指出的一个扎眼事实，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印度的技术类服务出口增长曾戛然而止，就连印度理工学院的毕业生也很难找到工作。

在疫情结束之后，这种情况也没有根本好转，印度的 IT 行业在二〇二三年提供了五百多万的工作岗位，目前这一数据在走低，它较之印度十亿适龄劳动人口和六亿劳动力的总盘子，显得微不足道，想靠服务业来为印度年轻人提供大量工作岗位，有点天方夜谭。

三、共同发展和引导 " 全球南方 "？

印度近年来的发展态势与八九十年代的中国颇为相似，印度的发展前景到底如何，还充满迷雾。中国可以作为方法，即以中国的发展道路、成就来衡量印度；更加准确理解中国经济崛起的经历，将成为判断印度未来发展前景的重要依据。

如果印度目前步入的是与中国类似的道路并处在类似的外部环境，它的发展前景和成就，也可能与中国类似；同时，中国当前面对的场景，也将是印度未来面对的场景；如果中国的发展有瓶颈和限度，那这个限度未来也会在印度出现。《打破常规》的两位作者设想了一种与中国不同的发展愿景，但它还没有得到检验，其可行性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

印度会是 " 下一个中国 " 吗？其实还有一种可能，印度取代不了中国，中国也不会永远将印度抛在身后。在此情况下，印度与中国共同成为 " 全球南方 " 的领头羊，带动 " 全球南方 " 共同发展，也许对两国才是利好。

中国目前是比印度大好几倍的国家市场，它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在未来很多年都是印度难以比拟的，也为其他任何国家所望尘莫及。所以，想复制中国让其他国家相形见绌的经历，不太可能。但印度的市场规模在逐渐扩大，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也在提升，未来一点点拉近与中国的距离，是可能的。

印度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其实也深刻关涉印度未来能否突破其发展限度。由于这个限度主要是由西方国家给定的，因此，印度的发展前景，取决于印度如何克服西方国家在有意 " 帮助 " 其发展以对抗中国的同时，又防止其成为西方国家 " 下一个对手 " 的长远算计。

这不是简单与西方国家 " 讲和 " 就可以解决的，而取决于印度在全球舞台上有无足够的影响空间，这个空间不可能由西方国家提供，更可能是由发展中国家，即 " 全球南方 " 国家提供。

《打破常规》的两位作者对此也提出了期许，他们认为近年来印度的 " 战虎外交 " 让邻国感受到了不安，印度应该更好界定自己在世界新秩序中的位置，而其关键，是要从 " 全球南方 " 的角度出发对什么是公平的全球秩序安排提出新的见解。这意味着印度要花大力气与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合作，提出并协调共识，而非向工业化西方国家恳求获得小恩小惠。

在两位作者看来，印度喋喋不休地谈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问题，其实表明印度的外交政策制定者缺乏想象力，是以西方国家和大国外交为重。印度曾经是被殖民国家，在二十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更倾向于与发展中国家共情，它对世界事务的看法也与西方国家有别。

比如对多边主义的叙述方式，与西方国家不断强调多边主义产生于西方主导的战后秩序不同，印度学者却普遍认为多边主义是从世界反殖民运动中产生的。近年来，印度与中国在边界问题上产生了一些摩擦，对中国的发展成就也有 " 瑜亮情结 "，但印度外交仍保持着较强的独立自主传统和发展中国家意识，这与中国是高度一致的。

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二〇二四年三月四日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认为，印度和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都存在重新建构世界的看法，是全球权力结构转移过程中的 " 关键球员 "，《日本经济新闻》在对此进行报道时，其标题为 " 印度外长苏杰生：将与中国重构世界秩序 "。中印之间的合作会让人遐想，但能否真的有效达成合作及合作取得什么样的成果，印度的态度与选择可能更为关键。

（《打破常规：印度特色的繁荣之路》， [ 印 ] 拉古拉迈 · 拉詹、罗希特 · 兰巴著，余江译，中信出版社二〇二五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