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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动员——1945年奥得河战线上的国民突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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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为一场注定失败的事业。这些国民突击队员于 1944 年底在东普鲁士宣誓入队。与照片所呈现的印象不同,国民突击队通常既缺乏统一的制服,也缺乏统一的武器装备。

在奥得河一线,国民突击队营首次被大规模投入作战。然而,装备匮乏与训练不足,使这些部队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伤亡代价。

注:本文译自《Clausewitz Spezial Nr.48 Seelower H ö hen》P46-P51,由亚历山大 · 奎伦格瑟博士(Dr. Alexander Quereng ä sser)所著的《Das letzte Aufgebot - DIE VOLKSSTURM-VERB Ä NDE AN DER ODERFRONT 1945》

拓展:决断之地——泽洛高地之战与奥得河防线的崩解

当反希特勒联盟军队在 1944 年夏天逼近帝国边境时,纳粹政权使出一切手段,试图阻止不可避免的终局。

凡是还能勉强称得上 " 可用 " 的男性,都被驱赶着加入国民突击队,随后在几乎未经训练,且装备同样极其简陋的情况下,被迫去面对经验丰富的敌军。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柏林于 1944 年 10 月 18 日正式组建首批国民突击队部队,而这一天恰逢莱比锡 " 诸民族之战(V ö lkerschlacht)" 周年纪念日。

不过,各营的组建工作由各地大区长官负责,因此采取的是分散化方式,类似于 1813 年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军(Landwehr)体制。而后续的训练、组织与武器配发,则由后备军司令兼 SS 全国领袖希姆莱负责。

在易北河与奥得河之间的中德地区,大多数国民突击队部队直到 1945 年才陆续组建。

这些人员通常并未被直接派往前线,而是如在德累斯顿、开姆尼茨(Chemnitz)等地那样,在空袭之后被用于清理废墟、处理残骸等工作。

总的说来,国民突击队分为营房化(kasernierte)国民突击队和定点(station ä re)国民突击队两类。

营房化国民突击队主要由第一梯队(I. Aufgebot)的人员构成,即在 1884 年至 1924 年之间出生、具备持枪能力的男性。这部分人员较早被征召,并接受相对长期的训练,由此形成的部队也被投入前线作战。

相比之下,定点国民突击队只有在敌军几乎逼近城市门户时才会投入行动,其人员包括:第二梯队(从事战争关键行业者)、第三梯队(1925 至 1928 年出生、尚未被征入国防军或 WSS 者)以及第四梯队(不具备战时服役条件者)。

对此,鲍曼曾发布一条较为宽泛的指导原则:

" 凡能携带并使用武器,并能完成短距离行军者,均可编入第一和第二梯队。"

局势的严峻性在 1945 年 1 月暴露无遗,当时德国领导层甚至放弃了原有的意识形态门槛。鲍曼批准将 " 在政治或刑事上有前科,以及其他被视为难以管控的人员 " 一并征入。

但另一方面,这一措施也为迅速扩大的反法西斯 " 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NKFD)" 的成员进入各营打开了通道,因此希特勒在两天后便撤销了该命令。

总体来看,这四个梯队合计约有 600 万名尚未被正式征入武装部队的男性。从纸面数据上看,各城市实际组建的部队规模也颇为可观。例如,萨克森的大城市德累斯顿和开姆尼茨分别组建了约 2 万和 1.6 万人的国民突击队。

然而,精确数字往往难以统计。一方面,许多部队是临时仓促组建的,有时又很快被拆分;另一方面,相关档案要么记录不全,要么在战乱中遗失。

1945 年前几个月,许多加入国民突击队的男性起初并未把这项义务看得太过严肃。来自包岑(Bautzen)的奥托 · 鲁德特(Otto Rudert),他是当地主教座堂档案馆的档案员,于 1 月底被征召入队。他在回忆训练情况时写道:

" 原定的下午训练最终无疾而终,完全成了‘霍恩贝格放空枪(Hornberger Schie ß en,德语俚语,用于形容无意义或是混乱的活动)’。营房里根本没人知道有这回事。最后总算找到了一位和善的军士,泛泛地讲了一通无线电和电话设备的常识,到了四点左右,大家就散了,约定第二天早上八点在巴巴拉兵营(Barbarakaserne)门岗集合。

当时大家依然认为,这不过是一次持续几天的训练,包岑的国民突击队员还能照常住在家里。那次半途而废的下午授课,反倒让我更加确信:国民突击队这一整件事,并没有被真正当回事来认真对待。"

柏林国民突击队。摄于 1945 年 4 月 9 日,泽洛高地战役前夕,老人和几乎还是孩子的少年正在接受 " 铁拳 " 训练。

然而,对于许多其他国民突击队成员而言,此时的局势早已变得残酷而现实。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组建了多个国民突击队营,这些部队于 1945 年 1 月底被投入奥得 - 瓦尔特河弯(Oder-Warthebogen)地区作战。

其中,第 16/87 营隶属于第一梯队,于 1 月 30 日抵达前线。与它一同投入作战的,还有来自帝国各地的另外 25 个国民突击队营。该营由市立高级中学校长罗伯特 · 克里斯曼(Robert Kriesmann)指挥。

当国防军在 2 月底被迫放弃该地区的加固阵地时,这支部队也几乎被击溃。不少国民突击队员试图穿越敌军防线突围,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被苏军士兵射杀。

在某些情况下,营房化国民突击队的装备状况甚至还算不错。来自国民突击队第 27/32 营的弗朗茨 · 施勒辛格(Franz Schl ö singer)回忆说,他所在的部队甚至配发了钢盔:

" 是的,那是营房化的国民突击队,在装备上几乎可以和国防军相提并论,也许稍微差一些,但每个人都有制服和钢盔。"

不过,即便是营房化国民突击队,其外观也远谈不上真正的统一。尽管付出诸多努力,战争末期的德国经济已越来越难以为部队提供补给。这不仅体现在汽油、重型装备和备件的短缺上,就连最基本的个人装备也同样匮乏。

德利茨施(Delitzsch)附近小镇贝伦斯多夫(Beerensdorf)的一份地方编年史在 1945 年初记载道:

"1945 年 1 月 7 日至 28 日,为国防军和国民突击队征集衣物和装备。所征集的包括可穿用的鞋类与服装,供作战部队使用的帐篷布及帐篷装备:羊毛和毛皮毯子、面包袋、背包、炊具、武装带、铁锹、钢盔等。

此外,还征集各种纺织品,用以重新制作服装。像射击协会等身着制服的团体,也将其装备全部上交。"

正因如此,许多临时组建的国民突击队部队在装备上呈现出杂乱而多样的面貌。

印有 " 德意志国民突击队   - 国防军(Deutscher Volkssturm –   Wehrmacht)" 字样的著名臂章,在被派往前线的部队中其实并不常见。相反,实际投入使用的是各种来源混杂的制服,例如警察、消防队、射击团体,甚至帝国铁路的制服。来自德累斯顿的一个青年团团级单位甚至领到了非洲军团的库存旧装。

然而,大量发放的棕色制服,尤其是党务组织和帝国劳工军团(RAD)的制服,却往往带来了致命的后果。在东普鲁士,苏军曾枪杀不少身着此类服装的被俘国民突击队员,因为他们被怀疑假扮成苏军士兵。

此外,许多在 1944 至 45 年冬季被投入东线的国民突击队部队普遍抱怨鞋靴质量低劣。真正的制式军靴几乎无法配发,作为替代送到部队的多是城市皮鞋,根本不适合野外作战。

至于 1945 年 1 月被派往奥得河前线的国民突击队特设营(z. b. V.," 用于特殊任务 ")的武器配发问题,希姆莱下达过这样一条命令:

" 武器配发,应尽可能由各大区以德国武器来自行解决。"

希姆莱实际上借此将责任转移给了地方行政官员,而后者只能设法搜集库存旧武器或是私人持有的枪支。

本已极其糟糕的物资状况在 1945 年春季进一步恶化。装甲兵上将马克西米利安 · 冯 · 埃德尔斯海姆(Maximilian Freiherr von Edelsheim)于 4 月在易北河以西组建了一个新的 " 装甲军 ",其中也包括当地的国民突击队部队。他回忆道:

" 由于缺乏射击武器(机枪、冲锋枪、步枪),可用士兵中只有约 50% 能够得到武装。许多非德国产步枪缺乏相应弹药。重型步兵武器几乎不存在。"

一名国防军军官向国民突击队成员示范,如何使用手榴弹攻击坦克。

由于德国经济已无力满足国防军对轻武器的需求,国防军方面也不愿再从本就捉襟见肘的库存中抽调武器来补给国民突击队营。更何况,国防军自始至终都对国民突击队的战斗价值持怀疑态度。

当哈勒(Halle) - 梅泽堡(Merseburg)大区长官利奥 · 埃格林(Leo Eggeling)询问国民突击队员的武器应从何而来时,鲍曼答复称,这些人员主要配备手榴弹和铁拳,因此卡宾枪训练可以从简。

然而,这一设想并不现实,而缴获武器的库存也不足。于是,希特勒在 1944 年年底下令研制结构极其简单、专供国民突击队使用的武器。由此诞生了五种所谓的 " 国民突击队武器 ",但实际生产数量都十分有限。

奥得河前线的国民突击队员,其来源同样五花八门,正如他们的制服一样。这里服役的并不只是来自帝国东部和中部的部队,相反,当局还将来自南部和西部这些当时同样早已成为前线地带的地区的部队投入到对抗苏军的战斗中。

例如,国民突击队 " 弗兰肯(Franken)" 第 7/108 营,其成员来自安斯巴赫(Ansbach)、陶伯河畔(Tauber)罗滕堡(Rothenburg)、魏森堡(Wei ß enburg)、丁克尔斯比尔(Dinkelsb ü hl)和福伊希特万根(Feuchtwangen)等地。

又如美因 - 法兰克国民突击队第 134 营,该部在维尔茨堡(W ü rzburg)集结后被调往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后者的人员主要由此前因发表体制批评言论而受到注意的男性组成。

据称,大区长官赫尔穆特(Hellmuth)在维尔茨堡的国民突击队装车时曾说:

" 我们并不希望这些人再回来。"

法兰肯地区各部队的武器状况,几乎并不比萨克森的部队好多少。国民突击队第 7/108 营第 2 连的汉斯 · 施莱(Hans Schleeh)回忆说,他们拿到的是:

" 一战时期那种又老又长的步枪,还有意大利的、捷克的等等。有些枪已经生锈,有些缺了保险翼,甚至连照门都没有。简直难以置信!"

不过,关于武器状况的回忆差异很大。也有不少国民突击队员表示,他们见到的库存旧武器状态良好,甚至令人印象深刻。

然而,即便如此,弹药短缺仍是普遍问题。在 1945 年 4 月临时组建,负责防御萨克森包岑的国民突击队部队,通常每人只分到五发子弹,用于那些老旧的法国步枪。

在训练方面,情况同样黯淡无比,因为几乎没有具备专业资质的人员可用。许多军官的任命依据的是其社会地位或党籍,而非军事能力。他们所谓的 " 前线经验 ",充量也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经历。

这种情况并非偶然。在国民突击队成立之前,鲍曼虽曾指示党内各大区与县级负责人寻找 " 合适人选 ",但他所理解的 " 合适 ",首先指的是政治上的忠诚,而非军事上的专业背景。他的目标,是尽可能让国民突击队在组织上脱离国防军的影响。

例如,法兰肯国民突击队营的指挥官是一位 60 岁的安斯巴赫中学高级教师赫尔曼 · 里格(Hermann Rieger),而第 2 连连长汉斯 · 希尔施(Hans Hirsch),在平民生活中是一名铁路职员,但他是一名国社主义者,这大概也正是他被任命为连长的原因。

施莱后来回忆道:

" 我的班长是个党内同志,一名冲锋队成员,我很快就发现,他对军人的基本规范一无所知。"

他又补充说:

" 至于卡宾枪以及它的操作方式,后来证明,他同样完全不懂。"

不过,这位年迈的中学高级教师也并非全无可取之处。当缺乏作战经验的里格意识到部下在奥得河畔法兰克福附近的阵地上正遭受猛烈炮火的轰击时,他擅自下令让部队撤离阵地。

这一举动并非没有后果。上级随即解除了他的指挥职务,并将其降为 " 最低军衔的国民突击队员 ",让他有机会通过 " 表现 " 来 " 证明自己 "。

等待敌人。这些国民突击队员手持 " 铁拳 ",在一条临时挖掘的简陋壕沟中占据阵地。在一些照片中,国民突击队员仅凭一条臂章被标识为士兵,其身份几乎处在非法武装人员的边缘。

来自德累斯顿的第 95 国民突击队营直到 1 月 22 日才刚刚组建,在仅经过极短时间训练后便被送上前线,并很快蒙受了惨重损失。

在听到关于家乡遭到严重轰炸的传闻后,国民突击队员阿尔冯斯 · 瓦尔(Alfons Wahl)于 2 月 24 日从施普雷河畔(Spree)菲尔斯滕瓦尔德(F ü rstenwalde)写信给他的兄弟,信中写道:

" 我从未想到,一支完全没有受过训练的部队会被立刻投入前线。出发时我们有 604 人,现在只剩下 350 人。阵亡、受伤、失踪,这一切都发生在三周之内。

对于德国人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行了。不过,这样的杀戮恐怕也不会再持续太久了。我们只希望,自己能够活下来。"

1941 年夏季入侵苏联的战事表明,即便由战斗力较低的部队防守的城市,也仍能给装备精良的进攻方制造不小困难,并使其蒙受相当大的损失。正是基于这一经验,纳粹政权提出建立由国民突击队守卫的 " 要塞(Festungen)" 构想。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情况往往并非如此。国民突击队并没有在城市环境中作战,而是被毫无意义地投入前线,用来填补防线缺口,结果被白白消耗。

国民突击队伤亡惨重、战斗力低下,其原因并不主要在于士气不足,而首先在于极为糟糕的武器装备与几乎不存在的训练时间,以及那些所谓 " 军官 " 缺乏必要经验。

而国民突击队的投入使用,最终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战争最后几个月的德方武装人员伤亡人数进一步攀升。

没有界限。在部分地区,甚至有女性以志愿身份在国民突击队服役。这一做法苏联在 1941 年也曾采用,而当时却遭到纳粹领导层的激烈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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