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来，吴一龙教授团队把中国肺癌研究从旁听席带上世界舞台，相关成果写进 15 个国家和地区的 27 部指南。

凭借一系列杰出贡献，吴一龙教授获得第七届 " 泰山奖 " 临床医学研究奖。

撰文 | 文慧

接到 " 泰山奖 " 获奖通知时，广东省人民医院首席专家吴一龙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不是骗子？

在他的经验里，评奖总要本人张罗：填一大堆表格，找一些推荐人，再把成果拼凑起来报上去。也正因如此，多年以前，吴一龙就给自己立下规矩——不参加所有需要自己来搞材料的各种奖项。

" 我们做我们的事情，不在意有奖没奖。" 可这一次，他一张表都没填过，就被告知获奖了。等弄明白原委，他才回过味来：泰山奖看的是一个人过去对整个事业的贡献，看他有没有真正改变外界对疾病、对治疗的理解。

" 确实还是有一些人在做实事，在尽自己的微小之力慢慢改变这个世界。" 吴一龙教授写道。

2026 年 8 月 9 日，上海，由 " 医学界 " 发起的第七届价值医疗泰山奖正式揭晓。70 岁的吴一龙获得临床医学研究奖。这位广东省人民医院终身主任、中国胸部肿瘤研究协作组（CTONG）主席，被同行和患者叫作 " 中国靶向治疗之父 "" 医侠 "。

四十多年里，他发表的 SCI 论文累计影响因子超过 1000 分，被国际顶级期刊引用逾 9 万次，牵头的研究成果写进了 15 个国家和地区的 27 部肺癌诊疗指南。

更具里程碑意义的是，在肺癌精准治疗的无人区，他踏出了第一条路。

去没人愿意去的肿瘤科

上世纪 80 年代初，中山医学院的学生宿舍和附属肿瘤医院只隔着一条走廊。还是医学生的吴一龙，常在晚自习后听见对面楼里传来家属的哭声。

那时的肿瘤治疗只有手术、放疗、化疗 " 三板斧 "，一旦无效，医生大多只能眼睁睁看着。这种无能为力，他后来说，或许正是自己的用武之地。

吴一龙 1956 年出生于广东汕头。上世纪 70 年代初下乡插队，做了 6 年知青，其间被抽去当小学代课老师，语文、算术、英语都教过。

1977 年恢复高考，他没怎么犹豫，" 当时只想着有书读，上什么学校都行 "。填志愿时，他在华南师范学院和中山医学院之间选了后者。

那个年代，教师和医生是不管世道怎么变都 " 饿不着 " 的职业。但因家庭出身被归为 " 可教育好的子女 "，他能否高考一度悬而未决，直到考前一个月政策明确，才走进考场，如愿被第一志愿录取。

大学几年，吴一龙不是只啃教科书的学生。他在黑板报上写散文，创办《中国医学生》杂志，采访各地医学专家，还和几个同学凭一腔热情梳理了一部医学史。

1982 年毕业时，医学界流传 " 金眼科，银外科 "，肿瘤科又苦又累、天天和死亡打交道，很少有人愿去。吴一龙偏偏选了这条冷门路，进中山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今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胸腹肿瘤科当医生。

那段日子，他记得自己一天最多抱过 6 具遗体。

他也记得跟著名肝胆外科专家、肿瘤医院元勋李国材做手术。患者肝脏刚打开就大出血，李国材徒手按压止血，累了换他接手，两人轮流按了整整十个小时。那一次，他真切感到生命有多脆弱。

1988 年，吴一龙到德国西柏林肺科医院进修肺癌手术。一次病例讨论，他注意到办公室里坐着两位白发老人，医生们恭恭敬敬地逐一汇报病情和方案利弊。

他起初以为是资深教授督导，后来才知道，那是当天要讨论方案的病人，并且由病人自己来选治疗方式。这一幕让他触动很深。

回国后，他的临床和科研都多了一个视角：以患者为中心。

吴一龙在手术中

成为 " 中国靶向治疗之父 "

上世纪 90 年代末，我国晚期肺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期只有 10 个月。打破僵局的是靶向治疗，而把它引入中国的第一人，正是吴一龙。

2000 年，44 岁的吴一龙赴美参加国际肺癌大会，在飞机上偶遇一位负责肺癌新药研制的科学家，聊到一种能钻进细胞内部、阻断 EGFR 突变的新药吉非替尼（易瑞沙）。他隐约觉得，这也许是个新方向。

第二年，广东一位肺癌患者病重，家属找他求救。他想到这款新药，可当时的临床试验并未纳入中国。他给药企总部写申请邮件，起初石沉大海；转而去翻法规，发现海关为救命药留了个人申请的口子，最终帮这位病人成了中国第一例使用该靶向药的患者。

这件事当时并未换来掌声。

为引进药物，他组织了一场小范围讨论会，约三分之二的老专家都说他这是在用 " 假药 "（未在中国批准上市的药）治病。压力之下，他选择只干不说。两年后，这位患者因突发脑血管病去世，并非死于肺癌。

2004 年，国际学界确认 EGFR 突变是肺癌的重要驱动因素。吴一龙随即牵头国内第一次大规模基因检测，发现中国人群 EGFR 突变比例远高于欧美，约占非小细胞肺癌的 30%，西方人群不到 10%。

这个结论一度敏感——提出药物对不同人种疗效不同，很容易被扣上 " 种族歧视 " 的帽子。" 当时没人敢说这句话。" 吴一龙说。

2005 年，一项西方研究称，服易瑞沙与服安慰剂的患者生存期没有差异。FDA 随即收紧适应证，药企也主动撤回易瑞沙在欧洲的上市申请。吴一龙对此并不认同，因为他手里已攒下一百多例服药有效的中国病人。

2006 年，他与香港中文大学莫树锦，联合日本、泰国等地的 7 位临床科学家，发起 " 易瑞沙泛亚洲研究计划 "。当时基因检测方法尚无定论，团队干脆用 " 不吸烟 " 和 " 病理为腺癌 " 两个临床特征筛人，而这恰恰是 EGFR 突变最集中的人群。

2009 年，这项后来被称作 IPASS 的研究登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携 EGFR 突变者服易瑞沙，无进展生存期延长至 9.5 个月，明显优于化疗；没有突变的，效果反不如化疗；长期随访显示中位总生存期达 22 个月，有效率超过 70%。

它在亚洲人群中证实了靶向治疗相较传统化疗的优势，推翻了欧美学界此前的悲观论断，也立下一条延续至今的原则：先做基因检测，再定治疗方案。

十多年间，吴一龙团队围绕靶向治疗的多项研究写进了美、欧、日等多国指南，他也因此被称为 " 中国靶向治疗之父 "。至今，他共推动了 14 个肺癌靶向药在中国获批。

" 保持不满 "，领跑全球

2015 年，第 16 届世界肺癌大会把当年的 " 杰出科学奖 " 颁给吴一龙。这是国际肺癌研究协会（IASLC）设奖以来第一次授予华人学者，颁奖词称他 " 代表着肺癌研究历史上的中国贡献 "。

" 保持不满 "，是他给自己的注脚：不满足于 " 三板斧 " 式的粗放治疗，也不满足于总跟在别人后面做重复研究。这股近乎执拗的劲，推着他在一个个空白里往前走。

2011 年启动的 ADJUVANT 研究，第一次把 EGFR 靶向药从晚期前移到术后辅助阶段；

2015 年，他牵头 PD-1 抑制剂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 CheckMate-078 三期研究，被视为中国肿瘤免疫治疗的开端；

2020 年，ADAURA 研究证实第三代靶向药奥希替尼用于术后辅助，能让 EGFR 突变型患者的术后死亡风险降低 51%；

2024 年，ALINA 研究登上 NEJM ——这是团队第五次登顶该刊——证实阿来替尼可替代化疗，把 ALK 阳性患者的术后复发风险降低 76%；

2026 年，LIBRETTO-432 再上 NEJM，成为团队第七次登顶，证实塞普替尼用于早期 RET 融合阳性肺癌术后辅助，可将复发或死亡风险降低 83%。

截至目前，吴一龙作为全球研究者牵头的国际临床试验有 16 项，主持的国内多中心试验超过 110 项，成果被写入 15 个国家和地区的 27 部指南，其中不乏被 NCCN、ESMO 列为最高级别证据的原创研究。

2017 年，团队还为 " 无法入组 " 的晚期患者做了一项宽松入组试验，2023 年发表于《自然 · 医学》，被认为是全球第一个真正 " 以患者为中心 " 的临床试验模式，比监管部门后来的要求早了整整五年。

同样因为 " 不满 "，2007 年，吴一龙和张力、陆舜、周彩存等人一起创立中国胸部肿瘤研究协作组（CTONG），不愿中国学者继续单打独斗。

" 医学界 " 了解到，协作组从最初 11 家成员单位发展到如今超过 40 家，累计开展临床试验 60 余项，入组近万人，成果登上《柳叶刀》等期刊，也多次在 ASCO、ESMO、WCLC 上做口头报告。

由此，中国肺癌研究者，一步步从旁听席走到了发言台。

这些突破也改写了患者的生存曲线。吴一龙年轻时曾被打趣 " 做肺癌医生，没有交往超过一年的患者朋友 "。而到 2020 年，接受术后辅助靶向治疗的患者，中位总生存期已达 75.5 个月，越过了医学上 " 慢性病 "60 个月的门槛。

当越来越多晚期患者能长期带病生存，他又开始琢磨新问题：吃了多年靶向药，能不能停一停？某个孤立的转移灶，是不是可以手术摘掉？为此，他在广东省人民医院按驱动基因给医生分组，设 " 分子门诊 "，去回答 " 活得长 " 之后如何 " 活得好 "。

需要千万个 " 吴一龙 "

肺癌是我国第一大癌。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2024 年我国肺癌新发 117.6 万例、死亡 74.3 万例，且逐年上升。

面对这样的形势，吴一龙很早就在说：要有更多 " 吴一龙 "，才有更多希望。

他带过的硕士、博士超过 80 人。他不喜欢学生对他言听计从——学生连连称是时，他反而皱眉，因为在他看来，科学问题是辩出来的。

他的要求也十分严格。学生做报告，第一页幻灯片必须写清查了哪些文献、这个问题当下全世界怎么看，没有这一页，报告就得打回去重写。

" 龙的传人 " ——吴一龙与他的学生们

年已七旬，他说自己现在有更多时间带学生做有趣的临床研究，也更享受当老师，常在朋友圈 " 炫耀 " 学生的成果。

每年师生聚会，一大批学生与吴一龙夫妇相聚，自称 " 龙的传人 "。如今不少人已是知名专家，广东省人民医院副院长钟文昭、肿瘤医院院长周清、副院长王坤，都出自他门下；更年轻的 " 龙三代 " 也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

为让年轻人更快成长，吴一龙还牵头成立了 CTONG YOUNG、CSCO YOUNG 等平台。

比带学生更难的，是缩小不同地区、不同层级医院之间的诊疗差距。他把 2002 年在广东省人民医院定下的 " 周三查房 "，一步步扩成面向全省的 " 广东大会诊 "，2022 年又扩为面向全国的 " 中国胸部肿瘤大会诊 "，每次线上参与可达四五万人。

二十年攒下的经典病例，后来还被结集成《龙哥查房》出版。近几年，他和团队面向贫困、西部地区的基层医生做网络培训，通过 "CTONG 专家话肺癌 " 等平台传递前沿规范。

" 我们希望借网络打破地域壁垒，让医生培训同质化。这样一来，无论在哪儿，病人都能得到一样规范的治疗。" 吴一龙说。

从下乡插队的知青，到站上世界医学前沿，吴一龙的四十多年，几乎是一部微缩的中国肺癌诊疗史——从只有 " 三板斧 " 的年代，到跟跑欧美，再到牵头制定国际标准。

" 健康中国 2030" 提出，到 2030 年中国癌症总体五年生存率提高到 46.6%。几年前提这个目标时，吴一龙坦言信心还不算大；如今随着靶向、免疫、抗体偶联药物等新武器不断加入，他说，" 这份信心已经完全建立起来。"

吴一龙至今仍保持每天读文献的习惯，也在琢磨怎么把人工智能用起来，找到肺癌精准治疗的下一个突破口。作为一名武侠迷，他喜欢武侠里那种天马行空、不受拘束的想象，" 没有想象力，还是科学家吗？"

来源：医学界

校对：蔡   菜

运营：赵   静

责编：汪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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