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建筑行业一线，很多大型施工企业陷入一种被全社会追着付款、自己却收不到钱的处境。

问题不在政策本身。在政策着力点与债务链条的真实结构错位了。

截至 2025 年末，中国建筑、中国中铁、中国中冶、中国铁建、中国交建、中国能建、中国化学七家建筑央企应收账款合计 14721 亿元。

2026 年中报更触目。中国建筑应收账款 4596.01 亿元，同比增长 23.54%，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负 284.61 亿元。中国中铁应收账款 2862.75 亿元，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负 866.61 亿元。中国铁建应收账款 2668.13 亿元，同比增长 10.22%，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负 788.56 亿元。

中国中铁在中报里写得很直白：现金流恶化主要系部分工程项目业主资金支付延缓，同时公司为保障生产经营及时支付供应商款项所致。

这句话的分量很重。业主不付钱，央企反而要按时付给下游供应商。用自己的现金流硬扛链条上游的窟窿。

一家央企可以扛。当链条末端的中小企业都在等钱，源头业主持续欠付，扛得了一时，扛不了一世。

再看欠款的源头在哪。

陕建股份的半年报把应收账款结构暴露得很清楚。截至 2026 年 6 月末，应收账款 1703.31 亿元。前五名欠款方全部是地方政府平台类主体：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开发建设集团、西安曲江杜邑文旅科技投资集团、西安高新区城市客厅开发建设、西安市长安城乡建设开发、西安国际足球中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同一报告期，公司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合计 11.22 亿元，扣非净利润由盈转亏。

四川路桥 2025 年末与 PPP 项目相关的应收款项共计提坏账准备和减值准备 8.22 亿元。中国建筑上半年计提应收款项减值 68.2 亿元。

政府投资平台是施工企业最大的甲方，也是最大的欠款方。土地财政收缩、地方化债压力叠加，平台公司先干完慢慢付甚至干完不付，成为常态。

这就形成了一个结构性的错位。

债务链条是这样运转的：政府及平台公司拖欠总包工程款，总包大多是央国企。总包被拖欠后，现金流被巨额应收锁定，上游没有来钱。下游的中小分包商、材料供应商、劳务公司拿着合同和条例来要钱，农民工工资又是刚性红线。

政策和监管的着力点，压在了链条中游的央国企身上。要求它们带头现金支付，要求它们保障中小企业款项。

但现金流的源头，不在它们手里。

一个地方施工企业的写照：账面营收几十亿，可动用现金捉襟见肘。一边被甲方拖欠，一边被起诉，一边还要应付清欠考核。不是主观恶意拖欠，是整条债务链条卡住了，资金根本无法流转。

最高人民法院数据显示，2025 年各地法院清理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拖欠中小企业账款结案 9166 件，执行到位 311.42 亿元。300 多亿，对上万亿的行业欠款体量，杯水车薪。

行为经济学里有个概念叫流动性幻觉。

政策制定者看到的是账面数字：央企营收几千亿，资产上万亿，怎么会付不出几百万的供应商款？但账面资产和可用现金是两回事。应收账款不是钱，是别人欠你的白条。当白条收不回来，资产再大也是纸面富贵。

清欠政策如果只看资产负债表上的规模，不看现金流的真实流向，就会陷入这种幻觉。以为压一压中游就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中游早就被上游卡住了喉咙。

政策方向是对的。但单边施压解决不了链式困局。

如果只盯着链条中间环节施压，不疏解源头，压力最终会传导成系统性风险。法律责任落在总包身上，现金流源头却不在总包手中。

当有心付款、无钱可用成为普遍现象，会出现两种后果。一是央国企被拖入资金链危机，反过来冲击供应链稳定。二是企业被迫以更高成本融资，有息负债膨胀，财务费用激增，最终仍由产业链整体买单。2026 年上半年多家建筑央企财务费用大幅上升，已经出现这个苗头。

源头治理是第一步。压实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城投平台的履约主体责任，落实政府投资项目资金前置审查，严控无预算、超预算上马工程。存量政府类欠款纳入常态化台账，用好化债工具有序兑付。

分类处置是第二步。对有钱不付、恶意占用的，严格监管。但对被上游长期拖欠、经营陷入流动性困难的施工企业，不宜简单一刀切，应配套债务重组、应收账款盘活、供应链金融等纾困工具。

改革结算与确权机制是第三步。很多政府项目不是不认账，是竣工结算周期漫长、确权滞后，债权长期悬空。简化政府项目审计确权流程，让债权清晰可落地，应收账款才有盘活、证券化的基础。

1.47 万亿应收账款趴在央企账上，源头是政府及平台的工程款拖欠。清欠是好事。但只有当上游政府和平台真正开始付款，中游央国企才有能力兑现对下游的承诺。

否则，压力只会逐级下移。最终被压垮的，还是链条末端最脆弱的中小企业和农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