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任晓宁

2024 年 9 月，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和腾讯青腾联合发起的 AI 新智能班开课，台上授课的腾讯集团高级管理顾问、青腾教务长杨国安向台下 63 位企业家问了一个问题：面对 AI，你现在的状态是什么？

六成以上企业家选择了焦虑。剩下的人里，兴奋者不到三成，选择再看看的人不到一成。截至 2026 年 6 月，和杨国安一起交流 AI 话题的企业家超过 200 位，他们害怕掉队，害怕被颠覆，也害怕自己投入巨额资金后，这个赛道又变了，钱都打水漂了。

这是 AI 时代很多企业家的共同特征。杨国安说。他理解这种焦虑。对于这个波澜壮阔的 AI 时代，他有时候也感到夸张，提到 OpenAI 及 Anthropic 用短短几年时间就达到近万亿美元估值时，他在记者面前用手比划了一个几乎垂直向上的直线：" 变化来得太快了。"

为了找到 AI 时代企业如何生存的方法论，杨国安在最近一年深度调研了 8 家公司，包括 Manus，强脑科技、理想、美图、和睦家等，他把对这些公司的观察和分析写成一本书。对于这些公司，杨国安说，" 我不是去辅导他们，是去向他们学习的。"

杨国安是腾讯集团高级管理顾问、青腾教务长，也是凯辉基金全球总裁。他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是公司组织治理专家，马化腾评价他是 " 世界级的企业教练 "。他的 " 杨三角 " 理论，曾陪伴不少企业完成数字化、全球化转型。

杨国安经历过互联网泡沫，经历过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的变革，也深度参与过腾讯 930 变革。他见过太多企业因为没有赶上时代浪潮，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接受经济观察报专访时，他多次提到：企业家一定要 All in AI，这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六成企业家对 AI 焦虑

经济观察报：你接触了很多企业家，他们对 AI 的态度是什么？

杨国安：2024 年清华 AI 新智班开课时，我们内部有个调研，近 30% 的人很兴奋，60% 以上的人很焦虑，他们很担心，但又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觉得自己的企业应该跟上 AI 时代，但又没找应用场景。还有一小部分人的心态是再看看。

经济观察报：哪些人是兴奋的，哪些人是焦虑的？

杨国安：偏科技类公司的企业家很兴奋，他们自己会玩智能体、自己带头搞 AI。传统实体公司的企业家偏焦虑，他们知道 AI 很厉害，但不知道厉害在哪里。他们既害怕，又期待，很想补课，又怕自己巨额投入后，模型又迭代了，白费功夫。

经济观察报：两年过去了，这种焦虑有变化吗？

杨国安：观望的人变少了，大家已经明确意识到，AI 不能不转。但具体怎么转，AI 与企业的关联在哪里，如何找到使用 AI 的应用场景，很多人还是找不到方向。

这两年也有一些企业，老板说我们要用 AI，然后让员工各自探索，公司买单。做了一阵子，花了不少 Token，却看不到效果，没有加快产品创新，也没有商业模式改变。老板一算账，觉得这个钱花得不值，结论是 AI 没有用。其实他们对于最基本的 " 公司为什么要用 AI" 这个问题都还没想清楚。

经济观察报：对于想转型 AI 的企业家，你会和他们聊什么？

杨国安：我会先让他们回答四个问题。第一，Why，为什么你的公司要和 AI 有关，用了 AI 有什么好处，不用有什么后果。第二，What，你是要提高效率，还是创新产品服务，或是整个商业模式改变。另两个问题是 How，在技术端，你计划怎么做，是要做的很轻，从外面买⼀些云服务，买⼀些 AI ⼯具就搞定，还是全栈自研。在组织端，你怎么让员工积极拥抱 AI，怎么调整流程、优化岗位。这四个问题想清楚了，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

经济观察报：有多少企业家能给出答案？

杨国安：不多。很多人第一个问题都不能回答。

一号位必须 All in

经济观察报：你调研的 8 家公司，他们拿到 AI 时代的船票了吗？他们能在 AI 时代走到最后吗？

杨国安：他们算是现在比较早的，愿意投⼊资源和精⼒来做 AI 的公司，他们的一把手也愿意 All in AI。但他们是不是最成功的，能不能在 AI 时代走到最后，现在还没法判断。

经济观察报：这 8 家企业有什么共性吗？AI 时代的企业转型，最关键的是什么？

杨国安：最关键的是企业一号位要 All in AI。这里的 All in 不是不计成本押注，而是企业一号位必须在战略认知、资源配置和组织推动上真正重视 AI。尤其对于实体经济企业，最重要的是一号位有没有想象力。他要理解 AI 的发展趋势，知道技术阶段节奏，知道 AI 的能力边界在哪里，要懂得 AI 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还得知道 AI 会怎样重构自己的行业，会带来哪些新机遇和挑战。

经济观察报：怎么判断一个企业家是真的 All in AI，还是喊口号？

杨国安：要看几个层面。第一，他有没有真的花钱，买卡、招人、投研发，都要投入真金白银。第二，面临艰难决策时，他会怎么做，是继续守着安稳的老业务，还是及时切换轨道？第三，他对业务方向的调整是否坚决。第四，组织变化时，遇到内部各方阻力，他会不会因此就算了？这些都是判断标准。这些事情很消耗人的资⾦和⼼⼒，也需要很大勇气。

经济观察报：如果不拥抱 AI，企业会变成什么样？

杨国安：最显而易见的是，同行用 AI 替代了很多人力，你还在用旧方法，你的企业成本会比别人高，其次，你的企业产品创新速度、体验、成本、效率，都会落后。

企业被 AI 冲击的程度会因产业而异。线上已经有数字化基础的行业，比如短剧、游戏、媒体，冲击速度会更快。传统制造业会慢一些，但也会被颠覆。

经济观察报：之前有过不拥抱变化的公司吗？他们最终结局是什么？

杨国安：我在中欧商学院授课时，有一个做运钞车的学生公司，做到了全球细分领域第一。移动互联网到来的时候，他觉得跟自己没关系，结果微信支付出现后，移动支付把整个运钞车行业颠覆了。不是这个学员做错了什么，而是游戏规则变了。AI 时代，你很难置身局外。

大公司的难题

经济观察报：互联网大厂曾经是最先进的数字公司，现在却被一些人叫 " 老登公司 "，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杨国安：初创企业，尤其是 AI 原生企业，他们的好处是没有组织架构的包袱，也没有部门的边界，一群人聚在一起对全新的技术做判断，方向对了，他们就能很快速地迭代。但他们也有挑战，他们的资源有限，需要不断融资，通过股权买最贵的人力和算力。大厂有资源、有数据、有应用场景，但历史包袱重，组织管理模式比较固定。所以各有各的挑战。

经济观察报：你深度参与过腾讯的 930 改革，现在会对腾讯的 AI 转型向马化腾提一些建议吗？外界都说腾讯很焦虑，你认同吗？

杨国安：我们就有空交流一下。在这个大时代，大家都是又兴奋又焦虑。其他的大公司创始人我也有交流，其实大家状态差不多。都是不敢轻敌，不敢放松，节奏很紧张，觉得如果抓不住这个时代机遇，过了这几年的时间窗口，可能自己就掉队了。就像 2013 年，⼤家都在抢移动互联⽹船票，没有抢到之前也是这样。

经济观察报：如果给大厂提建议，你会建议他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杨国安：大厂其实已经都在 All in AI 了，互联网大厂是不能错失 AI 机会的。就像互联网变成移动互联网，如果抓不到机会，就会很麻烦，公司不一定死掉，但肯定会掉队。所以现在大厂都很努力，他们拼命买卡，也在招兵买马，找最优秀的人。

大厂资金比较充足，可以买最贵的算力和人才。但接下来谁能够跑出来，还是要结合他们的业务，最终要看能不能够通过 AI 带来更好的现金流。否则买了很多卡却赚不到钱，就很麻烦。这是个买单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现在有一些像智谱这样的公司突然冒出来，市值冲上了万亿元。大厂和新公司，谁更可能成为 AI 时代的胜利者？

杨国安：历史上每次新技术出现，都会冒出一批新企业，也会有一些传统企业穿越周期。无论是 1997 年的互联网时代，2010 年左右的移动互联网时代，还是现在的 AI 时代，都是这样。谁能跑到最后，要看这个企业对新时代的战略判断，应该往哪里发展，如何用好新技术，怎样让团队快速地把业务做出来。

经济观察报：新的 AI 公司估值非常高，比如 OpenAI 估值近万亿美元。这是泡沫吗？

杨国安：现在万亿美元估值是供需不平衡的结果，AI 人才不够、算力不够、储存不够，所以估值冲得很高。但过一阵供需平衡后，估值应该会回到正常周期。现在一些人所说的泡沫，是金融市场的估值泡沫，AI 企业本身没有泡沫，这些企业还是会继续运营。2000 年思科也是这样，当时估值冲到全球最高，后来股价跌下来，但公司本身还在稳定发展。只是它的股价提前透支了。

经济观察报：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大变革，前后大概有 3 年时间。这次 AI 浪潮的变革，会比移动互联网时代更快吗？

杨国安：会更快。OpenAI 达到近万亿美元估值，只用了 3 年多时间，每年增长都是几倍，这很夸张。我自己这么多年没见过这样的情况，技术发展总的规律是越来越快。但任何技术都有周期，一开始市场会炒得很热，然后泡沫破灭，再慢慢产业发现技术确实有用，估值再上来，中间有个死亡的幽谷，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未来的组织与社会

经济观察报：AI 来临之后，很流行一人公司。未来在 AI 时代，公司会变成什么样组织？

杨国安：未来会偏两端。一端是很大的平台型企业，有技术底座、有应用场景、有生态；另一端是几个人的小团队，在很小的领域用 AI 做出价值。中间不大不小的公司可能会比较少。而且，即使是大企业，人员规模也不会像以前那么庞大。组织结构会更扁平，部门分工没有那么细，更多是以任务导向的小团队为主。

经济观察报：现在还很流行一个词 " 碳硅协同 "，这会是未来大趋势吗？

杨国安：现在在一些公司已经出现了，一个人带一堆智能体。比如一个员工配 5 到 10 个 AI 助手，每个人都能做很多事。这种协同下，同样的业务规模，所需人力会大幅减少。李想就提到，未来理想的业务要增长 10 倍，但人力增长会控制在 1.5 倍以内。这意味着大量重复性工作会被 AI 替代。

经济观察报：那失业问题怎么解决？

杨国安：未来企业数量会更少，但小型创业者会更多，在服务业可能会创造出很多新职业，比如数据工程、数据治理、数据标注。但总的来说，部分行业的就业人数会大幅减少。最典型的就是自动驾驶普及后，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物流快递员这些岗位会受影响，需要社会层面的再分配。

经济观察报：关于再分配，AI 时代怎么解决分配问题？

杨国安：从国际讨论和趋势来看，不排除各国未来会面向 AI 收税。AI 公司人更少，但人均产值更高，赚的钱更多，这些钱一部分要交给政府，政府做第二次财富分配。不然社会会有不稳定因素。AI 带来的财富不能只让少数人拿走。

经济观察报：AI 税是向 AI 公司收吗？

杨国安：对。因为 AI 公司用人更少，效率更高，利润更集中。传统产业可能用了 AI 也提高效率，但核心财富创造和集中发生在 AI 技术公司、平台公司。它们应该承担更多税收，再通过政府的二次分配，反哺社会。

经济观察报：这种愿景很美好，但真的能实现吗？

杨国安：这是一个必须要面对的矛盾，当生产力大幅提升，生产关系必须调整。所以 AI 时代人的理念很重要，要以人为本，AI 向善。AI 不能用来折磨人，不能让人类失业，不能让人变成奴隶。最终 AI 要带来更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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