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南昌瑶湖飞行大会现场，八十岁上下的张良金站在人群中，仰头看着教练机掠过蓝天。飞机的轰鸣压过了掌声，孩子们的惊呼却一声高过一声。有人转过身问他：" 张主席，您这一辈子，值吗？"

眼前的飞机飞得很快，记忆却慢得出奇。它越过瑶湖，也越过了青云谱机场的旧厂房、南昌二中的操场、西安工厂的车间，以及洪都那些常年亮着灯的夜晚。

张良金出生于 1943 年。那个年代，江西大地并不安宁，百姓在战乱和贫困中四处躲避。母亲生下他第三天，便挑着担子出门卖菜，家里没有奶水，也没有多余粮食，只能靠乡亲们一碗米汤、一口稀饭接济。

他从小瘦弱，邻里便给他取了个小名，叫 " 躴子 "。在方言里，这个称呼带着几分调侃，意思是孩子瘦得像根棍子。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差点养不活的孩子，后来会在航空工厂里工作几十年，成为洪都工会和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参与者。

那段童年没有多少完整的记忆，更多是一些零碎画面。

1945 年抗战胜利后，张家从泰和一带向南昌迁移。途中经过八都，突然遭遇强烈风暴。天色骤暗，风声像野兽一样冲过村庄，屋顶被掀动，树木被连根拔起，沙土和瓦片横着打过来。

一家人来不及寻找躲避处，只能缩到山坳中的大石头旁。孩子被大人紧紧护在怀里，所有人都不敢出声。等风过去，周围已经一片狼藉。

张良金后来回忆，那是他第一次感到人的脆弱。人在天灾面前，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本钱，能活下来，本身就是一种幸运。

灾难并没有就此停止。

逃难途中，他的哥哥感染脑膜炎。那个年代，普通家庭既没有钱买药，也缺少基本的医疗知识，只能用冷水擦身，再煎些草药试试。哥哥病重后，疼爱孙子的祖母舍不得他吃剩的饭菜，自己也吃了几口，结果祖孙二人相继离世。

母亲受到的打击很重，夜里常常从床上惊醒，哭喊着要把孩子抱回来。张家前后生了十一个孩子，真正长大的只剩下张良金和一个姐姐。妹妹后来被送到别人家抚养，他自己也差点进了孤儿院。

这不是一段轻松的童年。

但正是这些经历，让他很早明白，人的命运并不只由愿望决定。粮食、家庭、疾病、时代，每一样都可能把一个人推到悬崖边上。要活下来，就得学会忍耐，也得学会承担。

新中国成立后，南昌麻丘厚溪一带开展土地改革。张良金年纪不大，却成了儿童团负责人。传递消息、站岗放哨、参加集体活动，都是孩子们能做的事。他的父亲担任贫农协会小组负责人，性格直爽，分到一些糯米和禽蛋后，舍不得独自享用，便拿出来招呼乡亲们一起吃。

那锅糯米和鹅蛋，成了张良金记忆里少有的丰盛饭菜。

父亲也有脾气失控的时候。有一次喝了酒，和妻子争吵起来，一脚踩碎了一筐鸡蛋。母亲蹲在地上收拾残局，张良金站在旁边，既害怕又难过。

那天之后，他给自己立下规矩：不让酒精支配情绪，不让一时冲动伤害家人。这个规矩伴随了他很多年，后来也成了他反复提醒子女的一句话。

十四岁那年，张良金考入南昌二中。家里拿不出学费，他依靠助学金完成学业。那时的学校生活很清苦，学生需要精打细算，粮食尤其紧张。

他白天踢足球，晚上写诗。一次，他写下《我爱南昌二中》，竟然在校内获奖。老师看出他有文字天分，同学们则佩服他在球场上的拼劲。没过多久，他成为校足球队队长。

文学和足球，都曾让他产生过未来的想象。

可是，理想不能替代一日三餐。每月分到的粮食，听起来数量不少，真正分摊到每天，仍然不够一家人安心度过整月。米缸见底时，书本上的前途就显得遥远起来。

有人向他介绍南昌航空技校，说那里既学技术，又能解决一部分生活供给，还有少量补助。张良金算了很久，做出了一个在老师看来颇为可惜的决定：离开南昌二中，转入航空技校。

老师劝他：" 读下去，也许能走得更远。"

张良金只是低声回答：" 先把饭吃饱，再说以后的路。"

这句话并不豪迈，却很真实。对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选择技校不是放弃理想，而是先寻找活下去、立住脚的机会。后来事实证明，正是这次转身，让他走进了航空工业。

技校毕业后，1964 年，张良金被分配到西安红旗航空发动机厂。那时的工厂强调任务、纪律和质量，年轻人进入车间，首先面对的不是荣誉，而是机床、图纸、尺寸和交付期限。

车间里的老师傅不爱讲大道理。他们更关心一个零件是否合格，一道工序有没有留下隐患。张良金从这些细节里懂得，航空工业容不得大概和差不多。一个小小的偏差，可能影响整机性能；一项工作拖延，可能牵动整条生产线。

他能写、能讲，也愿意和工人打交道，很快承担起团支部和宣传方面的工作。后来，他还担任过西安红旗中学校长。白天处理工厂事务，晚上参加足球训练，成为厂队、区队和市队的骨干。

队友给他起了个外号：" 拼命三郎。"

这个称呼既有夸奖，也带着几分担心。脚踝扭伤，他简单包扎后继续踢；膝盖擦破，也不愿离开球场。那时运动防护条件有限，年轻人凭着一股劲往前冲，往往不知道身体会在多年以后讨回代价。

三十多岁时，张良金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去处。

父母年纪渐长，仍在江西老家；妻子带着三个女儿，既要工作，又要照料家庭。西安的工作已经稳定，个人发展也看得见，可家里的困难同样摆在眼前。

朋友劝他：" 留在西安，机会更好。"

他心里清楚，调回南昌，意味着放弃已经熟悉的环境，也意味着重新开始。但父母需要子女在身边，孩子需要父亲参与成长，妻子的负担不能永远由她一个人扛着。

1977 年，张良金调回南昌航空技校，后来进入洪都工作。这个选择在当时并不显眼，却改变了他后半生的方向。西安是一条相对清楚的路，南昌则像一块尚待开垦的土地。

他没有把这次调动说成什么惊天动地的决定。对他来说，不过是家庭责任和个人前途之间的一次取舍。

进入洪都后，他先后在党委宣传、思想政治工作等岗位任职。1979 年以后，企业改革发展面临新的任务，职工思想、生产秩序和企业传统都需要重新梳理。张良金参与了大量宣传教育工作，也开始系统整理洪都的历史。

他和同事走进车间，访问老职工，翻阅厂史资料，寻找建厂初期的照片和文字记录。很多老工人没有显赫职务，却记得哪一台设备是怎样修复的，哪一架飞机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完成装配的。

这些故事如果不记录，很快就会随着老人离世而消失。

在 1983 年至 1986 年的 " 五爱一为 " 教育活动中，洪都组织职工学习厂史、岗位责任和航空工业传统。张良金参与筹备报告会，把许多尘封的往事搬进礼堂。

洪都电影院、长江电影院曾多次举行报告活动，听众来自车间、机关和家属区。报告讲到早期建厂人员住草棚、睡通铺、用简陋设备加工零件时，台下很安静。讲到第一批飞机完成大修、从厂区驶向机场时，掌声又一次响起。

有年轻工人听完后找到张良金，说：" 以前只知道干活，今天才知道这家厂是怎么走过来的。"

这句话让他印象很深。企业精神不是挂在墙上的几句话，而是由一代代人在困难中做出的选择积累而成。所谓 " 洪都精神 "，其中包含献身航空、团结奋斗、担当创新、争创一流，也包含一种非常朴素的职业态度：事情交到手里，就要尽量把它做好。

洪都的历史，不能只从某一位干部或某一项产品说起。

1923 年，孙中山在南昌留下 " 航空救国 " 的题词。1935 年，中意飞机制造厂在南昌建立，青云谱机场曾是重要航空基地。抗日战争爆发后，南昌遭受轰炸，航空设施和厂房受到严重破坏。

新中国成立后，航空工业重新布局。1951 年 4 月 17 日，航空工业管理局成立；同年，南昌建厂工作启动。江西省政府主席邵式平担任建厂委员会主任兼技校校长，承担起筹建工厂和培养技术人员的任务。

早期建设条件十分艰苦，设备不足，技术力量薄弱，许多工作只能边学边干。1951 年建厂后，南昌三二〇厂完成了飞机大修任务，为抗美援朝提供支援。1954 年 7 月 26 日，毛泽东写信嘉勉三二〇厂全体职工，肯定了他们在航空工业建设中的成绩。

周恩来视察洪都时，曾勉励职工承担国家航空工业建设的责任。" 共和国长子 " 这个称呼，既是一份肯定，也是一副沉重的担子。因为航空装备关系国家安全，很多任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张良金后来常说，洪都人之所以重视担当，不是因为口号响亮，而是因为早期建设者已经用行动证明，困难面前不能只问条件够不够，更要问任务能不能完成。

1993 年，张良金开始担任洪都工会主席，先后任职多年。工会工作在外界看来似乎不像车间生产那样直接，但真正做起来，既要联系职工，又要服务生产，还要协调企业内部的许多矛盾。

他把工会称作 " 兵头将尾 "。上面交办的任务要落实，下面职工的困难要反映，哪一边都不能简单敷衍。

洪都开展群众性文化、体育和宣传活动，形成了 " 一团一队一剑 " 的工作品牌。海燕文工团参加汇报演出，洪都足球队取得过江西省职工运动会冠军，航空神剑的摄影、美术、书法作品也曾在工人报刊上集中发表。

张良金并不认为这些活动只是调剂生活。在一个大型国有企业里，职工之间是否有共同语言，干部和工人之间是否有信任，都会影响生产任务的完成。工会如果只发奖状、不解决问题，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1997 年，洪都急需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厂提供配套发动机。但当时黎明厂自身经营困难，生产和职工生活都承受很大压力。普通的函件往来解决不了燃眉之急，张良金便带队前往沈阳协商。

到了车间，他看到墙上写着两句话：" 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 要想发工资，多出发动机！"

话说得直接，却反映了当时的实际处境。黎明厂仍然组织力量完成生产，把发动机运往洪都。对洪都而言，这批发动机关系到产品交付；对黎明厂而言，则是工人们顶着困难完成的一次任务。

后来，黎明厂方面来洪都结算，希望尽快解决资金问题。张良金将情况汇报后，洪都及时落实了两千万元款项。有人认为这是合同责任，但在双方都困难的时候，能不能守信、能不能互相支撑，往往比合同文字更能检验一个单位的品格。

航空工业是一条长链条。机身、发动机、设备和材料，任何一个环节停摆，都会影响整体任务。张良金看重的，正是这种相互托底的责任意识。

2004 年，张良金从洪都退休，却没有真正离开工厂。他受聘担任洪都史志编辑委员会总编辑，继续整理企业沿革、人物资料和重要事件。

这项工作没有车间任务那样紧迫，却同样需要耐心。老工人的回忆各有侧重，时间地点有时不够准确，资料之间还会出现差异。编辑人员必须反复核对，尽量让每一段文字经得起查证。

后来，他到南昌理工学院任职，讲授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课程。课堂上的学生起初对一位头发花白的教师并不熟悉，但张良金不喜欢照本宣科，经常把工厂里的真实经历讲进课堂。

他告诉学生，个人品德不是抽象名词，关键时刻是否守信、是否负责、是否愿意为集体承担一点压力，才是品德真正落地的地方。

他的家庭生活同样经历过许多艰难。

妻子胡玉芬曾在纺织厂工作，长期倒班，后来担任小班长。张良金调回南昌时，一家人居住条件很差，冬天用报纸糊墙挡风，夏天没有降温设备，一家人把草席铺在足球场附近乘凉。

那时三个女儿年纪都小，张良金白天工作，回家后还要陪孩子读书、讲故事。家里没有多少家具，饭菜也不丰盛，但一家人的关系很紧密。孩子们后来都接触足球，大女儿成为南昌女足队长，二女儿踢过边锋，家庭和球队之间形成了特殊的联系。

张良金不避讳谈自己的不足。他说，自己没有显赫背景，也没有人替他铺路，很多时候只能依靠学习和工作一点点向前挪。文凭靠自学，职务靠实干，机会来了要珍惜，机会没有来也不能抱怨。

他常对孩子说：" 别人帮你，是情分；没人帮你，也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

这句话，是苦日子留下的痕迹，也是他对子女最直接的教育。

退休后，他继续参加企业文化、军工文化和老干部志愿服务活动，走进学校、社区和基层单位，讲洪都的历史，讲劳动者的责任，讲航空工业早期建设的艰辛。他还参与青年婚礼见证、困难学生帮扶和社区服务。

有人问他：" 都这个年纪了，还忙这些做什么？"

张良金回答：" 只要还能做，就别把时间全留给自己。"

这不是一句漂亮话。几十年里，他习惯了把个人安排放进集体任务之后，也习惯了在别人需要时向前一步。对他而言，退休只是岗位变化，并不意味着责任结束。

晚年生活里的张良金，仍然写字、唱歌、下棋，也会翻看旧材料。那些泛黄的照片中，有早期工厂的老厂房，有车间里满手油污的工人，也有自己年轻时踢球的身影。

他最珍惜的，往往不是个人获得过多少称号，而是那些普通职工的名字没有被遗忘。有人守过一台设备，有人几十年只做一道工序，有人从未登上报纸，却把最好的年华留在了洪都。

回到瑶湖飞行大会那天，飞机再次从头顶掠过。身旁有人又问：" 张主席，这一辈子值吗？"

这一次，他笑了笑，说：" 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话音刚落，第二架飞机冲上天空。孩子们抬头追着飞机跑，老人们站在原地没有动。张良金看了很久，手里仍攥着那本写满洪都往事的旧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