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底,一段三年前的会议视频,把一个贵州偏僻县城的县长,送上了热搜。
视频里,32 岁的丹寨县县长徐刘蔚一脸认真,跟王健林商量——万达在丹寨投的所有产业,利润一分都不带走,税收留给地方。
对面的王健林越听眉头皱得越紧,最后头一撇:
不如我每年给你五个亿,你自己去分,省事。
这场交锋曝光后,徐县长瞬间成了话题人物。
有人说他为民请命,有人说他不懂商业规律,一个县长跟中国首富当面掰扯利润分配,怎么看都是新鲜事。但没人能否认一点:
这是个敢跟首富对着干的年轻人。
九年过去,故事的两个主角,都迎来了自己的人生。
上周,贵州省纪委监委发了一条通报: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徐刘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
而丹寨小镇,这座曾被写进扶贫案例集的小镇,也在游客记忆里,悄悄褪成了一张过期的旅游海报。
1
回到 2014 年。
" 精准扶贫 " 这个词,开始被很多房企写进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那几年,房企们排着队往贫困县跑,跟当年抢地王一样卖力。
万科、雅居乐帮扶云南,恒大、万达、融创扎堆贵州,社会责任报告里," 精准扶贫 " 是标配,跟今天的 "ESG" 一个意思:
不写,显得你不够先进。
但王健林不想跟大家一样发发钱、建建学校,他要做一个更大的实验:
包县扶贫。
首富想用一个企业的体量,撬动一个县的命运。
丹寨,其实是半路杀出来的。万达最初圈定的候选县里,根本没有丹寨。但丹寨的干部每两三天给万达打一次电话——那种迫切劲儿,像极了创业公司追 VC。
丹寨是贵州省直属县,拥有 7 项国家级、17 项省级、34 项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被成为非遗之乡。它也是贵州国家级贫困县。
但最后打动王健林的,除了交通和产业基础,还有一条评价:
县领导积极有干劲。
这话放在今天读,有点一语成谶。
签约现场,王健林立下军令状:
五年内,通过产业扶贫,让丹寨人均收入翻番。
为此,万达专门成立扶贫领导小组,请来国内顶级扶贫专家,前前后后调研了十几趟。
光是产业规划的 PPT,就改了几十个版本。土猪扩繁厂、屠宰加工厂、饲料厂、硒锌茶叶厂……一个个方案被论证、被推翻。
绕了一大圈,万达最后还是干回了老本行:文旅小镇。
2017 年 7 月,丹寨万达小镇开业,央视黄金时段循环播放着 " 游丹寨就是扶贫 " 的广告。
效果快得惊人。当年第三季度,丹寨零售业同比涨 15.1%,住宿业涨 12%,餐饮涨 16.6%。国庆中秋假期,小镇接待游客 40 多万人次,旅游收入同比暴涨 789.9%。
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一个国家级贫困县,靠一座人造小镇,在一个假期里把生意做出了近八倍的增量。
2019 年,丹寨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万达功成身退,交出小镇经营权,扶贫专项基金也移交给了县政府。
故事在这里,本该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一个企业家,用商业的方式解决了一个社会问题,皆大欢喜,写进商学院案例。
但繁荣这件事,从来经不起回头细算,尤其是那个假期涨了 789.9% 的繁荣。
2
如果故事到 2019 年就结束,就是一个双赢的故事。但现实的剧本,从来不按 PPT 演。
去年 8 月,有人循着那支广告的记忆,重新走进丹寨小镇,发现景区空空荡荡,一大半的店铺大门紧锁,能容纳几百辆车的停车场里,孤零零停着几台。
当地一位朋友说了句大实话:
过去的热闹,本来就是一场表演。
据说每次有重要人物来视察,街上就会格外热闹,居民也会 " 恰好 " 都出现在景区里。
真假难辨,但这大概就是样板工程的宿命——一旦开始表演,就没人敢先喊 " 停 "。
数字更能说明问题。从 2014 年到 2019 年,万达对丹寨的累计捐赠达到 21 亿元,仅万达小镇一项,投入就有 13 亿元。
派驻的高管在当地成立了三家公司,分别管景区、管酒店、管茶叶。
结果呢?管茶叶的把库存摊派给全国万达员工——每人买一点,任务就算完成了。
这操作,跟很多企业年底发福利变成 " 发库存 ",是同一个套路。
最头疼的是酒店。丹寨是典型的山地气候,一年真正热闹的时候只有暑期那三个月。
为了填满淡季,万达硬是在没有温泉矿的地方打出了温泉,还规划了室内项目、苗族歌舞秀、万人长桌宴,几乎是把能想到的噱头都用上了。
出发点是好的:光是温泉酒店,当地员工占比就超过七成。一家 200 间客房的酒店,正常配置七八十人,万达在这建的 300 多间客房:
员工超过 200 人。
这已经不是酒店,是一个小型的就业安置项目。
但账算不过来。两座酒店前前后后砸进去的钱,一年回笼的现金流,连利息都盖不住。
一位文旅行业的朋友说得直白:乡村旅游做酒店,客房量绝对不能贪多,因为一年里能挣钱的窗口期,撑死 30%。这 30% 卖高价能赚,但剩下 70% 的时间,只能眼睁睁看着亏损滚雪球。
万达当初的承诺是,扶植小镇三年,什么时候盈利,什么时候交给当地政府。可酒店建成后,地方政府根本接不住,只能任由万达一个人在牌桌上,继续硬撑。
小镇的热闹可以靠组织老百姓演出来,账目却演不出来。
3
这两年,王健林再露面,大多和文旅项目有关。
去年他去新疆考察独山子大峡谷、世界魔鬼城;今年初现身贵州罗甸大小井、花江峡谷大桥;随后又跑去福建泉州永春,调研文旅资源开发潜力。
文旅,似乎成了他押注的下一站。
但一位业内朋友的判断很冷静:全国文旅正在经历一轮大洗牌,新一代玩得转的,不是当年那批开发商,也不是文艺青年,而是有见识的跨界企业家。
时代的入场券,换了新的样式。有人还没意识到,自己手里攥着的,已经是上一轮的门票。
王健林这一页,翻得起。真正让人唏嘘的,是故事的另一个主角。
徐刘蔚,1982 年出生,湖北红安人,中国人民大学硕士,早年在贵州省政府办公厅做文字工作。2012 年,他调任丹寨,从副县长做起;2014 年 1 月,32 岁的他出任丹寨县长,是:
当时贵州最年轻的县长。
那场跟王健林的交锋,让他一夜成名,也成了他仕途简历里最亮眼的一笔注脚——一个基层官员,敢在中国首富面前较真 " 钱该怎么花 ",这份底气,放在任何一个官场评价体系里,都算加分项。
此后十年,他的路走得很顺:2021 年升任毕节市副市长,跻身副厅级;2023 年调任贵州省文旅厅副厅长;2024 年 2 月,出任贵州省政府副秘书长——从一个山区县长,一路走到省政府核心岗位,用了不到十年。
丹寨脱贫,是他履历上最实的一笔政绩;那段和王健林交锋的视频,是他知名度最高的一次曝光。两件事叠在一起,让 " 敢担当、有魄力 " 这几个字,牢牢贴在了他身上。
但今年 7 月 10 日,他被免去贵州省政府副秘书长职务;6 天后,7 月 16 日,纪委通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
违纪的具体原因,通报里没有写。
这大概是这个故事里,最耐人寻味的一层反讽:他质问过别人的钱该怎么花,但可能最后没能向组织回答清楚的,自己的钱是怎么来的。
商业实验可以推倒重来,PPT 可以改到第 56 版,唯独人这一生,没有第二版可以改。
繁花落尽,丹寨的故事讲到这里,已经不只是一个扶贫样板的兴衰史,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资本进场时的意气风发,也照出了权力落幕时的猝不及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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