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刚

不尽厘金滚滚来

战于长江流域，一如治水，妙在疏堵之间。不但水战之妙在疏与堵，且财与兵的运筹，亦以疏堵致财守财。

谈用兵，曾国藩略逊于石达开。论理财，则远胜之，其以厘金开辟财源，亦妙如杜甫诗云 " 不尽长江滚滚来 "。

厘金，首创于 1853 年，时为刑部侍郎的雷以 ?? 为对抗太平军，在扬州仙女庙始设厘卡，对米行 " 百钱抽一 "。以此，催生了战时税制，曾国藩将厘金推广至湘、鄂、赣、皖等湘军控制区，建立 " 厘金 - 湘军 " 共生体系。

湘军与厘金，乃中国近代军事财政史上的一次革命。这支体制外的军队，通过创新性税制重构，颠覆了清廷中央集权的财政体系，催生出 " 以厘养兵、以兵护厘 " 的军厘复合体。

厘金作为商品税，按征收主体划分，当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官府厘金，另一类是湘军厘金，大头在湘军。

官府厘金，由地方官府征收，其税率名义为 1%，实征 5%-10%。其税源为米、布等大宗商品。其用途，用于地方财政；而湘军厘金，军队绕过官府征税，由湘军粮台直接掌控，税率增高至 20%，如江西茶叶。税源扩大至日用百货，税网恢恢，专供湘军兵饷军需，占比超 70%，开创 " 以商养兵 " 新模式。

然其初心，据曾国藩奏称，乃 " 取商贾之毫厘，解国家之倒悬 "，由是，咸丰帝谕曾国藩 " 准设厘卡济军 "。以此，曾国藩委派湘籍士绅掌税——办厘卡。厘卡之于湘军，月输白银 30 万两，曾国藩以厘扩军，至 12 万人，其于清廷，已然财政独立。

湘军治厘，设 " 三重厘卡网 "。第一重，于商品产区，设 " 产地厘卡 "，抽 1%；第二重，于商品流通，设 " 途中厘卡 "，抽 2%；第三重，于商品销售，设 " 销售地厘卡 "，抽 1.5%。

以此形成兵厘共生机制，使厘卡征收与军事控制为一体，表现为厘卡即兵站的空间形式，卡随军移，湘军打到哪里，就在哪里设卡。1858 年，克九江，设沿江厘卡 12 处；1861 年，占安庆，新增皖南厘卡 23 处。还以武装护卡，每卡驻勇丁 30-100 人，既收税又防太平军袭扰，如湖南东征局，拥兵 2000 护卡。

还有军商利益捆绑，采取商人承包，由大商贾承包区域厘金征收权，向湘军缴纳定额后，超额部分归己，形成 " 军 - 商分利 " 结构，并放任将领涉商，投资盐运年获利数十万两。

厘金影响之于商帮，与之畸形共生，对江右商影响最大。商帮所处地域不同，受厘金的盘剥率也不一样，如徽商 23%，江右商为 35%，晋商为 18﹪，故其生存策略，各自因地制宜，如徽商转投盐业，因淮盐厘轻，江右商借洋行 " 免厘旗 " 避税，加速买办化，以此导致江南经济地理重构，表现为商路扭曲，不但赣江商道萎缩，而且长江水道厘卡林立，上海租界成为避税天堂。

一项旨在为王朝续命的财政工具——厘金，反而通过扭曲商业生态，加速传统经济结构的瓦解和半殖民地化进程。数据上的盘剥率差异，引发连锁反应。厘金的非对称盘剥，导致商帮因地制宜畸形求生，直至经济地理重构。

其差异，取决于地缘政治以及商业结构等因素。

晋商背靠权力，其核心业务是票号和北方边境贸易。他们与清廷关系密切，承担了部分国库职能，具有权力寻租的优势，厘金在南方兴起，因其远离重灾区，而受影响较小。

徽商历来 " 贾而好儒 "，与官僚体系结合紧密，面对厘金，利用其政治资源，向受保护程度更高的盐业转移，因淮盐等官盐领域的厘金相对固定且可控，实质上是一种特许经营下的 " 合法 " 剥削，但比流通过程中无数关卡的不确定盘剥要好。

而江右商则濒临 " 沉默大多数 " 的绝境，其核心通道，是贯穿江西的赣江 - 大庾岭商路，这是传统上连接长江与珠江、华北与岭南的黄金水道，故成为 " 厘卡林立 " 的重灾区。他们缺乏晋徽商人的高层政治庇护，成为厘金制度最理想的剥削对象，35% 的盘剥率，足以吞噬其大部分商业利润，将他们逼入绝境。

在绝境中，商帮的求生本能引发了意想不到的宏观后果—— " 经济地理重构 "，重塑了江南经济地理版图。

江右商，既没有晋商那样的地理位置——居山西而非江西，故战火未及；也没有晋商那样的主业模式——以票号非以制造，以信用非以商品，故设厘卡无益；更不像徽商那样，能于 " 厘卡林立 " 中，以 " 淮盐厘轻 " 的路径依赖而自救；故其向死而生，绝境转型，采取最激进的方式——到上海去，挂 " 免厘旗 "。谁能想到，最早买办化的商帮，既非沿海江浙，亦非通洋闽粤，而是以赣江流域沟通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的江右商——江西商人。

此一洞察，堪称石破天惊，彻底颠覆了我们对近代中国商业史和买办阶层的传统认知，它不仅陈述了历史事实，更指出了一个被长期忽视的、由内陆催生的中国近代化悖论。

挂免厘旗——到上海去

江右商濒临 " 绝境 "，表现为 " 三个维度 "：

地理位置的 " 诅咒 "：承平时的黄金水道，但在乱世却成了 " 税收拦劫 " 的最佳场所，无处可逃；主业模式的 " 脆弱 "：晋商的核心资产是汇票和银票，以其高流动性、隐蔽性和权力依附性，轻易地绕过实物厘卡，而江右商主要经营景德镇瓷器、茶叶、木材、夏布等大宗商品，体积大、价值显眼，在运输途中就是一个个移动的 " 活靶子 "，成为厘金官吏最理想的盘剥对象；路径依赖的 " 断绝 "：徽商可以退回盐业领域，依靠 " 淮盐厘轻 " 的官方特许权，苟延残喘，而江右商的核心商品并无此类国家级的垄断保护伞，其贸易，本质上是完全市场化的，故其面对军政掠夺时，毫无还手之力。

但天无绝人之路，命运开出 " 一线天 " ——上海，将 " 柳暗花明 " 的前途，指向那些绝望者：到上海去，挂 " 免厘旗 "。当所有生路皆被堵死，通往洋行，就成了唯一的光。

" 免厘旗 " 是唯一的求生符，子口税，为陷入绝境的中国商人提供了一个制度漏洞。挂上洋旗，缴纳 2.5% 的子口税，就能摆脱 35% 甚至更高的厘金盘剥；上海是唯一的诺亚方舟，租界的治外法权，使其成为清王朝厘金触角无法伸入的 " 法外之地 "，所有的避税需求、安全需求和新的商业机会，都指向了上海。

谁是 " 最早买办化 " 的商帮？传统叙事通常认为，买办阶层自然诞生于最早开埠的广州和后来的上海、宁波等沿海口岸，而实际的情形，则是深度而具规模且系统性的买办化，恰恰是受内部制度性压迫最深的内陆商帮，这意味着，中国近代经济结构的颠覆性变革，并非仅仅来自外部海洋文明的冲击，更来自内部制度的压迫与驱离，是清王朝用自己的财政工具——厘金，亲手将其经济支柱——内陆商帮，一个个推向外部力量——洋行。

江右商的激进转型，是一场悲壮的 " 制度性逃亡 "。它告诉我们，买办化还有另一副面孔，不仅是 " 趋利 " 的主动选择，还是 " 避害 " 的被迫转型。它不仅是沿海的 " 糖衣炮弹 "，更是内陆的 " 救命稻草 "；经济地理的重构是残酷的，从赣江到黄浦江，不仅仅是商路的转移，更是经济主导权的转移，从传统士绅 - 商人共同体主导的内陆经济，转向了殖民权力与商业资本结合的沿海经济，江西的衰落与上海的崛起，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江右商的故事，是商人在 " 国家的失败 " 中，何以求生的史诗，本非近代化先锋，却被旧制度驱逐而成了先驱。

江右商的买办化与商路转移，这一行为导致双重效应：对商人自身，从独立商人沦为洋行的买办或代理人，加速了其买办化；对于经济地理，商品流不再必然经由传统的赣江商道，而是直接向通商口岸汇集，因为，只有在那里，才能最方便地找到洋行，获得 " 免厘旗 "。这便直接导致了 " 赣江商道萎缩 "。

上海成为 " 避税天堂 "，租界享有殖民特权，是洋行的大本营，自然成为最大的 " 免厘 " 飞地。不仅外国商品，连中国本土商品也要想方设法流入上海，挂上洋名，再行销内地，这使得上海从一个普通港口，速升为国际贸易枢纽和金融中心，其繁荣，相当程度地建立在厘金制度对内地经济大抽血的基础之上。

清政府视长江为厘金税收的命脉，设卡无数，致使长江水道这条经济大动脉因厘卡林立而 " 梗塞 " 而扭曲，向我们展现了一幅晚清经济崩溃的微观动力图：厘金制度（内因）→非对称盘剥（现象）→商帮策略异化（应对）→传统商路萎缩 + 通商口岸畸形繁荣（结果）→ 中国经济半殖民地化加深（影响）

江右商帮的悲剧，不仅仅是一个地域商帮的衰落，更是整个中国的经济脉络被强行扭转和肢解的缩影。经济地理，从来不只是山川河流，更是制度、权力和资本共同书写的舆地。

江西遍布厘卡，其密度为全国之冠，五里一卡，十里一局，瓦解了传统商路。赣江 - 大庾岭商道，为南北贸易主干道，成为厘卡重灾区，赣江流域设卡超 80 处，其卡点占全国总量近 10%。最高时，全国有 3000 余卡，1860-1864 年间，江西仅厘金一项，就为湘军提供 3850 万两白银，占同期湘军军费的一半。

厘卡过度存在，使江西商品失去原有的价格优势，如铅山纸张因税负过重，售价较浙江同类产品高出 15%，与此同时，徽商、晋商凭借更低的税负，不断蚕食江右商的传统市场。

至清末，江右商全面溃败，景德镇瓷器出口量，不足此前 1/3，河口纸张作坊倒闭率超过 70%，樟树药材市场也被陕西商人瓜分，从此，一个 " 称雄中华工商业 900 年 " 的商帮衰落。

曾国藩的 " 阳儒阴法 "

关于江西厘卡，核心在于曾国藩如何将临时税收变为系统性财政工具。1855 年，他在南昌设首座省际厘卡，表面是 " 奉旨抽厘 "，实为绕过江西巡抚的创举，其 " 越境抽税 "，引发沈葆桢的激烈反对。江右商的反应则具戏剧性，樟树药商 1862 年集体罢市抵制高厘金，三个月后，却主动捐银十万两换取免税特权，宜春麻布商人，则伪造 " 粤商 " 身份，利用湘军对洋货的税率优惠。

比江右商更富于戏剧性的是曾国藩，他在公文中，称江右商 " 急公好义 "，私信里却骂他们 " 奸猾甚于粤匪 "。

这是不是如老子所言 " 智慧出，有大伪 " 呢？理学呢？心学呢？在经济学面前，都让步了。

这一问，把我们一下子就拉到了充满人性与政治算计的历史现场，如同一台戏剧，上演晚清政商之间的博弈。没有 " 让步 " 一说，有的只是 " 法家式的理性 " 对 " 儒家道德 " 的碾压，是生存逻辑下，一套全新的 " 国家行为经济学 " 的赤裸裸的诞生。

于此剧中，曾国藩演出其 " 两面 "，戴着理学名臣面具，掩盖其法家酷吏灵魂，以 " 公 " 为修辞—— " 急公好义 "，成其话语外壳，将其近乎勒索的筹饷行为，化为忠君爱国的表演。然其 " 私 " 语—— " 奸猾甚于粤匪 "，则流露法家式的冷酷判断。作为前线统帅，他面临最现实的财政压力：如何养活军队？在他看来，商人的抗争（罢市）和算计（寻租、造假），与太平军一样，都是阻碍他达成平定天下目标的 " 麻烦 "。他对商人 " 奸猾 " 的痛骂，反映的不是道德愤怒，而是对 " 控制变量 " 失去绝对掌控的恼怒。

理学，是曾国藩的 " 旗 "，而法术——创建厘金系统，则是他的 " 枪 "。在 " 平乱 " 的枪杆子面前，一切道德教条和财政规范，都必须向原始而残酷的 " 战时财政经济学 " 让步。

于是，江右商 " 智慧出 "，其应对策略罢市、寻租、造假等，对老子的 " 有大伪 " 一说做了个实然的注脚。

樟树药商，从 " 集体行动 " 的 " 真 " ——罢市，这是传统商帮基于地域和行业认同的集体抗争，是试图用市场力量对抗行政权力的 " 真 " 反抗，到被迫转向 " 寻租合作 " 的 " 伪 "。三个月的罢市失败，证明了在国家暴力机器面前，经济抗争徒劳。

于是，最理性的选择，不再是对抗，而是主动介入并利用这个腐败系统。" 捐银 " 十万两，本质是向权力缴纳一笔巨额的 " 保护费 "，以购买局部垄断权。这标志着独立的商业团体，蜕变为依附于厘金制度的寻租分利集团。这是制度化的 " 伪 "。而宜春麻布商，则以其制度套利的 " 智慧出 "，利用湘军对洋货的税率优惠，改以 " 粤商 " 身份，而 " 有大伪 "。

这都表明，商人们已经看透了厘金政策和厘卡系统的漏洞——这个系统，不是基于公平法治，而是基于身份特权。于是，他们的 " 智慧 " 不再用于改进生产或开拓市场，而是全力用于身份造假和制度套利，这也是制度逼出的。

而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厘卡本身就是一个 " 大伪 " 系统，曾国藩名义上 " 奉旨抽厘 "，作为临时军费，实则以 " 越境抽税 "，兼并江西财政，他宣称救国，却不惜摧毁民间商业。

因此，理学 " 失效 " 了，在 " 如何迅速搞到钱打仗 " 这个具体的问题上，它提供不了任何具有可行性的制度安排及其操作方案，其作用，仅限于事后以话术包装，如 " 急公好义 "。

心学 " 致良知 "，" 人心 " 不同，则 " 良知 " 有异，如曾国藩的 " 良知 " 是为国平乱，其术可权，行之以铁血手段。而商人的 " 良知 "，是其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可以灵活手段应变。而其结果，就是 " 人人皆可致良知 "，同时，" 人人皆可行大伪 "，心学反而为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辩护依据。

无论是理学追求 " 天理 "，还是心学追求 " 本心 "，在面对 " 如何养活一支军队 " 这样具体、残酷的财政问题时，都无法提供现成的且不违背其核心道德的解决方案。当 " 存天理 " 需要靠 " 病商厉民 " 的厘金来实现，当 " 致良知 " 在面对军饷短缺时，它们的道德理想主义便在现实的铁壁前撞得粉碎，其理论架构，已无法挽救颓清的那种结构性、系统性的崩溃危机。

不是务虚的道德哲学在务实的经济学面前让步，而是一整套旧的基于道德伦理的政治哲学—— " 儒表法里 "，在应对前所未有的危机时，以其自身的左右互搏术，把自己打垮了。

理学与心学的退场，标志着传统中国价值体系在现实危机下的无奈与无力，而中国商人阶层及其国民导向，正是在制度性的损耗与扭曲中，走向那条通往奴役而又追求自由之路。

江右商的悲剧，表现出 " 由内陆催生的中国近代化悖论 "，以及由此悖论引导出的 " 最早买办化商帮 " 的史论。

该史论，指向内部制度性失败，为近代化首要动力，表明中国近代化转型的关键特征，其最初、最强烈的动力，非单纯来自外部的冲击 - 反应，更源于其制度内生的压迫 - 反应，但非以 " 挤压模型 " 取代冲击 - 反应，并以此消解西方冲击的主导性，而是展现为一个更加复杂的 " 内部挤压 - 外部逃逸 " 的复合式模型。

晚清厘卡，如一巨大财政压力锅，扣压在中国商人头上，这时，通商口岸和 " 免厘旗 "，就充当了锅盖上的 " 安全阀 "，当内部压力大到无法承受时，就转化为买办从阀门逃逸。

" 制度竞争 " 失败，导致商人用脚投票，择其生衍的制度环境，此与其曰 " 卖国 "，不如说是对劣治环境的理性逃亡，以此来看上海租界，便崛起于对失败的劣治制度的汲取上。

江右商作为 " 被动先行者 "，其 " 最早买办化 "，改变了近代化以地理先后为序的 " 沿海优先 " 的线性史观，转而以 " 趋利避害 " 的动机以及对制度安排的逃离作为转型的标准。

沿海买办，多是与国际贸易伴生的 " 中介 "，他们的买办化，是外向的拓展性和互利性的。而江右商的买办化，则是内向的断裂性和逃难性的，他们不是为了赚取更多利润而依附洋行，而是为了不被厘金制度扼杀而 " 托庇 " 于此。这种源于绝望的依附，其文化心理和精神结构上的异化程度，可能更为深重。

江右商，曾是中国内部市场流通的 " 血管和神经 "，然而，厘卡林立，却使之成了 " 破碎的精英 "，其瓦解，是民间社会精英阶层的一次被迫的规模化的 " 资产阶级化 " 尝试。

然其 " 资产阶级化 " 被束缚于殖民秩序，以丧失自主性为代价，成了 " 破碎的精英 "，未能顺利转化为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反而成了旧制度解体过程中的牺牲品和中间物。

不但社会阶层重构，还有经济地理重构，尚未准备好的内陆商人——江右商，被专制权力猛然一击，扑通一声跌倒 " 下海 " 了——从 " 江河时代 " 往 " 海洋时代 " 惊险一跃，使中国核心区从 " 内陆江河导向 " 向着 " 沿海海洋导向 " 逆转。

大庾岭 - 赣江商道，曾是明清时期中国内部经济体系的 " 任督二脉 "，连接长江水系与珠三角，它的萎缩，象征着以朝贡体系和国内市场为基础的 " 大陆帝国 " 经济逻辑的终结。

而上海的爆发式增长，形成 " 飞地 " 经济，却不仅仅是洋务全球化的胜利，也是中国主权破碎化的体现。作为一个 " 飞地 "，其繁荣与广袤内陆的凋敝相伴生，这种 " 核心 - 边缘 " 的二元结构，至今仍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区域发展格局。

厘金制度，打断了中国内陆省份基于水运的 " 路径依赖 " ——断了财路，致使商人 " 怀金四顾心茫然 "，上海抓住这一机遇，建立了一套全新的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接轨的路径。

这一破一立，决定了此后百余年国运的走向。

因此，江右商的买办化，不止是一段商业兴衰史，它还是一则关于国家如何以其劣治而 " 自我解构 " 的故事，它告诉我们：制度质量决定文明韧性，历史的代价支付极不均衡。

江西等内陆省份的衰落，是为整个国家的艰难转型所支付的沉重代价之一，其代价的伤痕，至今依稀可辨。

将近代化的视角，从沿海拉回内陆，从对 " 买办 " 的道德批判，拉回到其产生的制度语境，可以开拓我们对中国近代史复杂性的理解，给予我们又一次激烈的 " 思想的碰撞 "。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9 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