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文立足历史事实进行创作，对部分细节、对话做文学化加工处理。

2009 年 7 月 14 日中午，南京鼓楼区白云花园，两名先声药业的员工跟着物业上了楼。他们是来找人的——副经理徐建已经一天多没有消息。门铃按了许久，屋里没人应，可挂在楼道里的空调外机还在转，电表也在走。楼下的车没锁后备箱，里头搁着水果、面条和几样日用品。几个人越看越不对，怀疑屋里煤气漏了，拨了 110。开锁师傅把门弄开的那一刻，一股腐臭混着铁腥味涌出来，走廊地上躺着一个人，身上盖着一床被子。而客厅沙发上，还坐着一个人。

沙发上那个男人后来查出来叫艾建国，33 岁，湖北武汉人。可在那个中午，他只是一个双手沾血、安安静静坐在别人家客厅里的人。民警绕过他先看走廊，被子掀开，是戴红，37 岁。再往里走，书房里躺着徐建，43 岁。洗手间里，是他们 7 岁的女儿徐潇潇。

三具遗体都不完整，身上有明显的分解痕迹。

法医的结论写得清楚：徐建和女儿头部遭过钝器打击，死于颅脑损伤；戴红除了头上挨钝器，脖子还被掐过，死于窒息合并颅脑损伤。

屋里能找到的工具摆了一地。洗手间东侧是一台台式砂轮机，主卧里是一台钢材切割机，此外还有锯条、榔头、菜刀、剪刀。

通往入户门的走廊里，散着好几只印着 " 世纪华联 " 字样的白色塑料袋。客厅电视柜上，一个黄色纸袋被翻开，里面是 5 份房产过户合同。

合同只讲一件事：把白云花园这套房子，过户给艾建国。徐建的名字上按着一枚红色指印，法医后来比对，指印是徐建左手大拇指按下来的。

沙发上的男人没有走

这套房子是徐建一家三口的住处。

徐建在南京先声药业做副经理，管商业拓展。公司里的人对他的评价很一致：做事严谨，为人友善，人缘不差。

戴红比他小六岁，性格内向随和。她原先在无锡一家医院做产科护士，因为身体的原因请了长假，一直在家休息。

女儿徐潇潇刚上小学一年级，活泼，话多。

7 月 13 日是星期一。按计划，徐建这天要坐飞机去外地出差，结果人没赶上航班。单位再打电话，手机没人接，家里座机也没人接。

第二天中午，两名同事找上了门。

奇怪的地方就在门口：空调外机在转，电表在走，说明屋里有人用电；可门铃按下去，一点动静都没有。

几个人下楼，看见徐建家的车还停在原处，后备箱敞着没锁，里面塞着水果、面条和生活用品。

像是刚买完东西回来，又像是准备出门。

怀疑是煤气中毒，物业拨了警。民警到场后联系了开锁师傅。门一开，气味先冲出来。

走廊里盖着被子的那个人，是他们最先看到的。

沙发上的男人这时才动。他看见门口站着警察和物业，先是一愣，接着整个人抖起来，把两只血手摊开给民警看，一边往卫生间那边挪，一边说——

" 我到卫生间洗洗手，再和你们走。"

民警没让他去。人当场被控制。中午 12 点 40 分，鼓楼区公安分局增派的警力赶到现场。

人被按住之后，很快就开了口。他说自己叫艾建国，三个人都是他锤死的。

他讲了一个三十万的故事

艾建国 1976 年出生，湖北武汉一个农村家庭，家里排行第三，上面两个姐姐，下面两个弟弟。

很小的时候，父母把他送给河南一位没有孩子的伯伯抚养。

他读书不顺。高考复读了几次才考上大学，本科毕业之后，26 岁才考进中国药科大学读研究生。学费是姐姐和弟弟凑的。

他的研究生导师回忆，这个学生性格内向，不轻易表露真实想法，除了必要的交流，师生之间来往不多。" 跟他一起的同学们也这样评价，说他不太合群。"

2004 年毕业，艾建国进了药企正大天晴。徐建当时也在这家公司，是他的上级。

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对《扬子晚报》说，艾建国脾气特别差，为人冲动。她举了个例子：有次艾建国捡到公司另一个男同事的钱包，还回去时对方开了句玩笑，问他有没有拿里面的钱，艾建国当场动了手。

" 他真是很野蛮。这种人又凶又冲动，迟早都要出事。"

入职没多久，他告诉导师想辞职，自己创业。导师劝他——

" 你是外地来的，在南京人生地不熟，创业不易，还是多干几年再说。"

他没听。后来也不怎么和导师联系了。

2004 年下半年，徐建从正大天晴辞职，跳槽去了先声药业。2005 年上半年，艾建国也走了。

网上很多材料说，艾建国在正大天晴期间很受徐建赏识，那次打架也是徐建帮他摆平的。可在 2009 年到 2012 年报道本案的新闻稿里，找不到这种说法。连向《扬子晚报》讲出打架一事的那位前同事，也没提过徐建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媒体能查到的两家往来只有一件：徐建的妻子曾把自己的表妹介绍给艾建国。

那位表妹说，两人互发过短信。她觉得艾建国思想古怪，两人并没有谈过恋爱。

再往后，是网上流传最广的一个版本，连百度百科 " 南京灭门案 " 词条也这么写：2007 年，艾建国创业攒下第一笔钱，徐建以在南京买房凑首付为由向他借了 30 万，因为是好朋友，他没让人打欠条。等徐建的新房住进去，艾建国才发现这家人吃穿用度都很讲究，不像缺钱的样子。之后一年多，他几次上门谈还钱，都被各种理由推掉。到 2009 年春节，他公司周转困难，催得紧了，徐建干脆避而不见。他咨询律师才知道，没有欠条、没有录音，这钱很难通过打官司要回来。

按这个版本，血案是这样被点着的。

艾建国自己的说法是，2009 年 7 月 12 日他去了徐建家，一定要讨个说法。当时戴红不在，屋里只有徐建和他女儿。下午 4 点多，戴红回来了。

他说，戴红一进门就装作不认识他，只用无锡话跟徐建说话。徐建本来已经承认欠他 30 万，也答应写欠条，戴红却在旁边挤眉弄眼，让丈夫否认，还拦着不让写。

讨债没成，他说自己本来打算走，回头委托催债公司来处理。就在他要出门的时候，戴红拿了一把榔头过来要砸他。

他跳起来抢下榔头，回身要砸。戴红跑进女儿的卧室，反锁了门。他一脚把门踹开，进去之后又把门反锁，两个人在房里从吵到打，最后他把她锤死。

然后他打开门，让徐建进屋。徐建看见妻子倒在地上，生死不知，当场跪下，说可以卖房还债，求他放过自己和女儿。

按他的叙述，他还提了个建议：两个人一起把戴红的尸体处理掉，他再帮徐建找个老婆。可徐建只是一个劲地求饶，他觉得对方根本不信他，于是把徐建也锤死了。

至于徐潇潇，他的理由是：孩子看见了他杀徐建的过程。

这套说法如果成立，还有两个地方说不通。

第一，就算没有欠条、没有录音，转账记录总该有。他难道连银行流水都拿不出来？如果流水在，加上后面聊天里徐建承认过欠钱，法院是可能支持的。

第二，他都说要走了，戴红为什么还要拿榔头去砸一个上门讨债的人？徐建听见妻子被锁在房里、听着冲突一路升级，就一直在门外等着，连报警都不报？

三张银行卡加起来不到一百二十块

2005 年从正大天晴辞职后，艾建国注册了南京飞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卖科研仪器、耗材和化工产品。

创业的钱是向多位亲戚借的，一共凑了约 22 万元。

公司到底做得怎么样，先声药业几个人后来的回忆能拼出来。

一位高管说，2006 年艾建国单独找过他，自称是徐建以前的同事。两人做了几笔小额交易，总货款不超过 6 万元，利润估计也就一两千元。

一年后，艾建国又找上门，这回和一位采购经理谈了一笔 78 万元的生意。按规定他要先垫付 39 万元货款，这笔钱他一直拿不出来，生意就黄了。

2008 年 4 月，徐建把艾建国介绍给先声药业另一位采购经理。两人谈的是纯水机，因为艾建国报价实在太高，没谈成。之后，艾建国多次跟踪、威胁这位经理。

公司有没有别的客户？案发后媒体查过：2006 年它的营业额不到 6 万元，全部来自与先声药业的交易。接下来两年，这家公司连工商年检都没去做。

2008 年，艾建国的父亲去世。四个姐弟各出 2000 元丧葬费，他一分没掏。为这件事，弟弟跟他打了一架。

到 2009 年 7 月，他的处境没有好转。被捕后，警方在他租住处找到 3 张银行卡，余额分别是 119.07 元、0.94 元和 0 元。

三十万这个数字只活在他嘴里，一百一十九块零七分躺在卡里。

徐建那边的账是另一个样子。从 2007 年开始，他每月工资都在一万元以上。案发后徐建的家人也澄清过，徐建没有为房子首付借过钱——首付是他炒股赚的，2007 年那波行情，剩下的从银行贷的款。

电梯摄像头把时间改了

徐建家的入户大门正对着电梯口。电梯每开关一次，轿厢里的摄像头就会扫过他家门口。

这段监控把艾建国自己讲的时间推翻了。

录像里，7 月 11 日晚上 8 时左右，艾建国是和徐建父女一起进的门。不是他说的 7 月 12 日。那天戴红回无锡探亲，不在南京。

徐建进门时正在跟亲戚通电话，很快就收线了。亲戚朋友后来回忆，从那以后，再没接到过徐建的任何消息。检方的判断是：7 月 11 日晚上，徐建父女已经被锤子害死。

害死两个人之后，艾建国在那套房子里又待了一天。

7 月 12 日下午 4 点，戴红从无锡开车回到白云花园。她没锁后备箱——从这一点推测，她大概是想回家喊丈夫下来帮忙拿东西。检方推测，她进门之后，被藏在屋里的艾建国杀害。

7 月 13 日，艾建国多次外出。他从白云花园附近的金桥市场买了砂轮机、切割机，又在一家超市买了大量塑料袋。

一个卡里只剩一块钱的人，哪来的钱买这些？落网后，警方从他裤子口袋里搜出一张徐建的银行卡，里面有 3 万元左右余额。至于他怎么知道密码，材料里没有交代。

7 月 14 日清晨，他把三名受害人的部分遗体装进塑料袋，丢进白云花园附近一个窨井口。那个窨井口下方正好有一段横梁穿过，警方后来就是从横梁上面找回来的。

当天中午，联系不上徐建的同事找到物业，这起案子才被发现。

法庭上他说是三个陌生男人干的

从落网到审判，艾建国始终没有交代真实的动机。

到了法庭上，他换了个说法：徐建一家是遭黑帮报复，被三个陌生男子杀害的，他只是意外卷了进去。

监控录像、现场痕迹和 DNA 检测结果，把这个说法排除了。

还有一样东西值得看：锯条和榔头。这两样都不是家里常备的工具，而他最初接受盘问时，已经承认自己是用锤子杀的人。

2010 年 7 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艾建国死刑。

法官念完判决，他在被告席上嚷了一句——

" 真他妈无耻，要我的命！"

随后他假装手疼，拒绝签收判决书，还一再指着法官问：" 你怎么这么判？"

一审之后，他上诉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省高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1 年 8 月 12 日，艾建国被执行死刑。

案发十年后回头看，这案子最耐人寻味的地方不在凶案本身，而在它被讲成的那个样子。

谣言里的徐建夫妇，是一对有钱、势利、爱占便宜的老赖；谣言里的艾建国，是一个能吃苦、话不多、被逼急了的年轻人。这个故事直白，易懂，够劲爆。

谣言给了这桩案子一个能听懂的理由，事实只给了一个名字。

真实的那一面是：一个 43 岁的副经理，给一个不合群的外地年轻人介绍过客户；他的妻子把表妹介绍给对方认识；然后这一家三口，包括一个 7 岁的女孩，被锤子砸死在自己家里，死后还被分解。

没有欠条，没有转账记录，没有一句能站住脚的旧账。只有五份按着手印的过户合同，摊在客厅的电视柜上。

一条蛇不会因为农夫的手掌是热的，就改掉咬人的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