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年发表在《Cell Reports》上的一篇古 DNA 论文,把成都平原史前的一段模糊时间,拉进了可以定量讨论的时代。
论文的主角,是成都高山城遗址——一座比三星堆更早、却长期不太为公众所熟知的史前城址。考古上,它属于 " 宝墩文化 " 体系;在基因上,它第一次被明确地连上了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农耕人群。
如果我们把这条线索往前后延展,会发现:关于古蜀人、" 三星堆文明从哪来 " 的争论,正在从想象转向可以被检验的假说。
一
先把数字摊开。
厦门大学团队在高山城遗址提取到了 5 个古人类基因组:两例属于距今约 4500 – 4200 年的宝墩文化早期,三例属于距今约 3850 – 3720 年的宝墩晚期。时代上,它们介于更早的营盘山系统和后来三星堆一期之间。
通过主成分分析、聚类和亲缘度建模,研究者得到一个非常清晰的结果:这些高山城人群,在遗传上与黄河上游新石器晚期人群最接近,尤其是与通常被归入 "Upper_YR_LN"(黄河上游晚期新石器)的一支,拟合度最高。
为了确认这种接近不是偶然,他们又拿高山城基因组去和大范围的史前人群对比——包括石峁等黄河中上游重要遗址。结果显示,高山城样本与石峁人群有逾九成的遗传相似度,与黄河上游晚期新石器人群的拟合度则在 96% 左右。
这在古 DNA 领域已是非常高的水平,意味着高山城人群绝大部分祖源可以用 " 黄河上游新石器农民 + 少量本地狩猎采集者 " 模型来解释。具体到数字,论文给出的最优模型是:约 92% 的祖源来自黄河流域农耕人群,约 8% 来自西南本地旧石器 / 中石器传统延续的人群。
高山城不是孤例。近年来围绕中国西南、长江上游的古 DNA 工作中,一个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些地区的新石器晚期至早期青铜,普遍能看到黄河流域农耕扩散的遗传信号,只是比例和时间有差异。
这意味着一个相当具体的图景:几千年前的中国西南,并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小盆地,而是在不同阶段不断被来自北方黄河谷地的农耕人群 " 注入基因 "。
二
考古学在更早之前,其实已经给出了一条类似的迁徙路径,只是那时我们还只能用器物和葬俗来推测 " 人从哪里来 "。
四川茂县营盘山,是这条路径的关键节点之一。这里是被岷江环绕的台地,地势开阔,便于耕作,也便于防御。营盘山的年代大致在距今 5300 年左右,被认为是黄河上游彩陶文化向西南扩散的重要落脚点。
通过体质人类学研究,考古学家发现,营盘山出土人骨的颅骨形态,与典型的古代西北人群高度相似:颅形、面部宽度、鼻梁特征都更接近甘肃、青海一带的新石器人群,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长江流域或华南人群。
营盘山出土的大量器物,也与黄河上游的马家窑、齐家系统存在密切联系:包括彩陶纹饰、石器类型以及某些骨器、装饰品。学界普遍认为,这里是一支受黄河上游彩陶文化深刻影响,甚至很可能本身就由黄河上游人群迁来、再在本地发展起来的社区。
再往南,什邡桂圆桥遗址通常被看作营盘山文化系群第一次明显尝试进入成都平原的证据。该遗址的下层文化遗存,器物组合与营盘山高度相似:彩陶风格、石器工艺都还有很鲜明的 " 西北味 "。年代大约在距今 5100 年左右。
此后,广汉地区出现了三星堆一期文化,成都平原出现了宝墩文化——这两套体系的早期层位,都能追溯到营盘山–桂圆桥链条:有延续的器物谱系,有类似的聚落形态,有相近的葬俗。
宝墩文化大致距今 4600 – 3700 年,多点环绕成都平原边缘分布,是成都平原最早的大型城址文化之一。高山城就是其中的代表性遗址之一。
更细一点的线索来自沙乌都遗址。它紧邻营盘山、波西等遗址,年代大致在距今 4500 年左右。发掘报告显示,沙乌都遗址的文化内涵与营盘山一脉相承,同时又与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有密切联系。
从考古谱系看," 营盘山–沙乌都–宝墩 " 确实是一条清晰的文化链。高山城古 DNA 的结果,把这条链与黄河上游新石器晚期人群直接连起来,让之前基于陶器和人骨形态的推测,多了一层可量化的支撑。
三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研究者提出:" 既然宝墩–高山城人群与黄河上游关系如此密切,那么更早的三星堆一期人群,很可能也是同一批或紧邻的人群延续。"
目前,三星堆一期(即城址最早期文化层)的 DNA 尚未公布,但从器物类型和聚落形态来看,它与宝墩文化早期有不少相似之处:城墙结构、陶器组合、居址布局都有可比性。这是将两者归入同一 " 大系统 " 的主要理由。
如果这一推断成立,至少可以说:成都平原在新石器晚期到青铜早期的最初一波城邑建设者,很有可能是一支在长距离迁徙中逐渐 " 南下 " 的黄河上游农耕人群。
真正让公众着迷的,是晚得多的三星堆三、四期,也就是出现大规模青铜器、金杖、玉石祭祀坑的阶段。那一批人到底是不是早期城邑建设者的后裔,还是有新的外来人群加入,是目前古蜀研究里的热点问题之一。
因为缺乏这期人群的古 DNA,我们现在能做的,只能是把考古材料和文献线索尽量对齐,给出一个 " 合理范围内的假说 "。
四
古籍里,关于最早的蜀王,多集中在两个名字:" 蚕丛 " 和 " 鱼凫 "。
《华阳国志 · 蜀志》记载:" 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 又说蚕丛氏一族推行石棺、石椁葬俗。这条葬俗线索颇为关键,因为石棺葬在中国的地理分布相对集中:主要见于东北、西南和青藏高原一带。
现有考古材料显示,青海地区确实是石棺葬的早期中心之一,部分学者认为这里是该葬俗向外扩散的源头区。若蚕丛氏确实与石棺葬密切绑定,那么这支被古籍记载的 " 早期蜀王族 ",很可能与青海–甘肃的高原边缘人群存在某种渊源。
另一方面,温江一带的鱼凫城,经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被确认属于宝墩文化体系。彭邦本等研究者指出,三星堆城墙始建于二期文化层,其城墙结构、城址布局与温江鱼凫城存在清晰的承继关系,说明后来的三星堆城址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鱼凫城传统。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推理:鱼凫城属于宝墩文化,而宝墩文化与营盘山–沙乌都一线关系密切,后者又与黄河上游人群有明确联系;如果古籍中的鱼凫氏确实对应这条考古体系,那 " 鱼凫部落 " 也可以被视作自西北南下的一个支系。
将蚕丛、鱼凫这两条线合在一起,部分学者提出,三星堆三、四期青铜文明的核心人群,很可能是这些源自西北的 " 王族部落 ",在成都平原长期演化的结果。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 " 鱼凫部落 "" 蚕丛部落 ",目前只能作为文献与考古关联中的工作假名。我们无法直接用现代意义上的 " 部落 " 去描述三星堆时期的政治组织,也不能简单地把某一座城址等同于古籍中的一个人名或族名。
但从 " 西北–黄河上游–营盘山–宝墩–鱼凫城–三星堆 " 的链条来看," 古蜀早期王权的部分核心群体来自黄河流域或其毗邻高原地区 ",是一个在现有材料下具有一定支撑的方向。
真正要确认三星堆三、四期人群的具体祖源,还需要这期遗址的人骨 DNA 数据公开,目前尚在期待之中。
五
再回到高山城遗址的墓地本身。
考古报告显示,高山城墓葬以竖穴土坑墓为主,一墓一人的单人葬。骨架保存状况较好,死者大多仰身直肢葬,俯身葬较少,屈肢葬仅一例。墓主人头部朝向以西北、东南为多,其次是西南、东北,东西与南北方向较少。
这些细节说明,这里当时已经形成一种相对统一的葬仪规范,不同方位的差异可能与内部族群或宗教观念有关,但目前仍在分析之中。
最引人注目的,是拔牙现象。发掘区内发现的 116 具人骨中,有十余例被拔除了上颌侧门齿——这一习俗的考古学意义非常大。
在更早的中原、辽河、江淮地区,新石器时代拔牙的习俗已有广泛记录,通常被视为成年礼或身份标记的一部分。学界普遍认为,这种 " 拔除特定门齿 " 的习俗由东部地区向长江中游扩散,再逐渐传入西南。
高山城目前是成都平原已知最早出现明确拔牙习俗的遗址之一,而且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偏西的边缘。这说明,在宝墩晚期,成都平原已经开始接受来自东部的某些文化习俗,而这种输入是发生在已经有黄河上游人群扎根之后。
从古 DNA 的结果看,高山城样本的主体仍然是黄河上游农耕人群的后裔,但墓葬类型和拔牙习俗提醒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并不是一个封闭的 " 单一迁徙群体 ",而是在持续的互动中逐渐形成的复杂混合体。
简化一点说:高山城这样一个宝墩城址,可能同时容纳了早期从西北南下的主力人群、长期生活在周边的本地土著群体,以及在后期逐步迁入的东部系人群。不同来源的人在同一套城邑结构中,分享同样的水系和农田,却保留着部分各自的葬俗和习惯。
这种 " 多源混合 " 的图景,很可能也适用于整个三星堆–古蜀区域,只是不同时间段各类祖源的比例在变化。
六
另一条值得展开的线索,是语言。
复旦大学金力团队通过对现代东亚人群大规模全基因组数据的分析,结合语言学分类,提出汉藏语系内部各支分化的大致时间:约 5800 年前开始出现汉藏语系层面的分化,约 4600 年前藏缅语支进一步分出。
这意味着,在营盘山–宝墩–三星堆早期的年代(距今 5000 – 4000 年),今天的大类 " 汉语–藏缅语–壮侗语 " 等,可能已经开始拥有各自的原始形态,虽然与今天的具体支语差别巨大。
如果按照目前很多语言学家的观点,把古蜀人视为广义藏缅语族的一支,那么三星堆三、四期人群很可能使用的是某种早期藏缅语或再细分的一支语言,而非早期汉语。
这并不矛盾于其祖源与黄河流域有较强联系——因为古代黄河上游本身就有大量高原边缘人群,这些人与后来的藏缅语族有复杂的交错关系。祖源 " 北方农耕–高原边缘–本地狩猎–东部输入 " 的混合,不意味着他们在语言上完全变成 " 黄河中下游汉语族 ",而是可能在一个更大的汉藏语系框架内形成独特分支。
换句话说:很多人凭直觉觉得 " 蜀人应该来自百越或百濮 ",其实是把更晚期的南方民族图景提前套用到了几千年前的成都平原。结合目前的考古和基因数据,我们更有理由把古蜀置于一个广义汉藏语系的北缘–西缘交汇点上,而不是简单归入 " 越人 " 范畴。
环境差异确实会在长期中改变生活方式和某些习俗。" 羌人在陕北是一种习俗,在西南又是一种习俗 " 这种说法,从人类学角度并不奇怪:同一大族群在不同生态位下形成的具体文化,往往相当不同。但从深层祖源和语言系统看,它们仍可能属于同一大类。
七
把这些线索都串起来,今天的我们大概可以这样理解古蜀和三星堆的 " 来处 ":
首先,中国西南的农业和城邑传统,很大程度是沿着黄河上游–岷江–成都平原的路径扩散的。营盘山–桂圆桥–宝墩–高山城,是这条路径上目前证据最集中的一段。高山城古 DNA 为这种 " 农耕和人群共同南下 " 的模型,提供了直接支撑。
其次,古籍中提到的蚕丛、鱼凫等蜀王族,虽无法直接对应具体遗址,但通过石棺葬俗、城墙结构、城址继承关系,可以合理地被纳入与宝墩–鱼凫城–三星堆早期相关的文化谱系。若苛守证据边界,我们只能说:" 他们很可能与来自西北、黄河上游的高原边缘人群有关。"
第三,三星堆三、四期的大规模青铜祭祀文明,目前缺乏古 DNA 数据,不能直接断言其人群成分。但从城址延续性、区域聚落格局和文献推理看," 以早期营盘山–宝墩系人群为主体,叠加后续本地及东部输入,在成都平原演化出独特的古蜀青铜文明 ",是比 " 凭空从某个遥远地区突然出现 " 更为稳妥的解释。
第四,从语言和深层遗传结构看,古蜀人更有可能位于汉藏语系内部,偏向藏缅语支一侧,而非与更晚期的百越、百濮完全等同。其祖源中的 " 黄河上游农耕 " 成分,并不自动转换为 " 早期汉语族 ",而是处在高原–盆地交界处一个多源混合的复杂节点。
最后,高山城墓地中出现的拔牙习俗,提醒我们:哪怕在这支明显带有黄河上游基因的人群内部,也已经出现了来自东部的文化影响。这种持续的外来输入,使成都平原很早就成为不同方向人群和文化碰撞的交汇点。
在这样的图景下讨论三星堆,比在 " 到底是从中原来,还是从百越来 " 的二选一框架里争论,更贴近现在我们能掌握的证据。
真正能让这幅图彻底清晰的,是三星堆三、四期人群的古 DNA 数据,以及更多像高山城这样能够同时给出 " 遗传–墓葬–器物–地理 " 多重信息的遗址发掘。在那之前,任何关于 " 真正源头 " 的话语,都应谨慎停留在 " 可能 "" 较大概率 " 的层面,而不是被包装成已经揭晓的 " 终极真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