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岁创业,37 岁掌控 800 亿,赵一鸣创始人为何如此成功?
9 月 7 日,鸣鸣很忙发布致歉公告,宣布设立专项基金,按照称错商品差价的十倍赔付。公司还承诺,所有门店统一配置标准砝码,每天营业前校秤,并把每笔称重数据回传总部,建立全国门店秤具监控系统。
快不等于有效。十倍赔偿可以弥补已经被发现的顾客,却不能自动找出没有发声的顾客。监控系统能够记录数据,却未必能解释为什么某个店员在客流最拥挤的时候反复输错重量。企业喜欢把管理问题交给系统解决,因为系统看起来干净,人的动机却很脏、很复杂,令人不耐烦。
真正需要计算的,是加盟商的账。
鸣鸣很忙旗下门店大部分采用加盟模式。到 2026 年 6 月末,公司在营门店约 26405 家,其中加盟店占 99.97%,自营店只有 9 家。两万六千多家门店,分布在不同县城和街道。总部可以制定标准,却不可能站在每一台秤旁边看着每一次交易。
这就是轻资产扩张的美妙之处,也是它最危险的地方。
总部增加门店,物流规模上升,平台交易额增长,资本市场喜欢这些数字。加盟商却要面对房租、工资、水电、损耗和周边竞争。量贩零食本来就靠低毛利、高周转运转,客人每天多买一包瓜子,店还能喘气;如果客流少掉一成,利润表很快就会像被雨淋过的纸,皱成一团。
据行业分析,鸣鸣很忙从 2024 年初开始全面免收加盟费和管理费,以此吸引更多加盟商。过去一些加盟店大约 12 到 18 个月回本,如今不少门店的周期拉长到 24 个月以上。集团整体毛利率约 11.5%,加盟商的空间自然更窄。
门店还在迅速增加。
2026 年上半年,鸣鸣很忙净增门店 4457 家,平均每天接近 25 家。门店数量增长约 20.3%,单店年化收入却只增加 3.2%。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味道就变了。新增门店没有带来同等幅度的新增消费,更多时候,它们只是从原有门店门口分走顾客。
一条街上开三家零食店,大家都说这是繁荣。店主心里清楚,那是三把刀。
当利润被压到很薄,散装食品的称重便会成为诱惑。电子秤上调一点,收银时多输一个数字,每单多收几元,一天几十单,一个月就是一笔不在报表里的钱。有人会说,动秤风险很大,根本不划算。这话通常来自还没有被亏损逼到墙角的人。
我不喜欢替违规行为找借口。偷一克就是偷一克,顾客没有义务替加盟商承担经营失败。但投资者也不能装作看不见激励机制。总部要求门店不断增加,加盟商承担本地经营风险,总部拿走规模带来的估值,门店却要自己消化客流下降,这种利益关系迟早会冒出裂缝。
公司把增长目标写进会议室,加盟商把亏损写在自己的账本上。两边都盯着数字,只有顾客站在秤旁边。
赵定的经历很容易被讲成一部创业励志片。他出生于安徽芜湖炒货家庭,爷爷和父亲都靠摆摊卖瓜子、花生谋生。高中没有读完,18 岁去了上海,白天在工地搬砖、餐厅端盘子,晚上跑到摄影工作室当免费学徒。他曾经开过摄影店,经营不善,很快关门;后来跟着父母做炒货攒下 20 万元,再去上海开店,三个月赔光。
摄影梦碎了,他回到零食生意里。
2015 年,他在江西宜春开出第一家一百多平方米的零食集合店,单日营业额最高达到 5 万元。老乡看见生意好,纷纷要求加盟,他一口气开出七家,结果全部亏损。单店赚钱和做连锁,隔着一条很深的沟。他没有把责任推给市场,而是自掏腰包退回老乡投入的钱,花半年跑遍全国两百多家门店,重新学习供应链、陈列、选址和管理。
那段经历留下了一条硬规定:加盟商必须亲自驻店,不能把门店交给亲戚或雇员后自己当甩手掌柜。巅峰时期,加盟申请通过率低到 2%,一百个咨询者里,可能只有一个人真正开得了店。
笨办法有时最可靠。
2019 年儿子出生后,赵定直接用儿子的名字创立品牌,把家人的名字挂在门头上。那是一种强烈的私人承诺:如果店里缺斤短两,顾客骂的不只是一块招牌,也可能骂到这个家庭。
可是,个人信誉无法自动复制给两万多家加盟店。一个人能盯住自家摊位的秤,却很难盯住全国各地陌生人手里的按钮。企业从街边摊走到资本市场,往往会把最初的手艺变成流程,把流程变成指标,再把指标交给一群没有共同记忆的人执行。到了这一步,创始人的故事就不够用了。
2023 年 11 月,赵定主动推动与零食很忙创始人晏周合并,组建鸣鸣很忙。2026 年 1 月,公司登陆港交所,市值一度超过 800 亿港元。集团 2025 年营收达到 661.7 亿元,净利润 23.29 亿元,门店约 21948 家,覆盖全国约 75% 的县城。
但赵定个人薪酬约 186 万元,董事长晏周年薪约 1.37 亿元。这些数字不能单独证明谁掌握了全部权力,却能提醒我们,公司已经不是一个创始人凭直觉就能拧紧螺丝的作坊。赵定负责战略和业务发展,日常运营与财务决策更多落在董事长及管理体系手里。创始人的名字还在,企业的方向盘却未必完全在他掌中。
这正是那四块牛肉干刺人的地方。
一个靠 " 足斤足两 " 赢得信任的人,旗下门店却被顾客指责缺斤少两。反差不是故事的高潮,而是管理失速的证据。规模从两千家冲到两万六千家,如果组织能力没有同步增长,扩张就不是护城河,而是把问题复制两万遍。
监管总局已经在河北、浙江、福建开展电子计价秤监管试点,试图找到可推广的治理方式。这个动作说明,问题并非某一家门店偶然犯错。量贩零食、社区团购,甚至一些加盟型餐饮品牌,都在重复同一个剧本:平台快速铺开网络,末端交给合作方,培训、巡店、追责慢半拍,出了问题再用公告和赔偿灭火。
社区团购曾被查出冷链缺失、食材混放、储存环境不达标等问题,湖南等地还针对平台违法行为立案 93 起。三只松鼠也曾因旗下公司生产的山核桃味瓜子霉菌项目不符合标准,被罚款并没收违法所得。上市公司连自有工厂的产品都可能看漏,更不用说数万家加盟店里那些每天被不同人操作的电子秤。
所以我不会因为十倍赔偿就重新给出高分。
赔偿是底线,不是治理。标准砝码是工具,不是信任。总部回传称重数据,也不能代替合理的加盟利润、有效的巡店机制和真正会落地的惩罚。企业若只在舆论烧起来后修秤,却不修加盟体系,今天是牛肉干,明天可能是散装糖果,后天是仓库里的临期食品。
我喜欢简单的生意。顾客拿走多少,就付多少;加盟商卖得越好,赚得越稳;总部赚钱,不能靠把末端逼到悬崖边上。这样的账,才算得长久。
沧州那位顾客大概没想过,自己拿着一袋牛肉干走到公平秤旁,会把一家市值数百亿港元的公司推到聚光灯下。他只是想知道,袋子里究竟有多少东西。
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真正结束。梭梭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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