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个人持股已不足 5%，蔡崇信约 1.5%，两人合计不到 3%。但就是这点股权，却让他们牢牢掌控着市值万亿的阿里巴巴。这套权力设计，比马化腾的 AB 股更隐蔽，比刘强东的超级投票权更精巧，也比美团王兴的同股不同权更脱离资本逻辑。一个核心疑问随之浮现：这套制度凭什么运转了 16 年？它又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藏在章程里的 " 三重保险 "

阿里合伙人制度的权力内核，不在于谁持股多，而在于谁能决定谁坐上董事会的椅子。

第一重是董事会提名权。 从公司治理角度看，这是合伙人制度最重要的职责——阿里巴巴合伙人拥有提名董事会简单多数成员的专属权利。合伙人委员会推荐董事人选，交由全体合伙人表决，获得简单多数投票即当选。这意味着，哪怕软银、贝莱德们合计持有超过 50% 的股份，董事会的过半席位依然由合伙人说了算。控制权不经过股东大会，直接绕开了资本逻辑。

第二重是 95% 的修改门槛。 阿里公司章程规定，若要修改合伙人制度中的董事提名权，必须经出席股东大会并投票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不少于 95% 通过。这几乎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铁墙。马云和合伙人作为整体持有超过 5% 的股权，只要他们在任何股东大会投票中投反对票，提案就无法获得 95% 的赞成票，从而被直接否决。

第三重是 5% 集体持股的否决权。 2014 年阿里在美国上市以来，马云持股从最高 8.9% 一路稀释到 5% 以下。加上蔡崇信和其他管理层，阿里巴巴合伙集体持有约 5% 以上股权。这个数字看起来微不足道，但配合 95% 的修改门槛，它变成了一把精准的锁——用最小的股权，撬动了最大的权力。

三重机制环环相扣，将 " 控制权 " 与 " 股权 " 彻底脱钩。这不是股权游戏，而是一套独立于资本之外的治理操作系统。

中国互联网的控制权光谱

把视野拉开，中国头部互联网公司的控制权架构，大致可以排成一条光谱。

腾讯走的是经典 AB 股路线。马化腾个人持股比例并不高，但通过同股不同权的设计，投票权高度集中在创始团队手中。这是一种 " 股的设计 " ——在股权结构里直接嵌入权力差异。

京东更极端。刘强东持股约 13%，但通过 AB 股架构拥有约 70% 以上的投票权，控制权几乎完全绑定创始人个人。一旦刘强东失去对投票权的掌控，京东的权力格局将瞬间崩塌。

美团与腾讯类似，采用 AB 股结构。王兴持股约 9.3%，但通过 A 类股（每股 10 票投票权）控制约 46% 的投票权，腾讯作为第一大股东持股约 17%，却不参与日常管理。这种模式的隐患在于，创始人与大股东之间始终存在博弈张力。

阿里则完全不同。 它不改股权结构，改治理规则。不靠股数比，不靠投票权倍数，而是通过 " 人的组织 " ——合伙人制度——实现控制。马云和蔡崇信作为永久合伙人不受退休限制，合伙人委员会手握董事提名权，整个权力体系运行在公司章程之中，而非股权比例之上。

对比之下，阿里模式最独特，也最冒险。它不是股权游戏，而是一套关于 " 谁来治理公司 " 的制度安排。

16 年进化：从荣誉共同体到治理机器

这套制度并非一成不变。16 年来，它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进化。

早期的合伙人更像一个 " 荣誉与决策共同体 "。2010 年马云主导落地时，合伙人从 28 人起步，后来扩容至 26 人，入选标准偏向功勋与资历，决策机制要求 75% 的合伙人批准，追求高度共识。那时候的合伙人制度，本质上是对创始团队的激励绑定。

但近两年，一切都在加速改变。

规模在收缩。 合伙人从 26 人精简至 17 人，并首次明确将总数限制在 26 人以内。彭蕾、张勇、戴珊、俞永福、武卫等 9 名资深元老陆续退出。2026 年 5 月，因年满 60 岁，邵晓锋退出合伙人委员会，CTO 吴泽明（花名范禹）接替进入。当前合伙人委员会 5 名成员——马云、蔡崇信、吴泳铭、蒋凡、吴泽明——其中 3 人是技术派，蒋凡年仅 39 岁，是最年轻的一位。

门槛在降低，效率在提升。 新合伙人的当选条件从此前 "75% 的合伙人批准 " 变更为 "50% 的合伙人批准 "。任期从 " 年满 60 岁退休 " 改为 " 任期五年，可连任 "。决策权从 " 高度共识 " 转向 " 相对多数 "，合伙人地位从 " 终身制 " 转向 " 任期制 "。

这些变化指向同一个方向：阿里正在把合伙人从一个基于功勋的稳定群体，转变为一个强调竞争、绩效和内部流动的核心治理机构。规模设限让准入变得稀缺，任期制引入了淘汰压力，降低的表决门槛则提升了决策效率。

但进化的另一面，是传承的隐忧。这套制度高度依赖马云个人的顶层设计，是 " 人治 " 的制度化包装。马云和蔡崇信作为永久合伙人不受退休约束，甚至可以指定 " 接班人 "。可一旦创始人意志不再是最大公约数，合伙人之间能否维持共识？当委员会 5 人中技术派占了 3 席、最年轻的蒋凡掌舵电商帝国，权力的天平已经悄然偏移。制度还能在没有马云的日子里自转吗？这可能是阿里合伙人制度面临的最大考验。

一个关于治理本质的开放性问题

用 5% 的股权控制万亿帝国，这或许是中国公司治理史上最大胆的实验。它证明了一件事：控制权未必来自资本，也可以来自规则。

但这套模式的根基，始终建立在 " 人 " 的身上。马云的设计、蔡崇信的坚守、合伙人之间的信任与博弈——这些不可量化的要素，才是制度运转的真正燃料。当这些燃料逐渐消耗，制度能否自我更新？

这到底是公司治理的制度创新，还是创始人权力的极致延续？这种高度依赖 " 人 " 的模式，能否被其他企业复制？

也许答案，藏在阿里自己正在书写的下一章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