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静安区少年村路那栋楼，去年秋天的时候，门口还排过队。让老人们守在楼下的，是牛皮纸袋里的合同、银行流水和转账回执。有人到了电梯口，被一米线和刷脸门禁挡住，只能站在楼下抬头看招牌；曾经让他们放心交钱的名字，如今成了他们追问责任的对象。

这些投资者要问的问题很具体：协议上的章还在，签字还在，钱也确实交出去了，究竟由谁承担责任？有人向媒体展示了两种协议，一种是《盈科市场合伙人协议补充协议》，甲方处盖着盈科律所合同专用章，乙方签着梅向荣的名字；另一种是《法律服务合同补充协议》，签约主体直接写着盈科律所。

一个以入伙名义收钱，一个以购买法律服务的名义收钱，承诺的回报却都指向投资收益。年化收益率从百分之六点几到百分之十以上，有的三年期约定回报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七点五，不足部分由梅向荣用股权分红补齐。老人们看到这种承诺，再看到大律所的章和负责人签名，很容易把合同背后的信誉，也一并算进安全保障里。

七十岁的上海宝山区退休工人李秀兰，就是这样交出了钱。2024 年至 2025 年，她分几次投入两百二十万元，那笔钱原本是儿子交给她保管的。她向记者讲述时声音发抖，说不敢把事情告诉儿子，觉得愧对他，甚至害怕见他。纸上的收益没有兑现，母子之间本来安稳的信任也被牵连进来。

李秀兰还听说，同一批投资者中有一位八十来岁的老人投了一千万元。钱里有一辈子的积蓄，也可能有儿女的贴补。另一名退休教师是被做过保险业务的熟人带来的。对这些老人而言，把钱交出去之前，那个熟悉的招牌已经替代了许多追问。

这份信任怎样形成，宣讲会给出了答案。梅向荣的妹妹梅亚萍反复强调，盈科是全球第一大所，永远不会爆雷。台上有讲师，屏幕上有 PPT，背景板印着盈科标识，有的会议室可能就租在分所所在大楼的楼上。听众往往是由邻居、前同事或跳广场舞认识的人带来，熟人关系让戒备更容易放下。

梅向荣的经历又为这块招牌添了分量。他毕业于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后来靠自学通过法律职业考试；2007 年接手盈科时，律所只有二十来人，后来发展到近两万名执业律师，进入全球规模最大的律所之列。他接受采访时表示，不避讳别人称自己为商人。对投资者来说，这种扩张能力很容易与赚钱能力联系起来。

融资主体的工商关系却另有安排。上海赢柯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之上是北京盈科环球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梅亚萍与梅春华，也就是梅向荣的妹妹和哥哥。这条股权关系与盈科律所没有直接连接，实际经营空间中的联系却很密集。

在宁波和台州，两边的分支机构位于同一楼层，使用同一部电梯，前台也可能兼顾双方事务；重庆的两家机构相距不过几分钟路程。相近的名字、相邻的地址，再加上被混用的公章，普通投资者走进这样的办公地点，哪里容易分得清各自的责任范围？

更具体的变化出现在 2025 年 7 月之后。部分投资者接到换合同通知，甲方改为盈科律所，还有人把新投入的钱直接汇进律所账户。原本以公司名义融资的事情，越发靠近律所本身，合同与资金流向留下了需要回应的问题。既然借助律所信誉让人放心付款，出了事就不能只靠一句切割把投资者打发走。

2026 年 3 月 11 日晚，关于四十亿元融资担保、资金链断裂和梅向荣出事的消息在社交平台迅速扩散。盈科当晚公告称，梅向荣已辞去全部职务，相关事项由其家人所开公司引起，与律所执业活动无关。律所明确作了否认，投资者也没有丢掉盖章的协议，两边的主张最终都绕不开这些合同与资金往来。

在这份公告之前，还发生了两次变化。3 月 2 日，北京市司法局批准盈科从普通合伙变更为特殊的普通合伙，距离 3 月 11 日相隔九天；3 月 10 日董事会换届，由李景武接任，官网创始人页面随后删去了梅向荣的名字。组织形式、负责人和页面信息很快完成调整，投资者追索的款项却没有因此得到解决。

合伙形式的区别关系到责任承担。普通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特殊的普通合伙中，某个合伙人因过错产生的债务，其他人原则上不承担同样责任。具体到这些协议，律所应否承担连带赔偿，仍是老人们等待回答的问题。公告能说明律所的态度，不能直接替法律程序作出结论。

3 月中旬，静安警方立案，案件经过七个月侦查，进入新的阶段。2026 年 10 月 12 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发出告知书：犯罪嫌疑人梅向荣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一案，已由静安区检察院报送该院审查起诉。

从基层检察院报送市检二分院，也显出案件分量。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案件由市级检察院办理，集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时，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案件走到审查起诉，老人们的等待仍在继续，谁担责、能追回多少，都还没有落定。

金额同样存在不同说法。网上流传的是四十亿元，盈科方面有人给出的协议金额则是十亿元，同时表示不涉及律所资产抵押，但可能借用了律所声誉获取信任。两种说法相差三十亿元，关系到案件处理，也关系到投资者最终可能获得的返还。

10 月中旬，盈科还在内部通知各分所的合伙人、董事和员工持股人员登记债权，称他们也属于被害人。有的分所合伙人个人损失约九万元，加上被挪走的资金，涉及数百万元。连机构内部的人都被卷进来，事情给这家律所留下的伤口，显然没有随着创始人离职而消失。

一些投资者已经不准备报案，因为觉得非法集资返还比例太低，很难抱有希望。有人连儿子都不敢见，有人把养老积蓄全投进去，他们曾相信有近两万名律师支撑的品牌，也相信熟人介绍与正式合同足以提供保护。如今拿着合同四处等待，连该向谁追讨都得争论，这样的处境实在让人难受。

法律服务行业凭借专业与信誉获得信任，公众尤其容易相信它比别人更懂责任，也更会遵守规则。现在，经营大律所的人却成了集资诈骗犯罪嫌疑人，融资结构与盖章合同又把责任问题推得如此复杂，这给行业信任造成的伤害，远非一次人员更替所能消除。

七个月的侦查结束，审查起诉刚刚开始。涉案金额是否还会增加，盈科是否承担连带赔偿，投资者能拿回多少钱，都还等着法律程序给出答案。少年村路楼下那些人所求的也很朴素：当初让他们相信的红章和签名，到了追究责任的时候，总得有人认真认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