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 6 月，交银施罗德迎来重要人事变动。

根据交银施罗德披露的公告，董事长张宏良因临近法定退休年龄，按照公司内部管理制度退出一线管理岗位，离任日期为 6 月 12 日。张宏良 2024 年 10 月正式履职，离任时任职时长仅一年零八个月。

基金公司开展人事调整本属于行业正常现象，但本次调整的时间节点颇受市场关注。

把时间线拉长来看，去年 6 月，执掌公司总经理岗位六年、推动公司业务快速发展的谢卫转任公司资深专家，退出经营一线，长期任职于交通银行体系的袁庆伟接任总经理。一年之内，交银施罗德完成董事长、总经理两大核心岗位的交替更迭。

高管频繁调整的背后，是交银施罗德面临不小的经营挑战。据公开统计数据，截至 2026 年一季度末，交银施罗德公募管理总规模 5245.86 亿元，在 163 家公募持牌机构中位列第 25 位；而 2024 年三季度末，该公司行业排名为第 21 位。

与此同时，交银施罗德净利润已连续四年回落，从 2021 年 17.86 亿元的高点，下滑至 2025 年的 7.65 亿元。曾经作为营收重要来源的股票型与混合型基金规模接近腰斩，由 2022 年的 1799.63 亿元下降至 815.79 亿元，规模缩水超五成。

核心管理层调整，可以看作交银施罗德做出的一次内部应对。但市场也在关注，这一系列变化能否扭转经营层面的下行态势？

在公募基金行业当中，银行系公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经营特征来看，银行系公募普遍存在 " 重固收、弱权益 " 的业务结构。银行渠道客户整体风险偏好偏低，渠道端更倾向推广波动相对可控的固收类产品，多数机构主动权益业务发展相对薄弱。但主动权益业务对基金公司营收贡献较高，产品费率大多处于 1.2% — 1.5% 区间，显著高于货币基金约 0.3% 的费率水平，也是体现一家公募投研实力与行业品牌的重要板块。

对多数银行系公募而言，固收业务可以依托母行渠道实现自然增长，主动权益业务却需要实打实的投研能力做支撑，这也是不少银行系公募较难补齐的短板。交银施罗德曾是少数打破这一固有印象的银行系公募。

资料显示，交银施罗德成立于 2005 年 8 月，由交通银行、施罗德投资管理、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共同发起设立，三方持股比例分别为 65%、30%、5%。交通银行输出渠道与客户资源，施罗德投资带来两百余年资产管理经验以及海外投研方法论。在合资治理框架下，外资股东派驻投研相关管理人员，将自下而上选股、长期持有的投资体系引入公司内部，这和多数银行系公募偏重资产配置、弱化个股选股的风格形成区别。

依托这套投研体系，交银施罗德培养出一批本土基金经理，王崇、杨浩、何帅是其中代表性人物。三人在市场熊市阶段做出亮眼业绩，成为银行系公募中辨识度很高的权益投资力量，市场将三人称作 " 交银三剑客 "。产品层面，王崇自 2014 年管理交银新成长，长期任职回报在同类产品中位居前列；何帅管理的交银阿尔法核心、交银优势行业同样拥有不错的历史业绩。

凭借主动权益业务的亮眼表现，交银施罗德行业地位持续提升，打破了市场对银行系公募 " 重固收、弱权益 " 的固有认知。

2021 年，交银施罗德走到发展的阶段性高点。当年白马板块行情走强，公司权益类产品整体表现突出，主动权益规模冲高至 2123.92 亿元，规模位居银行系公募首位，跻身全行业前十；公司净利润也创下 17.86 亿元的历史高点。2021 年二季度末，王崇、杨浩、何帅三人合计管理规模超过 820 亿元，占到公司主动权益总规模的四成。

就在市场预期交银施罗德权益业务继续做大做强之时，行业发展拐点悄然到来。

2021 年下半年，市场风格切换，此前支撑交银施罗德走向高点的白马板块，开启了持续数年的调整行情。

交银 " 三剑客 " 的产品业绩随之承受压力。王崇、杨浩、何帅投资框架虽各有侧重，但核心均为自下而上挖掘成长标的、长期持有。这套投资模式在 2019 — 2021 年的市场环境中适配度很高，那一轮行情收益很大程度上来自优质企业估值持续抬升。随着市场风格发生变化，白马股估值持续回调，这套过往行之有效的投资框架，市场适配性明显下降。

和业绩同步见顶的，还有基金管理规模。" 三剑客 " 规模快速扩张的阶段，恰好对应成长板块估值高位区间。合计超 800 亿元的管理体量意味着，一旦市场风向逆转，庞大的规模会进一步放大产品回撤；在高体量下调整持仓结构，操作难度与交易成本都远高于小规模产品。受规模拖累，几位基金经理很难在风格切换之后快速完成投资调整。

业绩持续走弱之后，产品迎来赎回压力。王崇管理规模从巅峰 347 亿元回落至 2026 年一季度末 44.62 亿元，降幅 87%；杨浩从 367 亿元回落至 29.81 亿元，降幅 92%；何帅由 217 亿元回落至 73.39 亿元。截至 2026 年一季度末，交银施罗德股混基金合计规模 815.79 亿元，对比 2022 年一季度末 1799.63 亿元，缩水幅度超五成。

规模大幅回落的背后，折射出交银施罗德权益业务潜藏的结构性问题：公司权益投资实力高度集中于王崇、杨浩、何帅等少数明星基金经理，并未完全沉淀为平台化投研能力。这种模式在市场上行阶段效率突出，个人投资决策链条短，业绩兑现快，能够快速积累规模与市场口碑；但在市场下行周期，也容易受到冲击。当核心基金经理投资风格阶段性不适配市场，就会直接影响公司整体权益板块表现。

伴随 " 三剑客 " 业绩阶段性承压，公司既缺少平台化投研体系承接业务，也尚未建立完善的新风格基金经理孵化机制，权益规模由此持续收缩。

渠道端的变化，进一步加剧权益业务的收缩。交银三剑客获得市场广泛关注时，恰逢公募借助互联网平台触达海量个人投资者，业绩突出的基金经理成为渠道主推对象，他们也吃到这一波流量红利。

2021 年之后，互联网平台的产品推介逻辑发生转变，不再把明星基金经理作为核心推广抓手；经历市场波动之后，普通投资者对明星基金经理光环也趋于理性。交银施罗德原本优势的权益产品，失去重要线上流量渠道。回到银行渠道，客户风险偏好更偏向固收、货币类产品，权益产品缺少销售土壤。两大重要渠道一退一弱，权益业务发展两头承压。

权益规模萎缩之后，公司规模结构向货币类产品倾斜。截至 2026 年一季度末，交银施罗德货币基金规模 2972.02 亿元，较 2022 年 1957.49 亿元增长超五成，该品类占公司总规模接近六成。货币基金占比抬升，内部资源配置进一步向固收、货币业务倾斜，主动权益板块在公司内部的资源优先级有所下降。

业务结构变化，也传导至利润端，公司净利润自 2021 年高点之后连续四年下行：2022 年 15.81 亿元、2023 年 12.01 亿元、2024 年 8.79 亿元、2025 年 7.65 亿元，利润累计缩水超十亿元。

权益业务受挤压带来的影响，首先体现在人才流动层面。

2024 年 6 月，中生代基金经理田彧龙卸任交银数据产业、交银产业机遇两只产品后离职，两个月后完成私募机构备案，由公募转向私募行业。2025 年 9 月，另一位被市场寄予期待的基金经理刘鹏卸任交银先进制造、交银启明、交银均衡成长一年持有三只基金。离任之前，刘鹏管理规模从 2021 年四季度 267.38 亿元降至 91.25 亿元，规模下降 66%。此前被视作交银施罗德中生代权益力量的组合，目前仅剩下杨金金继续留任。

杨金金是现阶段交银施罗德为数不多的百亿级权益基金经理，2026 年一季度管理规模 104.6 亿元，也是公司权益投研的重要代表人物，但其管理产品同样面临业绩波动压力，2026 年二季度旗下产品净值回撤超过 10%。

中生代基金经理陆续离开，业绩波动只是表层因素，更深层来自权益条线在公司内部的定位变化。当货币、固收成为规模与收入的主要支柱，资源分配、产品布局、激励机制随之向两条业务线倾斜，权益投研的资源被不断压缩。对于权益基金经理而言，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容易面临管理规模缩水、预期回报下降、成长空间受限等现实问题，部分人员选择向外流动。

面对权益业务的持续收缩，交银施罗德也在多方面做出调整，但转型推进并不轻松。

人事层面，2025 年 6 月，有着交通银行体系工作背景的袁庆伟出任总经理；2026 年 6 月，董事长张宏良到龄退休。一年之内，公司两大核心管理层完成更替。公开履历显示，袁庆伟曾任职交通银行乌鲁木齐分行、总行资产托管业务中心、金融机构部、资产管理业务中心等多个岗位，过往没有公募基金直接管理经验。管理层调整释放出求变信号，但新任高管同样来自股东体系，公司六任董事长均出自交通银行，管理层更迭能否带来经营思路的实质改变，市场仍有待观察。

产品层面，2025 年 9 月，交银施罗德时隔 14 年重启 ETF 业务，上报中证智选沪深港科技 50ETF，主打覆盖沪深港三地硬科技的差异化定位。该产品 2025 年 12 月成立时规模 3.92 亿元，到 2026 年 3 月末回落至 1.16 亿元，存在规模迷你化的风险。ETF 赛道比拼渠道能力与品牌号召力，交银施罗德在该领域的竞争力尚待市场验证。

业务方向上，2026 年 5 月，交银施罗德发行交银智远量化选股发起式基金，布局量化投资赛道。该产品提前结束募集，最终认购户数 5 户，募集总规模 1022.21 万元，其中公司自购 1000 万元，员工自购 21.21 万元，外部普通投资者认购仅 1 万元。同期公司还发行另一只量化产品，两只产品均由量化投资部副总监蔡铮管理。

这并非公司第一次布局量化。早在 2018 年 5 月，交银施罗德就成立致远量化智投策略基金，初始募集 2.3 亿元，运作两年后清盘，存续期累计收益率 3.5%。在主动权益发展较好的阶段，这一次量化尝试并未引发足够重视。如今权益业务承压，公司把量化当作新的规模突破口，但新产品认购数据反映出，外部市场对其量化投研能力尚未形成充分认可。

ETF、量化接连布局，转型尝试效果有限，说明交银施罗德的核心矛盾并不单纯在于产品供给。

无论是 ETF 还是量化赛道，产品能否获得市场认可，最终取决于投研实力与品牌号召力。如果投研体系难以持续创造超额收益，新产品也很难实现规模留存，单纯切换赛道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整体来看，交银施罗德权益业务走弱，是业绩、规模、营收、人才多重因素互相传导的结果：业绩波动引发投资者赎回，赎回推动规模收缩，规模下滑压制营收水平，营收变化进一步造成权益业务资源受限，资源不足带来人才流失，人才流失又反向影响投资业绩。

在这套循环当中，更换管理层能够优化人事架构，但很难直接改变已经形成的业务结构。

交银施罗德依然存在重振权益业务的可能性，但前提是搭建起平台化投研体系，让投资能力从少数基金经理个人沉淀到组织层面，完成新生代投研力量的接续培养。这需要较长的建设周期，而公募行业竞争日趋激烈，留给公司调整的时间并不宽裕。