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录我的 2026# 位于泰国东北部呵叻高原的班诺洼遗址（Ban Non Wat），是揭示东南亚大陆史前社会演进路径的关键遗址。自 21 世纪初系统发掘以来，该遗址因延续时间长、文化序列完整、遗存规模宏大且保存良好，为区域考古学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发掘工作揭示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的连续文化层，丰富的墓葬材料为探讨农业起源、冶金技术传播、社会复杂化进程及跨区域互动网络等核心议题，提供了重要实物证据。特别是出土的水稻遗存、青铜器及其铸造技术，指向了与古代中国长江流域及西南地区的深刻联系，凸显了班诺洼遗址在早期跨区域文化互动网络中的枢纽地位，深化了对东南亚史前史在全球文明史中地位的认识。

发现与探索

班诺洼遗址的系统发掘，缘起于 " 吴哥文明起源 " 项目。该项目由新西兰奥塔哥大学查尔斯 · 海厄姆教授与泰国艺术大学等机构合作，通过对泰国东北部上蒙河谷地区史前遗址的调查与发掘，探寻吴哥等东南亚早期国家形成的史前基础。项目初期，团队重点发掘农武洛（Noen U-Loke）、班鲁考（Ban Lum Khao）等遗址，成果显著。但在继续农武洛发掘时，因与当地社区在遗址准入问题上出现分歧，团队调整计划，转向此前调查中已了解但非优先目标的班诺洼土丘。这一决定最终揭开了一处蕴藏丰富史前文化信息的宝库，成为东南亚考古的重要发现。

班诺洼遗址实地考察团之一，拍摄于 2008 年 12 月（Nigel Chang, "The archaeology of Ban Non Wat, Northeast Thailand", The SAA archaeological record, 2009）

班诺洼遗址的田野工作自 2002 年启动，持续至 2010 年，2015 年还进行了一次抢救性发掘。近十年间，考古团队采用大规模揭露方式，在遗址中心区域发掘总面积 892 平方米，共清理 637 座墓葬，揭示深达 4 米的文化堆积。该遗址是目前东南亚大陆已发掘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史前墓地之一。根据 14C 测年数据及贝叶斯统计模型分析，遗址主体年代约为公元前 1750 —公元 500 年，完整覆盖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历史时期。正如海厄姆教授所言，在班诺洼遗址深厚文化堆积下揭示保存完好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存，既依赖科学区域调查，也带有相当的偶然性。

班诺洼遗址现场，工作人员正在清理探方，拍摄于 2007 年 11 月 13 日

文化序列与社会结构的演变

班诺洼遗址是一个直径约 300 米、由多重环壕围绕的中心台地。其文化堆积清晰揭示了该地区史前社会形态与生业模式的结构性变迁。依据地层学、墓葬形制、随葬品组合及贝叶斯模型年代数据，文化序列可划分为几个相继的阶段。

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存可追溯至约公元前 1750 —前 1050 年，是以狩猎采集为主要生业模式的阶段。这一时期居民代表东南亚本土古老人群传统，葬式为屈肢葬，随葬品简单，主要为贝壳饰品和陶器。约公元前 1650 —前 1050 年，进入新石器时代。最显著的变化是葬式转变为仰身直肢葬，开始随葬家猪骨骼及装饰复杂刻划纹、绳纹的陶器。这些变化标志着外来农耕群体的到来及其与本土狩猎采集人群的初步接触和文化融合。部分墓葬采用罕见的坐姿瓮棺葬形式，显示早期社会文化实践的多样性。

新石器时代早期 28 号墓瓮棺葬（N. Harris, N. Tayles. "Burial containers — A hidden aspect of mortuary practices: Archaeothanatology at Ban Non Wat, Thailand",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2012）

约公元前 1100 —前 420 年，进入青铜时代，这是遗址史前历史的鼎盛阶段，社会复杂化程度达到高峰。其中第二阶段（约公元前 1000 —前 850 年）尤为突出。此阶段墓葬规模宏大，随葬品丰富，既有精良的青铜礼器、兵器与饰品，还有大量远方舶来品，如南海海洋贝壳饰品和产地不明的大理石装饰品。物质财富集中与葬仪铺张，显示拥有世袭地位的精英阶层崛起。

青铜时代二期婴儿墓葬：图① B293 图② B293 中遗骸左侧可见砗磲手镯、贝壳珠 图③ B457 的遗骸头部上方可见大理石、贝壳手镯和铜斧 图④ B457（"The Bronze Age of Southeast Asia: New Insight on Social Change from Ban Non Wat"）

图① 青铜时代二期男性墓葬中出土铜斧（"The Bronze Age of Southeast Asia: New Insight on Social Change from Ban Non Wat"）

图② 青铜时代二期墓葬出土彩陶（"The Bronze Age of Southeast Asia: New Insight on Social Change from Ban Non Wat"）

图③ ④ 铁器时代玻璃制品：图③ 266 号墓出土彩色玻璃珠 图④ 235 号墓出土玻璃耳环碎片 （Alison Carter, James Lankton.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Glass Beads from Ban Non Wat and Noen U-Loke", 2012）

铁器时代（约公元前 420 年以后）到来，冶铁技术传入带来新变化。铁器作为随葬品出现，与青铜器并存，甚至有铁刃铜柄复合兵器，反映技术转型特点。区域贸易网络扩大，玻璃、玛瑙等新型装饰品流行，来源可能远至南亚。墓葬中铁制兵器增多，可能暗示人口密度增加、资源竞争激烈，群体间冲突与军事活动加剧。

农业起源与人群互动

班诺洼遗址为探讨东南亚农业起源及其与古代中国的联系提供了关键证据。陶器胎体中炭化植物遗存的 DNA 分析显示，其水稻品种与中国长江中下游早期栽培稻具有同源关系。在泰国中部及越南沿海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起源于中国北方黄河流域的粟，这些证据勾勒出史前农业技术由北向南传播的路线。同时支持海厄姆教授的 " 双层假说 "：农业南传不仅是技术扩散，而是与农耕人群南向迁徙同步的 " 人口—文化 " 复合体扩张。

这一推论在体质人类学研究中得到印证。通过墓葬形制、随葬品组合分析，以及出土人骨牙齿的锶、氧稳定同位素检测，研究人员识别出至少两类不同来源人群：一类具有南亚语系体质特征的本土狩猎采集者，食谱中采集狩猎占比较高；另一类显示与东亚北部人群更近的体质特征，食谱以稻米等农作物为主。这两类人群在相当长时间内共存于同一遗址，并最终融合，展现了外来农耕者与本土居民互动的历史场景。彼得 · 贝尔伍德的宏观研究从语言学和考古学角度指出，起源于中国南方的稻作农业是推动南岛语系人群向东南亚岛屿和太平洋地区扩张的核心驱动力，而班诺洼遗址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具体的案例。

综合证据可推测农业技术在东南亚大陆的传播路径。呵叻高原出现水稻的时间（约公元前 1500 年）略晚于泰国湾沿岸的科克 · 帕农迪遗址（约公元前 1700 年）。时间差异表明，农业技术可能首先沿交通便利的海岸线传播，再由沿海向内陆腹地渗透。在此过程中，活跃于海岸地带、善于航海的海洋族群可能扮演文化传播中介角色，他们率先接纳北方农业技术，并传递给内陆狩猎采集人群，从而开启区域社会与经济形态的深刻变革。

青铜时代：社会分化与技术溯源

班诺洼遗址的青铜时代，特别是公元前 1000 年前后的第二阶段，见证了区域社会结构的剧烈转型，社会复杂化达到高峰。

遗址中心区域墓葬展现了惊人的财富集中。大型墓葬随葬品数量庞大、品类奢华，例如一座墓葬出土 8 万余枚精心加工的贝壳饰珠，以及数十件青铜器、40 余枚海贝手镯和大理石环等。这些财富积累和葬仪铺张展示，证明存在掌握权力和资源的世袭精英阶层。与之对比，遗址边缘区域同期墓葬随葬品稀少，通常仅有一两件普通陶器。这种贫富悬殊揭示当时社会已形成稳固的等级结构。

青铜时代墓葬 B549 出土陶范：图① ② 斧范 图③ ④ 镯范（The Excavation of Ban Non Wat: The Bronze Age）

遗址发现大量用于铸造青铜器的组合式陶范、坩埚和熔炉残迹，且呈现集中分布态势，表明已存在专门从事青铜铸造的生产区域或作坊。这些作坊很可能在精英阶层直接控制下运作，他们通过垄断先进生产技术和关键原材料（铜、锡），生产象征权力和地位的礼器、兵器和装饰品，巩固社会统治地位。这一发现修正了以往部分学者认为东南亚早期社会普遍为 " 平等社会 " 的观点，将该地区社会显著分层的历史至少提前了 500 年。

关于青铜技术来源，班诺洼出土的部分青铜器，如蕈状铜钺、成套佩戴的串式镯以及铸铜陶范，在形制、组合方式和生产技术上，与中国西南地区尤其是滇文化存在高度相似性。陶范铸造技术作为中国青铜时代标志性核心技术，其复杂性使其成为文化传播的有力证据。考虑到商代晚期已有牙璋、有领镯等中原文化因素通过 " 南传路线 " 传播至东南亚，可以推测，成熟的陶范铸造技术亦在此背景下通过直接或间接途径传入班诺洼等地，成为古代中国与东南亚技术与文化交流的有力物证。

学术意义

班诺洼遗址拥有深厚连续的文化堆积，地层关系清晰，时间跨度长。考古学家通过对 76 组 14C 测年数据运用贝叶斯统计模型系统分析，建立了从新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的精确年代序列。这一年代框架不仅厘清了遗址自身发展脉络，更为泰国东北部乃至整个东南亚大陆的史前文化序列提供了迄今最为可靠的年代学基准，成为区域考古研究不可或缺的 " 年代标尺 "。

班诺洼遗址的 600 余座墓葬及丰富随葬品，为深入理解呵叻高原史前社会的内部结构、葬俗、生业模式及审美观念提供了丰富资料。这些材料展现了一个从相对平等的早期社群，逐步演变为具有显著等级分化和财富集中的复杂精英社会的完整过程。这一清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证明了东南亚并非世界古代文明演进的 " 边缘地带 "，而是拥有自身独特发展路径的区域文明之一。

更为重要的是，对遗址中水稻与青铜器的系统溯源研究，为国际学术界关于东南亚农业和青铜技术起源的争论提供了关键实物证据。出土器物如 " 串式镯 " 等青铜装饰品的发现，揭示了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之间存在密切的文化交流和人群互动。这项研究将中国长江、黄河流域的史前发展与东南亚古代历史编织进同一张广阔的文明交流网络，展示了一幅宏大的跨区域互动图景。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 " 战国秦汉时期中国与东南亚交流研究 "（项目编号：19XJC770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钟美玲为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李勉为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