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边先生 27分钟前
为啥香港的楼贴那么近,一出事就火烧联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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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几年,香港大火已经常态化了。

2011 年,旺角花园街一场小贩摊位起火,火势顺着密集楼宇外墙迅速蔓延,9 人遇难;

2018 年,荃湾一座旧工业大厦发生四级大火,消防员花了整整两天才扑灭,周边居民被迫疏散;

2023 年,深水埗一栋唐楼深夜起火,浓烟滚滚,邻居窗户被烤变形,整条窄巷像一条 " 火龙 "。

这些火灾有个共同点:一栋楼着火,一烧就 " 串门 "。原因很简单——楼与楼之间几乎 " 脸贴脸 ",有的间距不到一米,窗户对窗户,晾衣杆都能碰上。这种密度,一旦起火,热辐射、飞火、烟囱效应齐上阵,灭火都难,更别说逃生。

下图就是这次出事的楼,明显贴一起了:

那么问题来了:香港看着山多、地广,为什么不大力开发新地,把楼建得宽松点?

很多人看地图觉得香港 " 地方挺大 ",但现实很骨感:全港 75% 是山地、树林或水域,真正平坦、适合盖楼的土地集中在港岛北岸、九龙和新界西北角。

现在政府手里的空地确实不多了。

坊间常有人说:" 都是环保团体不让开发!" 其实这是个误会。环保组织确实会反对破坏郊野公园或大规模填海,但他们没有决策权。

真正决定土地怎么用的,是港府和背后的政策逻辑。更关键的是:港府手里其实有大量空地没用好。为什么?因为动这些地,会触动复杂的利益关系:乡绅势力、私人地主、物流业者 …… 谁都不愿让步,政府又不太想强逼他们让步。

说到底,香港住房问题的核心,不是 " 有没有地 ",而是 " 怎么分配地 "。过去几十年,香港政府长期依赖 " 卖地收入 " 作为财政支柱。限量供应住宅用地,维持高地价,既能充实库房,又能巩固与地产商的关系。

结果就是:新推土地多数用于建豪宅,而非公屋;即使有地,也优先卖给开发商,而不是用来解决基层住屋需求。这不是能力问题,而是选择问题。正如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曾坦言:" 香港不是没有土地,而是土地分配极度不公。"

更关键的是,回归前港英长期奉行 " 积极不干预主义 " ——政府不主动规划民生住房,只提供最低限度公共服务,把住房问题交给市场解决。

这种思维被完整继承下来,即使回归后,特区政府仍习惯性地把房地产当作 " 经济引擎 ",而非 " 基本人权 ",房子是用来卖钱的,不是给人住的。

结果就是:公屋轮候时间长达 6 年;私楼供应永远追不上需求;城市规划以 " 容积率最大化 " 为导向,而非 " 宜居性 "。这不是能力不足,而是制度路径依赖太深——改变意味着否定过去几十年的成功叙事。

而在这套制度背后,是一个横跨政商媒学界的超级利益网络。香港的地产行业早已不只是 " 盖楼卖房 ",四大地产家族不仅掌控大量土地储备,还通过旗下公司涉足电力、港口、零售、媒体甚至教育;许多高官退休后进入地产相关机构任职;区议会、乡事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也常与地产利益深度绑定。

在这种结构下,任何试图大规模释放土地、压低房价的政策,都会遭遇无形但强大的阻力。不是公开反对,而是 " 技术性拖延 "" 程序复杂化 "" 舆论引导 " ——让你觉得 " 这事很难办 "" 时机不成熟 "。举个例子:2013 年政府曾研究征收 " 空置税 " 逼开发商推盘,结果十年过去,税率、定义、执行方式还在 " 咨询中 "。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城市哲学的错位。香港的城市发展逻辑,本质上是一种极端功利主义的空间观:土地是用来 " 产生 GDP" 的;住宅是 " 资产 ",不是 " 家园 ";公共空间能省则省,因为 " 不赚钱 "。

这种思维导致城市设计完全忽视 " 人的体验 ":街道窄到救护车都难进;老人住在没有电梯的唐楼七楼;孩子从小在 " 纳米楼 " 长大,没见过自家阳台外的天空。

其实咱们内地很多城市——同样地少人多,但政府强制保留绿地、规定楼间距、大量建设便宜的社区,背后是一种不同的价值观:城市是为人服务的,不是为资本增值服务的。而香港至今没有完成这个认知转型。

有意思的是,过去几年,香港人口增长放缓,甚至出现净流出(2022 – 2024 年累计减少约 15 万人)。理论上,这应缓解住房压力,但现实却是:楼价虽有回调,但租金依然高企;新建项目仍以高端住宅为主;公屋申请人数不减反增(因经济下行)。

为什么?

因为住房问题早已从 " 供需问题 " 异化为 " 财富分配问题 "。房子不仅是住的地方,更是储蓄、身份、安全感的载体。只要这个属性不变,哪怕人口减少,结构性矛盾也不会自动消失。

那么,还能改变吗?短期很难,但并非无路可走。政府已开始试点在元朗、洪水桥等地重整棕地建公营房屋,但进度太慢,需要更大决心;新界 " 丁权 " 制度占用大量潜在住宅用地,若能合理调整,可释放空间;老旧唐楼密集区(如深水埗、土瓜湾)亟需更新,但需简化业主同意门槛(现为 80%),否则永远卡住;长远看,政府必须寻找替代财源,才能真正放下对地产的执念。

但真正的出路,或许不在于 " 更多地 ",而在于 " 更好的制度 "。比如逐步降低对卖地收入的依赖,开征累进式房产税;设立独立的城市规划机构,引入公众参与;将 " 适足住房 " 视为基本公共服务,像医疗、教育一样对待;甚至推动社区主导的重建模式,让居民而非开发商决定旧区的命运。

香港的楼贴得那么近,不是偶然,而是一系列历史、政策和利益选择的结果。它既是经济奇迹的副产品,也是普通市民日复一日的生存困境。下次你走在旺角或深水埗的小巷里,抬头看见两栋楼之间只剩一道 " 一线天 ",或许就能理解:这里缺的从来不是土地,而是让更多人住得有尊严的决心。

火可以扑灭,但如果不从根源上改变土地逻辑,下一次大火,可能还会烧得一样快,一样没法解决。

而香港的困境,其实是一个全球性问题的极端样本:城市不是给人住的,而是用来赚钱的。可能接下来很长时间也没啥好的解决方案。说到底,那地方缺乏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让他们理解下什么叫 " 执政为民 "。

全文完,感谢阅读。如果喜欢就点个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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