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把椅子
报到那天是七月十四号,成都热得像蒸笼。高新区那栋写字楼的十七层,教育体育局综合处腾出了一间小会议室,六把折叠椅一字排开,椅背上贴了名字。
周明远来得最早。他坐在写有自己名字的那把椅子上,把入职材料摊在膝盖上,一样一样核对:毕业证、学位证、报到证、身份证复印件。他是重庆人,在成都读的大学,考这个岗考了两次。第一次笔试差三分,第二次面试逆袭。他妈在电话里说 " 稳了 ",他说 " 稳了 "。
人陆续到齐。六个人,五男一女,都是应届或毕业一年内的。综合处的老郑——一个五十出头、头发剩得不太多的主任科员——站在白板前面,用马克笔写了个 " 欢迎 ",转身说:" 咱们处里条件有限,先挤一挤。你们六个先跟着各自带教熟悉情况,下周开始分到处室。"
没有工位。六个人分到三张桌子,轮着用。小会议室就是他们的临时办公点。周明远后来才知道,这间会议室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既是他们开会的地方,也是他们午休趴着的地方,还是局长临时来 " 看望年轻人 " 时拍照的背景板。
第一个星期,六个人分别被领去了教育处、体育处、综合处、人事处、安技处、督导处。周明远在综合处,带他的是老郑。老郑第一天就跟他说实话:" 咱们这儿,活多人少,你来了就得顶上。别指望朝九晚五。"
周明远点头。他做好了加班的准备。他没做好准备的是,加班的内容是给一份关于 " 课后延时服务满意度调查 " 的表格调整行距。老郑把一份纸质版递给他,说:" 局长要求字体大一号,行距宽一点,你调一下,重新打一份,送三楼文印室。" 周明远看了一下表格,四十多页。他调完行距,打印,送文印室。文印室的阿姨说:" 小周啊,你这个不行,局长要的是仿宋三号,你这是小标宋。" 他回去重调。那天他来回跑了四趟三楼,最后一份送上去的时候,局长已经下班了。
第二个星期,六个人在会议室吃午饭的时候开始交换情报。在体育处的赵一鸣说,他这周的主要工作是给全区中小学体育器材做台账,四百多所学校,每所学校的篮球架、单杠、跳绳数量都要录入系统。" 我录了三天,才录完七十所。带我的老师说,这个数据去年也录过,但系统换了,得重来。" 在人事处的林薇说,她被安排整理近五年入职人员的档案,纸质版扫描成电子版,一天扫八百页," 手腕快断了 "。在安技处的孙鹏说,他跟着去检查了三天消防,拍了二百多张灭火器的照片,回来一张一张编号归档。
" 有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些活到底有什么意义?" 赵一鸣问。
没有人回答。周明远嚼着一份十二块钱的盒饭,想起自己备考时背的 " 公共服务 "" 行政效能 " 那些词。
第三个星期,局里来了一个急活。省厅要一份关于高新区 " 体教融合 " 的汇报材料,时间紧,任务重,局长亲自盯。六个人全被拉进一个临时工作组,晚上干到十点是常态,有两天干到凌晨一点。林薇负责数据核对,赵一鸣负责案例整理,周明远负责统稿。统稿的意思是把六个人写的部分拼在一起,统一格式,统一口径。他改到第三版的时候,发现赵一鸣写的 " 某小学 " 和林薇写的 " 某学校 " 其实是同一所,只是叫法不同。他去找赵一鸣确认,赵一鸣翻了个白眼:" 我哪知道,我从去年的材料里抄的。"
那份材料最后交上去了。局长在全局大会上表扬了 " 新来的年轻人能吃苦 "。但周明远注意到,材料里有一个数据错了:某校的体育场地面积,多写了一个零。他是在交上去之后才发现的,犹豫了一下,没有说。
第四个星期,工资条下来了。周明远的基本工资加绩效,扣除五险一金,到手四千二。他在成都南边租了一个单间,月租一千五。水电物业两百。每天地铁通勤来回十二块,一个月三百。午饭如果在单位吃盒饭,一顿十二,一个月二百六。他算了一下,剩不到两千块。这还不算他偶尔跟大学同学吃顿饭、买件 T 恤、给手机充话费。
林薇的到手比他多一点,四千六。但她家在绵阳,成都租房更贵,合租也要一千八。她在会议室小声说:" 我上个月花呗还了三千,全靠家里补贴。" 赵一鸣是成都本地人,住家里,没有房租压力,但他算了一笔账:" 我要是想攒钱买车,按这个攒法,得攒到三十岁。"
第五个星期,局里发了一个通知:新入职人员,无论编制在哪个处室,一律先到政务大厅窗口轮岗三个月。周明远被排到了下周。他去政务大厅看了一眼,窗口在一楼,玻璃隔断后面坐着一排人,面前是叫号机,来办事的人隔着玻璃递材料,里面的人盖章、签字、说 " 下一个 "。带他的大姐说:" 不难,就是坐得住。一天大概叫八十个号。"
周明远站在大厅里,看着那块 " 为人民服务 " 的牌子,忽然想起自己考编的时候,申论写的就是 " 基层公共服务的人性化 "。他不知道该怎么把这句话安放到眼前这块玻璃上。
第六个星期,赵一鸣第一个交了离职申请。他在会议室里把那张纸拍在桌上,说:" 我算想明白了。我在体育处录台账,录到第三千条的时候,系统提示‘数据格式错误’,然后把我前面录的全清空了。我坐在那儿,盯着屏幕,问自己:我到底在干什么?" 他走的时候,带走了自己的水杯和一把折叠椅上的名字贴。
第七个星期,林薇走了。她的理由写在离职申请上:" 个人职业规划调整。" 私下跟周明远说的是另一回事:" 我妈住院了,我回去看她,在高铁上接到处长的电话,问我档案扫描扫到哪一年了。我说我请假了。她说哦,那你回来抓紧。" 林薇说,她在那一刻觉得自己像个正在充电的电池,电量只够维持通话,不够维持一个人。
第八个星期,孙鹏和另外两个男生也陆续交了申请。孙鹏拿到了一个企业的 offer,做安全咨询,月薪七千五,比编制多三千,但 " 至少干的事是能说清楚的 "。另一个男生考上了老家县城的公务员,他说 " 宁可在小地方当个活人,不在大地方当个零件 "。
周明远是最后一个走的。他犹豫了几天。他妈在电话里说:" 你再想想,编制多难考。" 他说:" 妈,我每天的工作是把表格的行距调大一号,然后跑到三楼问文印室阿姨行不行。我学了四年公共管理,不是为了干这个的。"
他交离职申请那天,老郑把他叫到走廊尽头,递了根烟(周明远没接),说:" 我理解。但外面也不好混。" 周明远说:" 我知道。但这里我待着,觉得自己在变薄。"
六把折叠椅重新叠起来,靠在会议室的墙角。椅背上的名字贴被撕掉,留下六块浅浅的胶痕。老郑把桌子上的水杯印擦干净,给下一批来的人腾地方。
后来周明远在一家做社区服务的公益机构找了份工作,工资五千五,没有编制,但每天下班的时候他知道自己今天做了什么。赵一鸣去了一家体育用品公司做渠道,林薇回了绵阳考教师编,孙鹏在安全咨询公司干得还行。六个人偶尔在群里说话,有一次赵一鸣发了一张照片,是新单位的工位,配文:" 有桌子,不用抢。"
周明远回了一句:" 椅子后面有名字吗?"
赵一鸣说:" 有。我自己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