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不良资产行业研究）

来源丨不良资产行业观研综合

10 月 12 日，上海检方公告，盈科律所原负责人梅向荣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一案已移送审查起诉。

10 月 14 日，盈科内部发出通知，部分律师和员工被列为案件被害人，可进行债权登记。有分所统计，平均每位合伙人投入约 9 万元，加上被挪走的资金，一所涉及数百万元。但不少律师对追回投资款不抱太大希望——他们太清楚非法集资案件的返还率了。

一个值得不良资产行业认真看的细节是：这次踩雷的，是一群 " 身经百战、阅案无数 " 的法律人。 他们不是被高息冲昏头脑的普通投资者，而是对合同、风险、追偿路径了如指掌的专业人士。当专业判断都失效时，说明问题不在 " 谁不够聪明 "，而在 " 这套结构本身的设计，就是为了让最谨慎的人也放下戒备 "。

这笔 " 债权 " 的底层资产，是信任

从不良资产处置的视角看，梅向荣案形成的是一批特殊的债权——它没有抵押物，没有担保物权，没有可执行的不动产。它的 " 底层资产 "，是盈科律所三十年积累的专业信誉，以及创始人与律师之间基于共同职业身份建立的信任关系。

原文披露的 " 合伙人头衔体系 " 是一个精妙的信用转化装置。100 万元入伙，承诺年化收益不低于 10%；收益不足部分，梅向荣以股权分红兜底；超出部分，50% 归梅向荣。这个结构把 " 合伙 " 这个法律概念，变成了一个固定回报的融资安排。入伙人以为自己买的是一份 " 合伙人权益 "，实际拿到的是一张没有抵押、没有登记、没有第三方托管的信用欠条。

当这家律所的创始人以个人名义兜底、以律所品牌做隐性背书时，投资者评估风险的方式就变了。他们不再去查底层资产是什么、钱投去了哪里、还款来源是否真实，而是默认 " 盈科不会倒 "" 梅向荣跑不了 "。信任替代了风控，身份替代了尽调。 这是这笔债权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的结构性缺陷。

为什么 " 专业 " 没有成为防火墙

律师比普通人更懂法律，为什么没有识破？

因为这套结构的设计，恰恰绕开了法律人的专业本能。它不是一份漏洞百出的借款合同，而是一套嵌套在 " 合伙人制度 "" 股权分红 "" 内部激励 " 这些组织语言里的安排。当你以 " 入伙 " 而非 " 投资 " 的身份参与时，你关注的是合伙协议的条款、分红的计算方式、退出的条件，而不是底层资产的真实性。身份认同先于风险判断，这是专业训练很难覆盖的盲区。

更关键的是，当律所内部的管理层、分所负责人、甚至身边的同事都在参与时，从众效应会消解个体的警惕。原文提到，梅向荣会与员工分享律所的发展、关联公司的动态，承诺 " 伴随着律所和旅游的发展，将会给大家带来稳定且长期的回报 "。这种叙事把个人投资与组织命运绑定在一起，让 " 不参与 " 显得像对组织的不信任。

这意味着，这笔信用债权的 " 被害人 " 群体，本身就具备极高的专业能力，但他们依然没有能力在事前识别风险，事后也没有能力通过常规法律手段实现回收。 专业能力在结构性信用错配面前，保护作用有限。

传统不良资产处置的核心工具，是围绕抵押物展开的——查封、拍卖、变卖、以物抵债。有抵押物，就有定价锚，就有处置路径，就有回收预期。

但梅向荣案形成的这类 " 信用债权 "，完全没有这些抓手。钱去了哪里、还剩多少、有没有被转移，需要刑事侦查来回答；能追回多少，取决于追赃挽损的进度，而不是债权人的清收能力。即便最终形成一份生效的刑事判决，被害人的受偿顺位、受偿比例也完全不同于民事债权。

对于 AMC 和不良资产投资人来说，这是一个需要被划入 " 不可定价资产 " 或 " 高度不确定资产 " 的类别。它不具备传统不良资产的现金流可预测性，也不具备通过司法程序推动处置的杠杆。它的回收率不取决于处置方的能力，而取决于刑事程序的进展和追赃的实际结果。

这反过来提醒行业：在评估任何一笔困境债权时，抵押物以外的 " 信用支撑 " 必须被打上折扣。 一家机构的品牌、创始人的声望、合伙人的身份，在正常经营时是信用增强项，在风险暴露时可能一文不值。真正的安全边际，永远来自那些可以被查封、被估值、被变现的底层资产。梅向荣案里最值钱的东西——信任——恰恰是最无法处置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