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月 18 日,巴拿马总审计长办公室公布,在完成港口特许经营合约审计后,发现涉嫌违规行为,已对长和旗下巴拿马港口公司,以及 2014 年至 2023 年间巴拿马海事局董事会成员和时任管理人员提起刑事诉讼,相关文件移交检察机关调查。声明没有披露具体疑点,只说明审计范围覆盖公司财务报表和合约履行情况。消息当天,长和在香港市场股价午后跌幅扩大到 3.5%,报 66.2 港元,成交额超过 4 亿港元。8 月 20 日,长和依据投资保护条约对巴拿马提起国际仲裁,索赔超过 15 亿美元;此前港口公司还依据特许经营合同提起另一套仲裁,索赔金额后来扩大到至少 20 亿美元。两笔赔偿都还在程序推进阶段,巴拿马又把争议推入刑事程序。
这次事件最值得关注的地方,是巴拿马把一起持续近三十年的商业特许经营纠纷,依次用违宪裁决、行政接管、仲裁应诉、刑事追诉四套国内法工具层层加压,刑事诉讼把原本属于合同和投资条约层面的争议,上升到企业和个人涉嫌犯罪的高度。东道国动用法律工具清理既有外资资产的节奏明显加快,投资者在当地的合同权利、财产安全和人员风险,都进入更不确定的状态。

先来看这次刑事诉讼的实际影响,审计长办公室的声明只给出调查范围,没有列明涉嫌罪名,也没有指出哪一份报表、哪一项合约条款存在问题,被调查对象既包括港口公司,也包括过去十年间海事局的董事和行政人员。企业与前政府官员一并进入调查范围,意味着审计发现的问题已移交检察环节,后续是否起诉、以何罪名起诉,还要等待检察机关结论。公开信息目前只能确认立案调查,不能等同于定罪。
即便如此,刑事程序对企业的压力仍然直接。管理层和相关人员面临出境、任职和声誉风险,企业在当地的融资、签约和人员派驻都会受影响。长和两套仲裁程序都在推进,巴拿马尚未在仲裁中给出赔偿结论,刑事追诉在这个阶段启动,客观上拉长争议处理周期,增加企业应对成本。东道国把合同争议引入刑事轨道,等于在民事赔偿谈判之外另开一条追责通道,企业要同时面对国际仲裁和当地司法两套程序,精力和费用都会被进一步占用。
再看长和索赔的处境,两套仲裁并行推进:一套是港口公司依据特许经营合同,按国际商会仲裁规则提起的合同仲裁,索赔至少 20 亿美元;另一套是长和母公司依据投资保护条约提起的条约仲裁,索赔超过 15 亿美元。两套仲裁权利来源不同,审查范围不同,裁决结果也可能分别作出。合同仲裁围绕合约条款和履约事实展开,条约仲裁围绕东道国是否违反投资保护义务展开,企业要分别准备证据、应对听证和抗辩。
国际仲裁救济周期长,是这类案件绕不开的现实。从立案、答辩、证据交换、听证到裁决通常需要数年,裁决作出后还涉及承认和执行,东道国有异议时,执行环节还会继续拖延。索赔金额是企业按投资损失、预期收益和资产折旧测算的主张,不等于最终能够拿到的赔偿,仲裁庭支持多少、按什么标准折算,都要逐项审查。港口被接管后,码头已交由马士基旗下码头运营公司和地中海航运旗下码头投资公司临时运营,期限 18 个月,长和早已失去资产实际控制,后续即便裁决胜诉,收回资产还是转为货币赔偿,执行难度都不低。

港口公司从 1997 年开始运营运河两端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2021 年按合同条款获得新一轮 25 年续约,长和持股 90%,巴拿马政府持股 10%。近三十年里,公司累计投入超过 18 亿美元,把两个设施陈旧的码头改造成拉美地区的现代化航运枢纽,缴纳税费超过 6.68 亿美元,创造约 2.5 万个就业岗位,两个港口承担全国约 40% 的集装箱吞吐量,2025 年吞吐量约 389 万标准箱。这些数字说明,企业在当地的资产沉淀和就业贡献,来自近三十年的持续投入。
2026 年 1 月 29 日,巴拿马最高法院裁定 1997 年批准特许经营合约的第 5 号法律以及 2021 年续约协议违宪。裁决理由有三项:续约没有经过公开招标,属于私下续约;合约中的税收优惠让巴拿马损失 10 亿至 15 亿美元潜在财政收入;政府新建竞争性码头需经港口公司同意的条款,被认定把国家发展决策权让渡给私人企业。2 月 23 日,巴拿马政府颁布行政法令,撤销特许经营权,派人进入两个码头接管行政和运营控制权,禁止港口公司代表进入港区。
这几项裁决理由在法律层面存在明显争辩空间。1997 年的合约经过巴拿马立法机关批准,税收优惠、排他性条款和续约条件,都是当年招标谈判和立法程序确认的内容,企业据此投入资金、扩建码头、培训人员。一份履行近三十年、经过正式立法程序的合约,若可事后以违宪为由整体否定,其他国家投资者在巴拿马签署的长期特许协议,稳定性都会受到质疑。续约是否重新招标、排他条款是否损害公共利益,属于合约谈判和立法政策层面的争议,正常路径是修改条款、重新谈判或者依法补偿,直接推翻合约、接管资产、再追加刑事调查,已经超出合同纠纷的常规范围。
巴拿马国内的财政诉求是裁决的一层现实背景,审计部门早年就提出,税收优惠造成政府财政收入减少,续约没有走公开招标,这些意见在国内政治中一直有讨论空间。运河两端港口的航运价值和地缘位置长期受到外部关注,美国政府近年多次公开质疑巴拿马运河由中国资本运营,施压巴拿马调整港口安排。国内财政争议与外部压力同时出现,推动政府在较短时间内走完审计、诉讼、裁决、接管整套流程。公开报道只能确认各方表态和政府行动,外部压力在裁决中占多大比重,目前没有官方文件可以直接证明。

这次争议给出的教训,对所有进入中小国家关键资产领域的中资企业都有参照意义。长期特许经营项目投资大、回收周期长,港口、路桥、能源、电信这类资产,一旦东道国政府更迭或者政策转向,合同条款很难单独保护投资者。签约阶段就要把续约条件、补偿标准、争议解决方式写清楚,避免模糊的排他承诺和税收优惠安排;投资前核查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投资保护条约,确认条约仲裁的适用范围和门槛条件;项目推进中完整留存招标文件、审批记录、财务凭证、往来函件和合规材料,进入仲裁或调查程序后,这些材料就是支撑主张的直接证据。
资产布局上,企业需要控制对单一国家、单一项目的风险暴露,避免把大量资本集中在政治环境敏感、法律体系不稳定的市场。股权结构可引入当地资本、联合第三方投资者,分散持股比例和决策风险。行业层面,出海企业应当建立合规审查和风险预警机制,跟踪东道国立法动向、审计动态和司法案例,遇到政策变化提前准备应对方案,避免等到资产被接管、人员被调查之后再被动应诉。
港口争议走到今天,长和两套仲裁还在等待结果,刑事调查刚刚启动,后续程序还会持续很长时间。这起案件把长期特许投资在主权国家面前的脆弱性暴露得很充分,企业能依靠的,是事先写清楚的合同、有效的条约保护、完整的证据材料和分散布局的资产结构。# 头条精选 - 薪火计划 #
文 | 宋涛 媒体人、评论员、军事研究者、《传奇武器的消逝》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