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联社 9 月 23 日讯（记者郭松峤）中国 ESG 生态体系正迈入新阶段。

近日，第四届中国 ESG 学术论坛召开。上海财经大学富国 ESG 研究院院长范子英在致辞中指出，今年是中国 ESG 发展的重要一年：中国标准 ESG 正式落地，A 股 400 多家上市公司将强制披露中国标准 ESG 可持续发展报告；欧盟 CBAM 机制正式落地，也将对中国企业 " 走出去 " 产生重要影响。如何在全球 ESG 新格局中展现中国担当，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 ESG 话语体系和标准体系，是当前重要议题。

范子英在接受财联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 ESG 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成熟，但目前仍处于由 " 被动合规 " 向 " 价值创造 " 转型的过渡期，尚未完成全面质变。从整个生态体系看，走得最快的可能是 ESG 评级以及围绕评级形成的专业服务市场。但需要看到，当前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评价体系先于底层数据成熟的特征，上层评级产品增长很快，企业原始数据的完整性、可比性和可验证性却没有同步提升。

在此背景下，范子英带领上海财经大学富国 ESG 研究院连续四年举办中国 ESG 学术论坛，逐步建立起连接科学研究、政策制定与市场实践的桥梁，本届论坛也得到了财联社等外部机构的鼎力支持。

他认为，学术研究的重要作用，就是通过独立、严谨的分析发现制度执行中的薄弱环节、评估监管效果，为 ESG 信息披露、投资标准和评价体系的完善提供科学依据。此外，企业也需要外部认可形成正向激励。财联社开展的 ESG 评奖，上海财经大学富国 ESG 研究院举办的 ESG 案例分析大赛，以及明年即将举办的全国 ESG 模拟投资大赛，实际上都在发挥这种作用，通过发现、评价和传播优秀案例，让真正具有实质贡献的企业和实践获得市场关注，而不是让 " 做与不做、做好与做差 " 缺乏区分。

以下为对话全文：

财联社：范院长，有观点认为，当前中国 ESG 生态体系正经历从 " 被动合规 " 向 " 价值创造 " 的质变。您认为这个判断是否准确？据您的研究观察，目前中国 ESG 生态体系发展状况如何？

范子英：我认为，这个判断在方向上是准确的，但中国 ESG 生态体系目前仍处于由 " 被动合规 " 向 " 价值创造 " 转型的过渡期，尚未完成全面质变。根据我们团队将在年底发布的《中国 ESG 发展提报告 · 2026》研究显示，2018 年至 2025 年，A 股 ESG 报告披露率由 24.81% 提高至 49.58%，强制披露首年截至 4 月 30 日的累计披露率达到 99.9%，说明政策在扩大披露覆盖面、规范披露行为方面成效明显。

但与此同时，约三成企业集中在截止日前三天发布报告；披露率也呈现明显的分层格局，中央国企达到 96.03%，民营企业仅为 35.49%。这些结果表明，当前中国 ESG 发展仍具有鲜明的制度驱动特征。

从具体披露内容看，这种从合规走向实质的距离更加明显。例如，环境维度中，循环经济信息披露率已达到 73.72%，但应对气候变化仅为 36.05%，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更只有 23.35%，范围三排放、情景分析等需要复杂核算的信息增长仍然较慢。社会维度也呈现出 " 重制度、轻效果 " 的特征：90.0% 的企业披露了供应链风险管理制度或机制，89.6% 披露了应对措施，但说明实施步骤、时间安排和责任部门的只有 54.5%，披露实施效果的进一步降至 43.2%。治理维度同样更多表现为组织架构和政策声明覆盖面的扩大，而薪酬考核、动态风险干预和第三方验证等深层机制仍较薄弱。这说明中国 ESG 披露的主要问题，已经从 " 有没有 " 转向 " 是否完整、能否核验、能否说明实际效果 "，企业内生的价值创造逻辑仍有待进一步激发。

与此同时，一些领先企业已经开始探索从信息披露走向价值核算。例如，京东物流尝试将高质量就业、乡村及产业振兴、循环利用和减排等贡献货币化，测算其 2025 年创造的可持续净值超过 1500 亿元，相当于每创造 1 元经济收入，同时创造近 0.7 元可持续净值。 这一实践的重要意义，是开始回答企业 ESG 活动究竟创造了多少环境与社会价值。

我们团队也开展了可持续价值核算相关的研究，并出版了书籍《ESG 影响力估值》。同时还参与了《企业可持续价值核算指南》国家标准建设，并与责扬天下殷格非团队共同开发了 "ESG 与可持续投资产教融合实验室 "，计划于 2027 年启动全国性 ESG 模拟投资大赛。

在这场赛事中，评价投资组合时不仅考察股票收益，还将衡量其中企业产生的正负外部性抵减后净影响的货币价值。作为高校，我们做这些工作的目的，就是推动 ESG 从 " 披露了什么、是否合规 "，进一步走向 " 创造了什么价值、能否进入投资决策 "，从而实现由合规披露向价值实现的转变。

财联社：据您了解，在这个生态体系中，在政策与制度供给、企业信息披露、评级方法、绿色金融与投资实践、智库研究等维度中，哪个维度走得最快，哪个维度是当前最大的结构性短板？如何解决这些短板？

范子英：从整个生态体系看，走得最快的可能是 ESG 评级以及围绕评级形成的专业服务市场。近年来，评级机构、数据公司、咨询机构和鉴证机构大量进入，指标体系和评价产品快速扩张。这说明市场已经形成了较强的 ESG 信息需求。但需要看到，当前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评价体系先于底层数据成熟的特征，上层评级产品增长很快，企业原始数据的完整性、可比性和可验证性却没有同步提升。不同机构只能依据各自的数据来源、指标体系和权重进行判断，评级分歧因而不仅反映价值观差异，也反映底层信息供给不足。

这其实反应出，当前最大的结构性短板，是政策与制度供给在操作层面的精细化程度，尚未完全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我国并不缺少总体性的政策框架，近年来披露指引、绿色金融标准和鉴证规范都在加快建立；真正欠缺的是将原则性要求转化为分行业、分议题、可操作规则的中间层制度。例如，同一项能源消耗或供应链排放指标，哪些企业必须披露，统计边界如何确定，无法直接取得数据时能否估算，估算方法如何说明，又由谁验证，目前仍需要进一步明确。制度框架与操作规则之间的这一段距离，最终会传导为企业披露口径不一、评级结果分歧以及金融机构难以定价。

这一问题在中国尤其重要，因为中国 ESG 生态具有较强的制度驱动特征。欧美市场的 ESG 发展较多由机构投资者需求、股东行动和市场竞争推动，市场驱动型意味着制度可以跟着市场自发秩序慢慢演进，但制度驱动型意味着制度必须先出来，市场才有依据可循。我们对制度供给的要求，天然就比市场驱动型经济体高得多。过去几年，正是依靠制度建设，ESG 才能在较短时间内从相对边缘的议题进入资本市场的重要议程。没有制度先行，就不会有今天的披露覆盖和市场关注。

但是问题在于，这件事极其复杂。制度一旦出来，影响的是整个市场面。制度供给不仅规定企业做不做，还会影响评级机构如何评、金融机构如何投。如果规则过于原则化，市场主体就会各自解释；如果规则过细、过快，又可能增加企业负担，甚至诱发 " 漂绿 " 风险。因此，制度建设的关键不是简单增加规则数量，而是在可比性、行业差异和实施成本之间形成平衡。

因此，长远看，我们的终极目标还是由制度驱动走向市场驱动。当规则逐步明确、数据不断积累、专业服务体系逐渐形成以后，真正决定 ESG 能否持续发展的，是市场能不能自主发现它的价值，是否让资本流向真正创造长期价值的企业，使 ESG 从一份合规报告转化为资本市场的定价依据。我认为，这才是中国 ESG 生态体系真正走向成熟的标志。

财联社： 2026 年是 A 股 ESG 强制披露 " 首考之年 "，但外界都注意：披露率上去了，" 实质性议题不实质 " 的问题仍然突出，在您看来，首年数据暴露出的最值得政策制定者警惕的结构性问题是什么？

范子英：我认为，首年数据最值得政策制定者警惕的，并不是少数指标披露率偏低，而是 " 框架合规 " 与 " 实质治理 " 之间出现了系统性断层。

我们团队今年的《中国 ESG 发展报告 · 2026》中发现，企业在容易标准化、可模板化的环节进步很快，但机制落实却是脱节的，例如，80.3% 的企业披露了重要性议题矩阵，但真正说明重要性议题识别流程的企业仅占 24.0%；再比如，在治理要素中，披露 ESG 治理架构的达 89.8%，但将目标纳入考核制度的仅 47.8%、披露机构和人员专业技能的仅 31.9%。此外，ESG 报告的第三方鉴证率尽管已从去年的 14.8% 上升至 18.9%，仍然不足 20%。这说明不少企业已经学会了 " 按要求编报告 "，但尚未把 ESG 真正嵌入内部考核、风险管理和经营决策。

供应链间接排放披露率极低，进一步暴露出这一问题。企业的数据治理边界仍主要停留在自身组织内部，尚未延伸至价值链。其背后不仅是核算技术不足，更是跨部门、跨企业的数据责任和协同机制尚未建立。

因此，下一阶段政策重点应从 " 有没有报告 " 转向 " 数据能否支撑决策 "。一是细化行业关键指标及统计边界，减少企业选择性披露；二是要求企业说明重要性议题的判断过程，并建立稳定的数据采集、复核和责任追溯机制；三是从碳排放、能源和水资源等核心指标入手，分阶段推进第三方鉴证和供应链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只有弥合 " 报告形式 " 与 " 治理实质 " 之间的断层，强制披露才能真正转化为企业行为改善和资本市场定价的信息基础。

财联社 : 我们的中国 ESG 学术论坛从第一届已经办到了第四届，这个论坛对中国 ESG 生态体系的完善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特别是对资本市场有何影响？

范子英：我认为，中国 ESG 学术论坛连续举办四届，其意义已经不只是提供一个学术交流平台，更重要的是逐步建立起连接科学研究、政策制定与市场实践的桥梁。ESG 具有很强的实践驱动特征。中国早期的 ESG 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跟随政策和市场需求展开的，绿色金融政策、财政部和三大交易所的上市公司披露规则和机构投资实践往往走在学术研究前面。因此，在这一时期，学界更多是在解释已经发生的制度变化及其经济后果。但随着数据积累和研究方法逐渐成熟，学术研究不能始终停留在事后解释，而应当识别实践中的深层问题，为制度设计和市场决策提供前瞻性判断。

我们越来越看到，投资者追捧 ESG，并不意味着 ESG 标签本身能够持续带来超额收益；当资金集中流入形成的估值效应逐渐消退，而企业 ESG 表现尚未充分转化为现金流改善和风险下降时，市场自然会重新审视 ESG 投资的真实价值。与此同时，评级分歧、数据质量不足以及部分产品 " 重标签、轻策略 " 等问题，也在削弱投资者的信任。

因此，在这个阶段，更需要学术研究走到实践前面。市场需要一定的外部力量重新打破原有均衡，这种力量至少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需要通过更加完善、清晰且可执行的监管制度，对企业和机构投资者形成必要的硬约束。特别是要明确 ESG 的投资标准、信息披露的实质性和可验证性等要求，压缩企业和投资者利用模糊标签进行 " 漂绿 " 的空间，使 ESG 投资真正对应可识别、可追踪的资产配置行为，例如，我们研究院团队与商道融绿合作开发了企业可持续信息披露合规 AI 诊断平台，对标三大交易所《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试行）》，不仅考察企业是否实现 " 框架合规 "，还将《指引》细化为 480 余个具体问题，进一步诊断披露内容的实质性，并识别企业与同行之间的差距。在这一过程中，学术研究的重要作用，就是通过独立、严谨的分析发现制度执行中的薄弱环节、评估监管效果，为 ESG 信息披露、投资标准和评价体系的完善提供科学依据。

另一方面，企业也需要外部认可形成正向激励。ESG 投入往往成本在前、收益在后，如果企业短期内既看不到融资条件改善，也得不到市场和社会认可，持续投入的动力就会减弱。财联社开展的 ESG 评奖，上海财经大学富国 ESG 研究院过去三年连续举办的 ESG 案例分析大赛，实际上都在发挥这种作用，通过发现、评价和传播优秀案例，让真正具有实质贡献的企业和实践获得市场关注，而不是让 " 做与不做、做好与做差 " 缺乏区分。

2027 年，我们还将进一步举办 ESG 模拟投资大赛。与案例分析大赛相比，模拟投资大赛将把 ESG 研究进一步带入资产选择、组合构建和投资绩效评价之中，检验 ESG 信息如何转化为投资判断。这不仅能够培养兼具可持续发展理念与金融分析能力的人才，也有助于探索 ESG 因素进入资本市场定价的现实路径。这也正是中国 ESG 学术论坛以及上海财经大学富国 ESG 研究院在整个 ESG 生态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

我们既通过学术论坛提出问题、形成研究共识，为政策和市场提供证据；也通过案例大赛、评奖合作和模拟投资大赛，把研究成果进一步延伸到企业实践、人才培养和投资决策之中。在市场热的时候，学术研究需要保持冷静，检验热度背后的真实效果；在市场冷的时候，学术研究则要走在前面，重新界定 ESG 的价值来源。我们所做的不是简单地为 ESG 增加热度，而是推动资本市场从追逐标签转向识别价值，从短期收益比较转向对长期风险、现金流和真实转型能力的合理定价。

财联社：在这几届论坛的主题方面，从 " 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的 ESG" 迭代到 " 数智时代的企业 ESG 实践与创新 "，再到今年的 " 全球 ESG 治理新格局下的中国担当 "。这个主题演进，是跟着学术热点走，还是跟着中国 ESG 生态体系的实际 " 堵点 " 走？ 如果是后者，当前这个 " 堵点 " 具体是什么？

范子英： 这个视角很有意思，精准的抓住了我们举办的四届 ESG 学术论坛所处的时代背景。从首届的 " 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的 ESG"，到第二、三届的 " 从理念到实践 "、" 数智时代的企业 ESG 实践与创新 "，再到今年的 " 全球 ESG 治理新格局下的中国担当 "，这个主题演进不是跟着学术热点走的，它跟的是中国 ESG 生态体系在每一个阶段暴露出来的核心矛盾——或者说是 " 堵点 " 的变迁。

首届主题的定位是 " 立框架 "。2023 年论坛创办时，中国 ESG 的制度底座还远未成型，社会各界对 ESG 是什么、中国为什么要做，处于一个迷茫和观望的态度。政策制定者面对的首要问题是 "ESG 在中国语境下意味着什么 "。所以首届把 ESG 放进 " 中国式现代化 " 的叙事框架里，这个阶段的堵点是概念不清、学科割裂、本土化路径不明。第二和第三届转向 " 从理念到实践 "、" 数智时代的企业 ESG 实践与创新 "，对应的是堵点从 " 如何重视 " 转移到了 " 如何行动 "，正好与 2004 年首次提出 ESG 时的 Who cares wins 到 2024 年 Who acts wins 的口号相呼应。

今年第四届论坛的主题是 " 全球 ESG 治理新格局下的中国担当 "，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我国 ESG 制度体系加快完善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提升与国际可持续发展规则的衔接能力和互认水平。以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为例，中国企业已经按照国内制度开展碳排放核算与履约，但在进入不同市场时，仍可能需要根据当地规则，对产品嵌入排放、核算边界、排放因子和碳成本等信息进行补充说明、口径转换或第三方核验。

与此同时，ISSB 准则、欧盟可持续报告准则及供应链尽职调查规则，在重要性判断、价值链边界、范围三排放和证据要求等方面各有侧重，这在客观上增加了跨境经营企业的数据转换与合规成本。

因此，中国 ESG 发展的下一阶段，不仅要持续完善国内制度，还应积极参与国际规则交流与标准制定，推动中国实践形成可比较、可验证、易理解的表达方式，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贡献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所以这个堵点的本质是中国已经建成了全球范围内推进速度最快的 ESG 制度体系，但这个体系的输出能力——让国际评级机构读懂、让跨境资本定价、让全球供应链认可——远远没有同步建成。

论坛主题从 " 现代化 " 到 " 数智化 " 再到 " 全球担当 "，走的是一条从 " 向内建制度 " 到 " 用技术补能力 " 再到 " 向外求互认 " 的路径，每一步都踩在生态体系最痛的那个堵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